周恩来乘车在阜成门曾遇险 非司机驾卡车几乎相撞(4)

　　欢迎越南总理范文同万人大会一散，周总理送客人上车后，坐车回中南海西花厅。我就利用行车的空当时间，把许经理的汇报和公安局对这次事故性质的认定，向总理作了汇报。

　　张兴辰知道周总理的车几乎在他的错误中出了事，给厂里惹了麻烦，闯了祸，非常懊悔，也非常害怕，单等处理。那位借给他车钥匙的班长，也很气恼，埋怨自己不该碍于情面，不该把钥匙交给他。厂里知道这件事的人，也都认为闯了通天大祸，会有好戏瞧！厂里上上下下没有不议论这事的。

　　从警卫工作角度看，这次幸免于难，首先是司机发现对方早，及时采取了调头、煞车的措施。周恩来总理和我们发现也早，及时做好了准备撞击的预备反应。如果是未发现或发现较迟，我们都将会处于毫无防备或措手不及的状态，即使不被撞死撞伤，也会在车厢里翻滚致伤。其次是吉斯车车身长而重，比较稳，所以虽然来了个原地猛调头、急煞车，而没有失去重心，在马路上翻倒。这次要是一般车是非翻倒不可，那后果就严重了。

　　“荒唐！(“荒唐”是总理批评人最重的语言)怎么能随便开车出来玩？多危险！”周总理很严肃地说。接着又向我交代：通过市公安局转告电车厂领导，要他们结合这次事故对全厂职工进行教育，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厂里要加强制度管理，没有制度不行，有制度不执行同样不行；对那位私自开卡车出厂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工作，不要因为是遇上我的车而加重处分。最后叮嘱我说：“厂里对这件事的处理和落实情况，你以后去了解清楚，再告诉我。”他从来不让我们直接插手过问一个单位的工作，有什么事总是通过组织系统，这次是一个例外。也许是电车公司许经理曾经到人民大会堂和我们谈过的缘故，不然，他是决不会让我们再到电车公司去了解对这件事的处理和落实情况的。据我所知他自己向来也不直接处理各单位的事务。

　　随后，周总理又要我们注意安全，并说：有时候为了赶时间开快车，是我叫开的，这怨不得你们。但遇到红灯时绝对不能闯。我是总理，应该带头遵守交通规则。又说：我的车是不能撞人的。总理对乘车曾经做过许多规定，比如雨天行车车轮子不能把路面上的泥水溅到行人身上；进会场不能抢人家的车道；不能停在老人的车前；不能先于老人退场；不要停车场的交通民警给予特殊的照顾，等等。他这些要求，不仅仅体现了他严于律己的高尚情操，而且说明了他对北京市的交通管理要求很高。他曾不止一次地说：北京的交通管理，应该成为世界各国首都中比较好的。解放初期，周恩来总理到日内瓦出席国际会议，在那里他曾注意观察过人家的交通管理。回来后，他告诉当时任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罗瑞卿，要仿效外国人在马路中间划上分界线，把上行车和下行车分开。同时提出，交通民警的现行制服颜色不明显，不易辨别，不利于指挥和管理。1958年，有一次他发现在东、西长安街值勤的交通民警中有女民警，当即告诉公安部门，指挥交通是一项精神紧张而且劳动强度大的工作，女同志的生理和体力均不适合。遵照他的指示，北京市立即取消了女交通民警的建制。

　　我们回到中南海，走进西花厅客厅，恰好邓大姐也在。周总理告诉她：“我今天差点出了大车祸！多亏老杨开车技术高，处理得当，这才避免了车祸。这是我坐汽车第三次遇险。”邓大姐一听吃了一惊。我连忙把事情的经过向邓大姐作了汇报，邓大姐这才长出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