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周总理又向我们讲了前两次坐汽车遇险的经过。第一次是1925年8月23日,也就是廖仲恺先生遇刺的第四天晚上,当时他担任“廖案检查委员会”的委员,坐汽车回司令部时,因临时改变了口令,回答不对,被门卫哨兵用机枪扫射打死了他的司机和护兵。第二次是1937年5月,他坐汽车从延安去西安,在陕北崂山遇到土匪的埋伏,警卫和司机大部分伤亡。
几天后,我找北京市公安局了解电车公司有关那次事故的处理和落实情况,公安局告诉我,他们已经抓了制度和措施的落实,张兴辰给了警告处分。并说,厂里有些人反映,张兴辰幸亏遇到的是周总理,要不然,降级、开除、蹲大牢都有可能。
前不久,我在整理撰写本文的时候,又去访问了原北京市电车一厂的有关人员,本想找当时的当事者张兴辰谈谈,原电车一厂厂长张维仁向我讲了一件很不幸的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厂里的纪律和制度都被砸烂了,管理没人抓。一天张兴辰去检修电车,违反操作规程,没有切断电源就俯下身去检修,不慎触通了电源,电车突然启动,从他身上轧了过去,未能救活。我听了不由一怔:怎么这回又是他?又是违反制度和纪律……周总理如果尚在,我不知应该怎样向他报告,也不知他又该说些什么。(本文摘自《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成元功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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