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萍:一个偶像的华丽转身 不再是春晚的高贵模样

　　倪萍：一个偶像的华丽转身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的向往，我没有放弃过对这个社会的感受，我老说我岁数大了，但我从来没有麻木过。”

　　特约记者/乌力斯

　　倪萍52岁了。

　　她不再是春晚身穿旗袍的高贵模样。那时的倪萍，是十几亿中国人熟悉的，永远不老的靓丽形象。她优雅、高挑、甜美、风情万种，在央视的各种节日庆典和晚会上，光彩夺目，微笑着站在华丽的舞台上。

　　她是作家。在给新书《姥姥语录》做巡回签名售书时，很多观众挤到她面前，就想看看电视里的真人。围着看了一会，好多人失望地摇头说：“倪萍老了，不如电视上好看。”倪萍乐了：“观众不能老想着我电视上的样子，那会儿是20多岁，我现在都52岁了。”

　　她是个女孩，两年前，她失去了陪伴她长大的姥姥，长歌当哭，《月子》后捧出了让人落泪的《姥姥语录》；她是一个母亲，为给患先天性白内障的儿子虎子治疗眼睛，从北京到美国，她操碎了心；她也是一个妻子，经历了情变情迁，她和杨亚洲走到了一起。她热心慈善，为母亲水窖工程、中国青少年基金和汶川地震各捐款100万元。在上个月的慈善拍卖会上捐了两幅画，卖了118万元。

　　如今的她，比过去胖了，衣服基本上以灰色为主，盘起的头发也有了白发，额头也有了密集的纹路，不再穿晚礼服，也不再化妆、抹发胶。除了外出拍电影、电视剧，平时基本上呆在书房里写作、画画。和朋友、熟人在一起，偶尔还会抽上一根烟。

　　这个真实的形象让很多熟悉她的观众惊讶。“人都是会老的，那天我在菜场碰见一位大姐，她说，你是倪萍吗？怎么老成这样了！说着我俩都哭了。50多岁了，肯定跟20多岁时候不一样了，我很坦然。大姐还问我‘你是不是过得不好’，我说‘挺好的，而且特别自在’。”

　　离开央视离开春晚，把人事关系转到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这十几年里，倪萍一直在证明自己，她工作的舞台不光只有春晚和综艺，还有电视剧、电影、文学和美术。她甚至还想证明自己在电视上还有其他可能，还先后主持了贵州卫视《中国农民工》和云南卫视的《民生大议》。

　　在央视之前，她是一个科班出身的演员。演过电视剧《美丽的事》、《浪漫的事》、《雪花那个飘》，电影《美丽的大脚》、《泥鳅也是鱼》，先后获得“金鸡奖”最佳女主角、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女主角奖和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这些足以证明，演员的本事，她没有丢。

　　拍《月嫂》时，倪萍素颜演出，两只眼睛接连发炎红肿，左眼肿了，就把右脸对着镜头；右眼肿了，就把左脸对着镜头。她妈在青岛看电视，马上给女儿打电话，问她为什么不化妆就上电视演戏了。

　　在全国热映的电影《大太阳》里，整个电影全部采用实景拍摄，为真实还原主人公的形象，倪萍的很多戏，都是在汶川地震废墟上拍的。“电影里有个长镜头，我得爬进五六米深的废墟里，结果在里面我看到了书包、尺子、铅笔盒……全是废墟下的实物。”

　　拍电影《美丽的大脚》时，倪萍为真实还原主人公的形象，竟三个月没洗澡、洗头。“不少年轻演员看我以这样的方式塑造人物，都觉得学不来。但对我来说，演员得有点职业精神，这是个笨办法，但讨巧、管用。”后来倪萍凭该片获得了多项大奖。

　　在准备这次采访前，记者在百度百科里看到倪萍简历下有网友归纳倪萍的情感和婚姻状况：“倪萍第一任丈夫是在山东时结合的，早年在山东工作的倪萍因赌气匆匆走进婚姻，并育有一女，后来，28岁的倪萍调到北京中央电视台工作后，二人分手；后来倪萍与演小品的郭达和电影导演陈凯歌恋爱；倪萍在《日子》一书中，将她与陈凯歌的这段情感描述为“这是一段没有自尊、失去自我的日子”。1997年，经过牛群夫妇介绍，倪萍与摄影家王文澜结婚，40岁生下儿子虎子；2005年与王文澜离婚后不久，就与多次合作过的导演杨亚洲喜结连理，低调办完了婚事。”但是倪萍并不愿意就自己的感情生活多说什么，也不愿回应其他相关人的指责和攻击，她不想说是怕“牵涉到其他人”，而且“你给人一个想交待的东西，有时候反而容易把大家的焦点一下子拉到这上面来了”。

　　不管在工作还是生活中，倪萍现在只做她自己。

　　姥姥和我更像母女

　　记者：无论是在《姥姥语录》还是在《日子》里，姥姥的人生经历都是跳跃性的，没有一个完整的呈现。

　　倪萍：因为我不是写姥姥自传。我姥姥刘鸿卿，一个地道的乡下小脚女人。在她那年月，女人一般都没有名字，她不仅有还那么响亮，原因是她家当时挺富，父亲开了个大染坊，几个兄长都在青岛、烟台一带有买卖。

　　姥姥娘家叫后刘家，兄弟姐妹有在东北的，有在青岛的，她的三个兄弟都是被日本鬼子拿刀捅死的，家里就只剩下三个女儿，她是老大，下面是两个妹妹。旧社会婚姻都按照生辰八字来算，姥姥当时嫁了一个铁匠铺的掌柜——我的姥爷倪润太，于是，这辈子他们就再也没离开过穷。

　　姥姥认命，性格好强，她把日子过得很红火，上山挖野菜，勤俭持家，嫁过来几年，就盖起了五间大瓦房，套起了一个大院子。上梁的那天，来了足有五十个帮工的，可一到吃饭就全走了，谁也舍不得吃一口馒头，都知道这粮食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多少年过去了，姥姥一提起这五间大瓦房就掉泪。

　　我的姥姥只上过半年的识字班，可她清楚，认字是天下最有用的，当年她作主用卖花生种子的钱送我妈妈和舅舅到城里读书，这在那个年代对一个小脚女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上一辈人谁没穿过补丁衣服？姥姥衣服穿旧了，太阳把蓝的都快晒成灰的了，姥姥就把它翻过来，再把它缝上，拿染料染，在锅上腾一腾、蒸一蒸颜色不掉，倒上点醋，穿上和新的一样，她没穿过有补丁的衣服。

　　姥姥几十年，从外形到内心，一直都没有变过，永远是个小老太的模样。

　　记者：你为什么整个童年都是和姥姥一起过的？

　　倪萍：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年代，家里有个大我两岁的哥哥，那时我父母只是机关的一般职员，雇不起保姆，他们又都是要求进步的青年，只好把我送入几个月才接回去一次的长托幼儿园。因为严重缺乏营养，又整日被捆在小木马上，半年下来，我已经成了一个面黄肌瘦的小怪人了。

　　当时，在青岛上学的小姨，暑假回老家，把我的惨状禀报姥姥后，听说姥姥一宿没合眼，把家里所剩的麦子面都烙成了烧饼，连夜摘了一篓子酸苹果，就坐上了由石岛开往青岛的轮船来到我家，把两岁的我带回了水门口。

　　我在水门口住了整三年，当了三年姥姥的小尾巴，她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在我的印象里，姥姥手里有吃不尽的好东西，姥姥的肚子里有讲不完的好故事，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姥姥的故事都是出自《三国》、《水浒》、《聊斋》，真、善、美，假、恶、丑，在姥姥的嘴里都明明白白。所以说，我的启蒙老师是姥姥。后来，因为要上学了，只好回到青岛我妈身边，可是姥姥的记忆已经注入了我的生命。

　　记者：你把和姥姥在一起的童年，当作你人生里最快乐的日子。

　　倪萍：姥姥家真的算是村里日子过得最好的人家之一，原因就是他们特别勤劳。比如说我到姥姥家，地里有香瓜，苹果树特别低，还有柿子、红枣，吃不完的水果。菜园子里吃不完的黄瓜、西红柿、茄子、豆角，永远是韭菜割完这一茬就割那一茬。那时候苹果不能卖，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两棵苹果树，一年结1700斤苹果。漫长的冬天，我们都没断过吃苹果，都埋在地窖里，成筐地吃。

　　姥姥家里还有小姨，她比我大7岁，手心手背，这边是闺女，那边是外孙女，但我永远吃得比小姨好得多，好东西都让我吃了。村里来了戏班什么的，就老早占上座位，领着我去看。

　　姥姥喜欢人多，一辈子没分过家，一直和儿女在一块，儿女最后都在城里工作，留下一个二舅还在农村。姥姥很招人，姥姥住在我家的时候，儿女整天来，孙子、孙女，都在她眼前。

　　记者：姥姥晚年是一直住你家吧？

　　倪萍：我姥姥就愿意呆在我家里。如果姥姥说，在我妈那里过得自由、在我舅舅那里过得自由，我就一秒钟都不犹豫，把她送走。姥姥晚年都是在我家过的，死都死在北京，因为她在我这儿最自由、最受宠。姥姥要是要月亮，我能摘到就一定摘，就变法子让姥姥快乐。

　　姥姥在很麻烦，你想睡个懒觉，五点就听那边咳嗽了，她就轻手轻脚地看看你醒了没有，我就假装睡。因为姥姥在这儿，我们家族都在我家。我特别早就买大房子了，就是让一家子人都挤在一块，让姥姥高兴。谁愿意把兄弟姐妹都弄到家里住着，光这门吧，这个八点回来，那个十点回来，门永远是开的，家里永远是闹的，谁不愿意安静呢？家里亲戚频繁地往来，吃喝住，路费都是我承担，我的钱都这么散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她能活到99岁。70多岁我就觉得姥姥快走了，5年过去了，又是5年，又是5年，一直到99岁。姥姥在的时候我真的挺累的。但累得很快乐。那也是我最忙的时候，电视整天直播，回家我又怕姥姥闲着，让她把这个礼服给我叠好了，叠好以后说不好，你再叠，我可以送到洗染店去，但我就是想让她有事干。

　　1982年我靠演出挣了8000块钱，这是我人生里第一次挣这么大笔钱。小时候姥姥太穷了，我眼看着姥姥连点油的钱都没有，我就想让姥姥数钱高兴一下。那时候还没有100块的钱，钱我早就数过了，一张也不少，我故意弄得乱七八糟。姥姥关上门，数两张再拿枕头压着，再把窗帘拉上，开个缝就在那里数钱，最后包成80捆。

　　我说姥姥咱们把钱都分了吧。姥姥说你挣了钱别怕家里人知道，叫你妈知道你1万块钱成了2万块钱，叫你哥知道2万成3万了，大家都高兴。那晚，我姥姥是伸直了腿，挺着肚子在那里睡，有这么多钱，踏实啊。第二天，我姥姥装着出去没事一样，把家里人一一给叫来，把门关上：这个500、那个300地分着钱，我们俩一脖颈汗。我看着她那种快乐，就是一转身眼泪就噼里啪啦地往外跳。

　　记者：你和母亲的感情为什么不如和姥姥那样深？

　　倪萍：我为什么和姥姥亲，不和我妈妈亲呢？这跟我妈妈个性有关系，我妈就是特别严厉的人，用我姥姥的话说：你妈给人一块糖吃，总是外面抹上辣椒，你吃吧，里面肯定是甜的，都是好心。我妈严厉，你刚要拿肥皂洗手，我妈不知道在哪里能看见，那么远：“没看见小肥皂？(那肥皂底下还弄一块小的)就拿小的用！”你刚这么一坐，伸一个懒腰，“你没有骨头啊，挺直了！”

　　姥姥从来不这么说，姥姥说这么好的身板还这么坐着？姥姥就是把芝麻要夸成西瓜，夸着夸着就成西瓜了。我妈从来不是，你刚要拿大馒头吃，我妈说：“眼珠子没有看见小馒头，留着给谁吃啊？”

　　我真的感谢我妈这种严厉，使我一分钟不敢闲着。刚写完作业，我妈说，洗脚了吗？其实我刚想着洗，喘着口气再去洗脚，就这样逼着你，因为她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所以现在，我姥姥走了，我妈也在我这里住。有时候看见我妈在下面练剑，两个小时，我有时候真想上去，扶着我妈说：歇一会，别这么练了。但我知道，她一定不喜欢。

　　为什么我在姥姥的生活里，感觉过得那么有滋有味？往深里说，那是一个人性自由的世界，你犯了错，姥姥也都特别能理解，马上说下回不这样。要我妈，三遍五遍地检查，写不完。姥姥说有这个态度，姥姥就相信你下回能改，你就真能改。我妈说完我也能改，但是我心里咬牙切齿地想着，就是对抗。

　　姥姥的美德和智慧

　　记者：你这本书叫《姥姥语录》，你写这本书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呢？

　　倪萍：早几年我从来没有想过写这样一本书，因为姥姥说的这些话，就像空气、喝水一样，和姥姥在一起的50年，我一点都没觉得珍贵，我以为每个家的老人都这样。后来姥姥不在了，我回想姥姥说的很多话，都说对了。姥姥走了这两年，我心里始终想念，写书是我和她的一种对话方式，我坐下来真正写的时候，实际上是往外拽自己，和姥姥说话。我姥姥认识我50年了，她从医院里把我抱出来，一直到姥姥死的那一年，我正好虚岁50，小时候是姥姥拉着我的手往前走，长大了，我拉着姥姥的手往前走，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俩一定要分开的。

　　记者：姥姥有她这样的农村妇女的传统美德和智慧。

　　倪萍：姥姥给东西从来是得让人家下得来台：“这是福，你不接着这个福啊，你愿意接穷啊，这都是福啊，不是钱啊。”她内心一定是那种转化了的善，转化人和人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美好。

　　姥姥不认字，闷得慌，我给她念张洁《世上最疼我的人去了》，姥姥听得入迷了，后来就逼着我念给她听，那本书不到三天就念完了。张洁妈妈死了之后，我姥姥过年送了大馒头，姥姥还说过年时你给张洁再送两个。我说，你以为北京是老家啊，提着馒头让人家家去敲门了。我知道姥姥对她的牵挂，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力量。

　　季羡林走了，他穿着的那棉袄，就是姥姥做的。姥姥比季羡林大三岁。季老有那么多书，她不认字，她就翻书，看画。有一次我去南开大学参加校庆，季老穿了四件衣服，在台上跟稻草人一样的，里面绒衣、毛衣。我说人真可怜，姥姥你看他穿的啥衣服啊。姥姥说，我给他做件棉袄吧。那一年姥姥上友谊商店买丝绸，回来大针小脚地给季羡林做了一件中式棉袄，季老很喜欢，马上就穿上了。

　　姥姥很忧伤自己不认识字。家里的保姆，如果说要看报，她一定不让保姆干活，自己抢着干，因为她觉得看书学习是美好的事情。姥姥看着季羡林，也会觉得同样都是人，这个岁数了，怎么人家一本一本写书，她为什么都不能，然后她就很哀伤。

　　后来姥姥认识莫言，莫言最初写书的目的特别单纯，就为了能吃上饺子，一天吃三顿饭。姥姥说，这就是好样的，一个人连吃饭的决心都没有，能有什么出息。我们说，这莫言长那么难看，小眼睛。姥姥说村里人全长这样的，好看。

　　记者：你的人格形成，其实姥姥对你的影响很大。

　　倪萍：太有关系了。比如说我的主持风格，以我这种记忆力和脑子，我背它一千首古诗，背一千个成语，出口成章就是一个技术活。但是我真的不崇尚这个，我不愿意说让人听不懂的话，于是我把这个成语说破了，打碎了，摔到地上，再从地上捡起来。包括我写作，咬文嚼字的东西，听不懂的东西，披上很多华丽的外衣的东西，我都想扯下来，人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你自身真实的东西。主持风格和写作也是一样。我特别崇尚那些有本事把最高级的道理用大白话说出来的人。这不是姥姥教的，是姥姥的影响。

　　比如有时候我跟表妹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别老想拔那个尖，过平凡的日子挺好。姥姥说别听你姐的，你姐净骗你们，她自己站山顶上了，山底下都是砖，有本事上山顶去忙。我说姥姥，都上山，那山尖上能站几个人，上不去很痛苦。姥姥说上不了大山上小山啊，爬不了那山，就爬家门口的山，上山看就不一样，你姐就自己上山不让你们上山。姥姥这话里渗透着大道理，人生就是光荣和梦想啊。

　　姥姥说，季羡林的妈是大妈，一定得成就自己的儿子。我说季羡林妈妈当时为什么不把儿子拽回来，在济南上学陪自己。一个孤老婆子，一天一天地熬日子，有儿看不见。姥姥却觉得季羡林的妈，40多岁死了是享福去了。史铁生的妈不该走，这个孩子连腿都没有了，你不该走，应该多陪陪他。

　　春晚的对和错

　　记者：在过去十几年，你一直是国内最有名的文艺主持人，你的感性主持风格是怎样形成的？

　　倪萍：进入电视行业，很多人觉得我是业余范儿，因为我和杨澜都没有在广播学院正式毕业。其实我进入这个圈子时在话剧界已经有很好的位置了，我是山东年轻演员里第一个拍电影的，离开山东时我已经是山东电影家协会的副主席，而且当时我在年轻演员中拿的工资是最高的，所以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我在这不行了可以扭身就走，这是第一，我没有负担。

　　第二，我确确实实没有任何广院的手册，没有规矩，人就会胆大。没有做电视之前，我是一个忠实的电视观众，我不喜欢老师教育别人的话，我愿意听平等对话的主持人，比如李晓斌，他说话不成规矩，没有方圆，你要是拿笔记下来形成不了一篇文章，他动不动就会说：“你要觉得这个好看，我就把他叫出来让他再给你演一遍”，要是正儿八经的主持人一定会说：“观众朋友，您要是欢迎的话我提议大家以热烈的掌声请他再为我们表演一段好吗”。

　　第三个原因是现场直播。现场直播就是：枪打响了后，指挥官在现场说了算，后方指挥不了我。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最大的动力还是我内心潜在的观众意识。我第一次上《综艺大观》就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从前和大家一样，是一个观众，但从今天开始我从观众走向这个主持台了，我愿意在观众和主持人之间搭起一个桥梁”，这是我自己写的，是我当时由衷的心里话。我真的第一次就赢得了观众，因为我说了观众想说的话。

　　记者：十几年里，你一直是央视春晚和其他重要晚会的主持人。直播对你重要吗？

　　倪萍：现场直播，前方的我其实在一个最显赫的位置上，拥有的权力也最大。国庆40周年、45周年的天安门直播都是我做的，我在总控室，35个讯道随时都可能切到我。

　　我在的时候，所有重大晚会我都是最重要的主持，首先我的力量来自信任，这个信任来自他们了解我，我能力有限，但我是最认真的人，所有的岗位和节目他们只要交给我，我只会给他们完成、绝不会把它掉下来，这种信任使得后来我在舞台上基本上就是核心。

　　那么，反过来，因为放心，他们对我也不会有太多的要求和限制，我的想法都能够得到尝试和实验。直播给我提供了很多能说废话的机会，如果不是现场直播，都是用字幕提示器或背写好了的稿子，就不大会有今天的我。现场直播导演会说：“这段时间没节目了，我们浓缩了，你随便说”，我就会即兴说。

　　比如我看到主持这么多期《综艺大观》了，很少有老年人来——我们的票当时非常难搞——我就说：“现场哪位朋友告诉我，你是带着你妈妈或者你父亲来看综艺大观的？”找了半天有个小伙子举手了，我说：“好孩子，你真好，我们有了票了，先想着自己的孩子，我让我孩子见识见识，实际上家里最想出来看一辈子没机会出来看的是我们的母亲”，谁想着自己的母亲？我说：“我们全体为这个孩子鼓掌”，“这个妈妈此时此刻应该最骄傲最自豪，这是孝顺，不是陪妈妈吃饭就是孝顺，给妈妈一百块钱就是孝顺”，大概是这样一段话。

　　后来在我节目当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直发展到最后感人的事都往我那堆，今天说这个孩子快要死了，明天那个孩子得了骨癌了……我是那种眼泪特别不值钱的人、所谓眼窝子浅的人，发展到后来，大家说我煽情的时候，我也不是一点都不承认。任何事情都有分寸，我觉得我做得过了，我内心积累了太多，但观众不知道，于是我就自己感动了，观众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应该反过来，让观众知道了，而我的感动已经完全埋在心里了，观众就会感动，就不会反感。后来我也在总结我自己，其实大家看春晚，看够我了，他们需要新的娱乐性的东西出现。

　　记者：王军霞上春晚的那次，怎么那么激动？

　　倪萍：那年春节王军霞的出现，其实我的原台词规定：介绍了她之后，再说一段“祖国为你骄傲，你是祖国的好儿女”这样的话，但我就是说不下去，声音哽咽着。其实我这里边是有背景的。

　　我的习惯是在采访每一个嘉宾之前，无论是大小采访我一定见见本人，我会通上电，我要看看他。那天晚上快要直播了，她正在二楼吃盒饭，那时候王军霞特别风光，马俊仁都不让人靠近她。我那时候也特别风光，我就直接进去了，跟王军霞聊了两句，王军霞满脸疙瘩瘦小地在那坐着，也没有一个世界冠军的风采。

　　过了一会，马俊仁出去了，我说：“你训练到底苦成什么样？”她停了一下，把袜子脱了，给我看了一下脚：十个脚指甲盖全都没有了，全是红肉疙瘩，我当时就哭了。十指连心，指甲盖都磨得一点没有了，光是粉红色的肉，作为人来说看到怎么能不难受。我说：“不用说了，你快吃饭吧，我走了。”

　　后来我站在台上，王军霞出现，我在介绍她的时候，心里突然就想起这一幕了，她怎么为祖国拼搏、马俊仁怎么领她练、怎么拿车拖着她，这些已经在脑后了，在我心里存着的就是我看到的那十个肉疙瘩。我当时就控制不住情绪了……

　　记者：你为什么不对电视机前的观众介绍这个细节呢？

　　倪萍：没时间介绍，春节晚会一秒钟都是广告时间。我现在经常跟朱军说，你们最会煽情了，抓住一点素材就放大。我当主持人的那会，这样的素材有的是，但我那个时候也不懂得细节和背景的重要性，你要把那些细节说出来观众就能接受。你前面都堵着，然后突然来一个，就会觉得很煽情。但是现在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观众可能心理上又有种需求。我认为一些电视节目煽情的成分太大了，我跟所有主持人见面都说，你们比我会煽情。

　　主动离开央视

　　记者：你为什么离开央视？当时好多人写信到中央电视台挽留你。

　　倪萍：这是老百姓朴素的感情，直到现在闲着没事的人还老给中央台写信。实际上这完完全全是我的个人选择，原因很简单，我不想重复自己，我不想原地踏步走。

　　我在最后离开春节晚会那一年还是最重要的主持，重要的主持是什么呢？就是当零点钟声敲响了，由你来说“新年的钟声……”，由你来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是这样的一个位置。我那时已经是原地踏步、重复自己了，当我左边是董卿右边是周涛的时候，她们已经非常好了，我站在那里真的是挡着她们，你真能挡住让观众看不见她们也好，你挡不住，你今年能挡住，明年后年能挡住吗？你摁住别人说：“孩子你千万别超过我”，能行吗？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能逼到没有任何退路的时候再走，实际上电影不会等待你的，大屏幕也不能等到50岁再离开，我离开的时候已经接近尾声，才有《美丽的大脚》。女演员不能岁数太大，一出场就演奶奶。

　　记者：董卿和周涛会带给你压力？

　　倪萍：这是现实啊。她们明年后年就一定超过我了。目前综艺节目主持人里我最欣赏的是董卿，因为欣赏她我就会说：“你别骚包啦，还觉得你累你辛苦，你现在拥有的岗位你要珍惜，你要不做了你会后悔会怀念，你现在知道吃苦吗？你得到了多少啊！”我相信我是用心跟她说，她听懂了。

　　当然，这样的综艺晚会不像比赛，你12秒88，我是13秒5，我就明着不行了。综艺晚会就是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从某种印象来说，我们三个其实都差不多。而且我算了如果我手里没有牌的话，我在那个岗位呆下去还能混几年。我会再开一个谈话栏目，做一个制片人，然后一直到台里退休，然后分鸡蛋，分木耳，分其他水果儿，我都拎着回家，过一个这样的日子，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在来中央台之前，我就是一个很好的演员，在大家都不认识我的时候，还不知道金鹰奖的时候，家里没有电视的时候，我已经是金鹰奖的最佳女演员了。我自己觉得我在那个领域当中只要努力还是有选择的。我在内心深处，有尝试的愿望，我还要做想做的事情，这也是一个动力。

　　如果说，我在主持行业当中还有特别大的潜力，我也可能会继续走下去。那个时候，我确实在舞台上是核心，那个时候周涛和董卿确实是没有我有经验，我永远不会出错，我永远会特别清楚地知道哪个镜头在对着我们，我特别会调动现场的节奏，快了慢了，时间不够了，都能在我的控制中，随便说句话都不会离大格，这是我强项。但这个东西是不能支撑你走到底的。

　　记者：这么多年，你有后悔过吗？

　　倪萍：有。很多人问离开了你会不会想念这个舞台，会不会后悔，会不会不舍得？我说，这些都有，这是人之常情。但不意味着你就有愿望穿晚礼服再去主持春节晚会。我发自内心地说，我没有一点这样的愿望。

　　银行好不好？当你没有存折的时候，你会到那取钱吗？这个领域我非常怀念并且非常珍惜，就是说深层里有一种爱。

　　记者：在春晚和《综艺大观》以后，你先后做了《文化访谈录》和《聊天》，面对这些不同的节目，你如何转变呢？

　　倪萍：你卖的东西不一样，风格一定会有所转变，比如娱乐节目，过去做综艺节目的时候，我是由衷地喜欢，赵本山上来演一个小品，我有时候看得忘了规定台词，我就会有感而发，我听毛阿敏唱歌真的陶醉，我听冯巩说相声乐得说不了话……这个风格自然会带出来。反过来，我做聊天节目，像文化访谈这样的节目，在谈文化艺术界包括人和人的关系的时候，要进入另外一个领域了，所以风格会有变化，但我骨子里坚守的那个东西实际上还是没变，当时我最有条件做名人节目，但是我做的80%的聊天是和普通人，我对普通人怀有一种感情：特别想替他们说话，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节目就一定做得好，我觉得我还是没有经验。

　　聊天现场观众都很少，而我比较适合做互动的节目，我希望勾起观众的发言，我也希望能让嘉宾发言，我也参与进来。作为主持人，我觉得我说话还是很有特点的，和观众说话的时候，定位是比较好的，知道怎样吸引观众，知道收和放，知道和观众交流。

　　说老百姓的话和为老百姓说话

　　记者：在主持人这个行业，谁对你有影响？

　　倪萍：没有具体的影响。如果非说有，那也是与阅读有关。那时候，我愿意读的书是史铁生的书，写得实在平实，我是他的粉丝；孙犁的很多散文我拿来反复读，干净利落，都是大实话大白话，却有很美的意境和内涵。包括汪曾祺，我当时看了他一个小说，震撼得一中午坐那儿。

　　我的主持风格，很多人说我没有个性。实际上我内心始终在坚守我自己的东西，什么风格？就是自然，我崇尚这个东西，所谓自然，就是在电视上说人话。我的风格真的是有意追求的，我可能将终身追求到底。

　　比如说写书，都知道我写书的时候是1996年，那个时候写书是文化人的事，当我写《日子》的时候，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说：这家伙肯定是捉刀代笔，要不她怎么能出书呢？后来我就跟这样发问的同志说，你还没看，你要看了就知道这样的书不用任何人捉刀代笔，只要认字的、上过初中的都能写，因为它都是大白话，不用捉刀代笔。另一种人说：倪萍这样的家伙要是加入作家协会我就退出，怎么是个人就能写书呢？这两点我都特别能理解，但是我不认同，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内心深处从来是崇尚文化的，而且我认为文化不是能认多少字、背多少成语，我写《日子》的时候有意识地把文化的话化成老百姓的话，把有学问的话化成没有学问的话，目的很简单，我觉得生活中我怎么说我就怎么写，这样便于我和读者沟通。包括我在电视主持时也是这样。

　　记者：你怎么看这些年电视的娱乐化趋势？

　　倪萍：我的变化是由于年龄，综艺节目真的有个年龄问题，比如说湖南台，为什么年轻人喜欢，因为主持人和观众同乐，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我看着何炅、汪涵都很可怜，在舞台上把自己拧巴得随便糟蹋……我26岁进来，做了15年之后就快40了，像我和赵老师这个年龄，在台上折腾自己都觉得力不从心，也觉得不愿意这样折腾了。

　　中央电视台也很爱护自己的主持人，我就另找空间，比如说谈话节目，我开得挺早的，没有坚持下去，当时我觉得我拥有的东西非常少，不具备做更好更深的节目的知识和能力，另外还有其他诱惑在那里等着我：电影、创作、演员，于是我就退了。

　　记者：你几乎和央视所有的男节目主持人合作过，怎样评价你和他们的合作？

　　倪萍：我和赵老师搭档是最多的，台里这些主持人里面和朱军搭档也是最多的，然后是程前、王刚。我是一个个性不是特别强的人，特别是外表，跟谁搭档都行，我是一个比较能够围着别人转，不需要别人围着我转的人。在搭档上，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差不多跟谁都行。

　　世界上有两种成功的人：一种是强势的人，一种是表面上不强势，内心强势的人。我为什么可以围着别人转？我为什么特别具有团队精神？是因为我太了解电视这个处境了，电视永远是一个人做不成的，你如果让我选择下一辈子的职业，我会选择画画，我会选择写作，为什么呢？这是我骨子里的东西，只有画画和写作是可以自己说了算的，而我现在从事的所有职业，都是需要我配合别人的，依我骨子里的性格是很委屈的，我要放弃很多东西，但是我为什么能够放弃？这跟出身、家庭教育和后来的成长环境有极大的关系，我从小就是一个没有被宠的人，比如说我要围着我哥哥转，我们家那时候就订一袋牛奶是我哥哥喝，我就天然觉得我不应该喝，煎一个鸡蛋是我哥哥吃，我吃的就是锅里剩的油再拌点豆腐，但是我认同。于是我长得恨不得比我哥哥还高，而且还经常笑他，你看，妈这投资投错了吧。

　　记者：怎么看待程前后来的变化？

　　倪萍：程前不做主持人很可惜，做主持人是要有条件的，就像刘翔，除了跑得快、训练科学外，还有很大的优势，就是先天的能力，其他人后半夜不睡地训练也练不出来。主持人也是这样，有天然的东西在里面。程前身上有。但程前离开中央电视台后，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而且有了定位还要有平台，还要有机会，这三点凑在一起才行，每个主持人都是这样的。

　　记者：崔永元呢？在他的“小崔会客”里，他对一个部长和一个老百姓的态度是平等的。

　　倪萍：我喜欢小崔的原因就是，小崔无私，心中无私对做主持人很重要，这个无私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无私，就是他可能从来没考虑过个人的得失：我这些方面形象怎么样？我这些方面得不得罪部长？无私就是心中有爱，爱谁？爱老百姓，爱受众，他是替受众说话。就是心中的这种爱使他有一个主持人身上的那种金子般的东西，所以他会赢得一些有良心的人的喜欢。

　　人生有许多可能

　　记者：今天的倪萍，走在大街上，可能会让你的那些粉丝失望。你害怕岁月对人的雕刻么？

　　倪萍：所有的名人，包括国家领导人，反正被公众能叫出名来的名人，90%的公众对你的了解，仅限于你呈现在他们面前的那个职业形象。他把电视上的那个你，当成生活中的你了。但这个职业绝不是你人生的全部。于是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赞美、误解，甚至是扼杀。这都不是一个真实的他(她)。

　　比如我，在中央台最辉煌的那个舞台上占据了那么多年，我始终觉得这是机遇和机会。于是，我被赞美的那一部分，和被扼杀的那一部分，其实都不是我。我特别早就悟到了这一点，说实在的，因为时间太漫长，我就不会把人们所有对我的赞美都拉到身上，会为它去纠结，不会。原因很简单，所有不了解我的人，就觉得那就是我，所有了解我的人，了解我的人包括我的同事、家人，跟我走得近的人，知道的是一个真实的我。

　　记者：你不怕被人遗忘？

　　倪萍：我不能总拿着当年综艺大观和春节晚会的辉煌来做我下面的节目，那就是个傻子，总是找二十岁的连衣裙往身上套，超短裙都找出来了，说那个腿是修长的，遗忘你不是那个年龄了。那我现在年龄大了，礼服可能穿不动了，穿上一个褐色的毛衣，就不好看了吗？

　　我生命中滋长了比礼服和年龄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对生活的感悟，我的思想，我的智慧，我对社会的理解，对人的理解，这是最值钱的。如果说我从前是个感受生活的人的话，我现在不是感受了，是我的生命跟它同步在走了。我一点都不是说大话，很多人说你一点都不时尚，不跟着社会、网上发生的事情，我说错了，我说我最时尚，因为我是跟这个时代同步走，甚至我追着这个时代走，我一天脚步都没有放慢过，这个时代吸引着我往前走，每一天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绝对会融入我的生命，这是很珍贵的东西。

　　我对每一件事情执著追求，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不相信积累的东西没有用，比如说我有苦难有灾难，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的向往，我没有放弃过对这个社会的感受，我老说我岁数大了，但我从来没有麻木过。

　　记者：你离开时想当演员，现在你还想回去做电视节目吗？

　　倪萍：现在特别多的电视台找我做谈话节目。了解我的人，我的身边人都撺掇我，都觉得我应该重新出来，应该是时候了。现在愈演愈烈，两会期间好几个台长来跟我说，节目方案都已经很具体了。

　　我现在做电视节目，第一是不想出名，害怕出名，第二不想通过这个赚钱。那抛弃这两项，什么动力支撑你一定要再出来做节目呢？我想了想没有，因为做节目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意味着家和孩子都不太能顾得上。

　　重新穿上战士服，然后挥着枪上战场，战场意味着什么？你可能会受伤，也可能会成为战士，成为将军，成为勇士，都有可能。那对我来说，要不要这么做？你知道人在社会上，个人属性只占40%甚至30%，70%来自社会。

　　我得数数我手里有几张牌，才敢打这个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