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不论何时何地，信仰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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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开始，从党政领导到普通读者再到文化界，很多人都在谈论一本叫做《苦难辉煌》的书，这部由国防大学教授、少将金一南耗费15年时间写就的大书，从当年1月出版到现在，销量已经突破了80万，并入选了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党员干部学习推荐书目”。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以党史为主要写作对象的书，其读者却早已不限于各级党政领导，连许多对党史并不感兴趣的年轻人都加入到读者行列。根据金一南的说法，他做了200多万字的笔记，读了500多本书，查阅了大量原始文献，运用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资料，在许多重大事件上做了独特的解读和分析，最终将历史原貌和文学的生动性有机结合到了一起。
6月3日上午，金一南教授来到南方报业大厦，为集团员工讲授党课。这堂以《苦难辉煌》为基础，结合当今很多实例的课程让很多人听得津津有味。因为在短短的两个小时之内，金一南清晰地揭示了三个问题：在过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存在并且成为中国的执政党；在今天，我们的精神家园到底在哪些地方有缺失，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缺失；在未来，我们究竟应该坚持一种怎样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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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自觉造就了共产党的伟大非凡
●过去时
不能不说，《苦难辉煌》这本书的畅销让我感到意外。这是一本不被人看好的书。在出版之前，出版社曾经找过一些大鳄，策划过王朔的、倪萍的，让他们来进行策划。这些人说，这个书也就7000册，但现在已经卖了80多万册了。我只能说，这个书不是针对干部或者年轻人写的，这是针对人的内心写的。很多人低估了读者群的素质，大家都认为现在是快餐文化，但现在的读者其实是在追求一些东西的，是在想问题的，思考国家命运的。也在追寻党的力量的来源。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当时全党一共也就50多个党员，28年后，这个党夺取了政权。而在夺取政权之后，经过了诸多曲折之路，中国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赶超世界强国。今天世界形势变化，美国人都说，给世界带来最大变化的就是中国的崛起。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美国人认为这个时间应该是2017年，中国人之前预计的是2025年。从1952年的300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到现在的53380亿美元，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先进的中国人的一个梦想。而之前的那些有志青年们，他们不管什么主义，他们要的只是三个字：救中国。虽然中共成立90年，但通过28年，救亡的任务完成了。1840-1949：救中国。1949-2050：发展中国。前一百年历尽坎坷，后一百年也是。
救中国和发展中国，都是关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信仰的产物。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就是最根本的信仰，其他的都是手段。而且，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并不像现在很多书中写的那样，就一直位于历史的中心，就是被人看好可以救中国的那个组织。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时，康有为和梁启超都认为不行。梁启超说，社会化的生产都没有，哪来的社会化的管理？孙中山也认为苏维埃制度不会在中国有生存空间。甚至连共产国际也不认为可以。他们扶持孙中山，帮助建立中共，他们只是想不让北洋政府肆无忌惮地反苏。斯大林也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区别，就是人造黄油和黄油的区别。
但中国共产党人硬是凭着历史自觉从边缘政党变成了执政党，走到了历史舞台中央，还承担了中华民族这么伟大的复兴任务。不能不说的是，过去的那个时代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人。而共产党人值得学习的，不光是不要官不爱财。这些只是个人品格。蒋介石，袁世凯也都不贪钱，袁世凯经手的钱无数，经常拿十几二十万两去贿赂别人，但是他从不给自己的家里攒钱，他死的时候家里没有多少钱。段祺瑞死的时候，家里也是穷嗖嗖的，都是这个劲儿。当年，这些人看钱就跟粪土一样。当时之所以能够搞成事儿，就是因为他们都是这样的人。黄埔军校门口挂着对联写着就是“升官发财请走别处，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这是黄埔精神。蒋介石北伐的时候，之所以一批军阀都不是他的对手，就是凭着这种精神。像我在书里写的，当时武汉的街头富商都在呼喊世界革命万岁，当时是整个一个革命气氛，跟21世纪是完全不一样的。后来蒋介石也很恼火，他说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就剩你们这帮贪钱贪房子的人，把我大陆给丢了。包括我们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他的叔父没有儿子，要把一大笔遗产给他。陈独秀当时在北大当教授，他叔父就派人从家里来找陈独秀，就说少东家我们北京还有几个铺子呢，你先把北京几个铺子看看。陈独秀勃然大怒，说这和我没关系，我要这些干嘛呢，老子要搞革命的，要消灭私有制，就是要革你们的命。《建党伟业》原来有一句话，毛泽东跟他那个很好的女同学讲，我将来要么飞黄腾达，要么如何如何。我当时是这个电影的顾问，我跟他们说这句话必须得改，飞黄腾达是我们今天这些世俗人讲的，毛泽东那时是粪土当年万户侯，当时年轻人的热血和闯劲儿，你以为一官半职和十万两就能买到吗？
现在大家都在说毛泽东。毛泽东的确是让中国共产党从边缘力量走向东方政治舞台中心的关键。在这个过程其居功至伟。他破解了这个主题：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可以存在？如果这个问题现在让大家回答，很多人会选择课本的标准答案：有马克思主义，有共产党领导，有群众拥护，等等。但有这些条件就必然胜利么？当年毛泽东就认为，中国有独特的原因和相当的条件让红色政权存在。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给了红色政权生存的空间。什么叫中国国情？什么叫中国特色？这是我们成功的本源。但因为毛泽东在这方面贡献太大，我们把他神化了。这是我们的一个误区。比如现在大家一说起四渡赤水，就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但是毛泽东在此期间打了两场败仗，但我们现在都不提这些，我们提的都是过五关斩六将，不提走麦城。导致大家以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就一马平川，中国革命就节节胜利，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毛泽东从一大时的记录员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经历了一个很复杂的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与非凡，并不在于是否能够发出神一般的预言，而在于是否能够迅速修正自己的失误，然后迅速采纳别人的正确意见，以实事求是作为共产党人最富生机和最为鲜活的灵魂。如果有人要问：那个年代毛泽东同志最伟大之处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在于那种极为珍贵的历史自觉。所谓历史自觉，既包含对历史运行规律的深刻领悟，更包含对社会发展前景的主动营造。正是以此为基础，我们才真正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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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解构消解了英雄，也消解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家园
●现在时
“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句话2009年被评为最牛话语之一，用这话质问记者的人是河南规划局副局长。此人研究生学历，正处级别，是党培养的干部，这种人连党怎么取得政权都不知道。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没有那么多牺牲，你能取得胜利吗？他这种想法，把我们的根都挖了。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之后，有人认为党与人民的关系就是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我们今天政权的危险不是来自外部，最大的问题来自内部。
不光是党的干部，普通人也一样。前段时间，我去黑龙江的时候，到了黑瞎子岛附近的中俄边界。驻守在那边的边防团团长告诉我，他看到过江对岸的俄罗斯城市里有一个无名烈士墓。每年都有很多人去祭拜那个墓，老人，年轻人，孩子都有。经常是孩子哭大人哭，大人小孩哭成一片。那位团长给我讲这个故事后，我也很受触动。我说为什么孩子哭？都是三岁五岁的小孩子，他们不可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孩子哭是因为大人在哭，是因为有那么多老师在哭。现在俄罗斯的青年人，他们结婚时，必定要到无名烈士墓前献花，这已经成了俄罗斯婚礼的标准流程了。这个国家的民族内核、精神内涵是多么的强大，拥有这样精神的民族，它是能被人奴役的吗？它是能出大量的“俄奸”的吗？
俄罗斯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我们的1/5，它的国防投入只有我们的2/3，但他们国家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采取了什么行动？南千岛群岛有争议，美日在日本海那里举行联合军演，但他们就可以派出飞机飞到航空母舰上空，逼得美国人停下演习，向俄罗斯抗议。
当碰到这样的挑战时，军力不够，国力不够，不能作为理由。当然这个说法不能说是错的，但这个命题里隐含着另外一个命题：我们在用物质取代精神。我们总在幻想着，当物质强了，精神同样会强大。但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们永远不会有这一天。物质和精神相互补充，但无法相互取代。
我们今天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东西差异，南北差异，发达不发达的差异，同地区的蓝领白领的差异，领导和被领导的差异，所有差异都在产生矛盾，矛盾会引发冲突，冲突会产生危机，危机会导致分裂。现在我们想的是，蓝领好了白领就好了，领导好了被领导的也好了，发达地区多了不发达地区就少了。但这种对立会越来越多。我们如何在发展的过程中才会避免孙中山当年说的“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
再举一个例子，还是黑龙江边界，三号界碑。界碑上都是有国徽的。还是那个团长告诉我，这个界碑上的国徽以前经常丢。为什么丢了？因为国徽是铅做的，被人偷出去卖钱了！他们在换了几个国徽之后，最后终于忍不住了，每天都派一个战士在那里守着，让他们不敢偷。这不是民族出现问题了么？眼中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了。国徽那是什么含义？他们眼中，那是钱，废品回收站也敢收，在他们眼里那不是国徽，那是铅块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需要一些只能供奉，不能亵渎的图腾？我们是否需要这样一些图腾？国旗，国徽，国歌，不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么？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英雄主义的需求，民族精神的养育，历史文化的传承，不但是应对时代变迁，带来思想文化挑战的有力武器，更是通过精神认同、历史认同，实现国家团结统一的坚实基础。任何大国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一位在北京的美国留学生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他说我发现我们北京的同学都在骂他们的先人，我们美国人从来不骂我们的前辈。我1997年也在美国学习，但华盛顿、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都不能碰，但富兰克林·罗斯福有生活问题啊，不能碰！包括巴顿、麦克阿瑟，哪怕活着的时候再有问题，也不能碰，见到他们的雕像，你只能鞠躬。
2001年我在英国学习，我去了英国的西敏寺，那个地方是英国很神圣的地方。那里的人告诉我，当年美国总统里根在英国进行演讲，想到西敏寺，但英国人耍了个花招，把里根带到了其他地方去进行演讲，不能来这里，为什么呢？他们说里根是演员出身。曼德拉可以在这里，他在监狱里住了27年。西敏寺里有很多巨幅油画，纳尔逊击败无敌舰队，威灵顿击败拿破仑，这全是英国人的光荣。
但现在的我们呢？我们在解构属于我们自己的光荣，解构我们的英雄。现在依然有人在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人家在和平演变我们。但我觉得，谁在亡我们，谁在演变我们呢？首先是我们自己在跟自己演变呢。我们现在评价历史，整天说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有个号称学者的人在讲，历史算个什么玩意，岳飞算干嘛的？现在网上在传，方志敏，当年劫持了两个传教士，那算是恐怖主义，所以蒋介石把他抓住枪毙了，这纯属一派胡言！
谁在颠覆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些轻松搞笑之中，自己颠覆了自己。就像前段时间网上传的，董存瑞的河南老乡把董存瑞骗了的故事，但我们听了都是非常轻松地一笑。但笑完了呢？我们就瓦解了我们心中原来的英雄。笑到最后，我们就只剩下小沈阳这些笑星了，只剩下一排民众推出的最具票房价值的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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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只是手段，为人民服务才是我们的宗旨
●未来时
一个民族强大，腰包里塞满了钱，就叫强大了么？国民经济指标上去了，国防投入上去了，所有的军队都有最新的装备，我们就强大了么？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共同的精神家园，如果不能形成具有凝聚力的精神内核，我们能不能带着精神家园紧紧地结合成一个整体，还是我们继续四分五裂？我们在继续取得很高的物质成就的同时，能不能建设强大的精神家园，这是我们今天急需解决的问题。
前段时间关于孔子的问题又被大家拿出来讨论。但我就觉得中华民族未来精神的需求，仅靠一个孔子是不行的。我们所需要的武器不能只是孔子，当然我们现在不会像“五四”运动时那样打倒孔家店，因为孔子的确是我们民族思想中的一笔财富。我们要站在他的肩膀之上。但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确给中国文化注入了一些全新的因素，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及时总结出来，我们现在的态度，不是全盘西化，就是全盘古化，但要真正完成民族复兴，这是我们急需补充的一个内容，这也是我写《苦难辉煌》的初衷。
我们现在都做好了剪彩的准备，做好了庆功的准备，但我们做好了迎击风浪的准备么？2006年有个片子，《大国崛起》，那个片子领导层看的很多，民众看的也很多。但我觉得这个片子把我们的崛起描写得太温情脉脉了，太田园牧歌了。好像一个大国，只要发展好教育，发展好科技，处置好专利，签好合同、具有契约精神就可以顺畅地崛起了，大国崛起所面临的艰难和困苦，所有需要迈上的关键性台阶，它基本回避了。我们的今天，中华民族正在复兴的关键时刻，我们做好了迎击风浪的准备么？我们是不是想好事想太多了？
从1840年至2050年，中华民族的命运两百年内要发生何等波澜壮阔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多少代人流血拼搏才得到的成果？1840年鸦片战争从广东开始，改革开放也从广东开始，这个地方对于中国是个极具意义的地方。我们的思维和理论必须跟上奋斗的历史，真正认识它，总结它，积累它，才能站在前人肩膀上，避免浮躁与浅薄。
事实上，我写的这本《苦难辉煌》不是个人化解读党史，关键的是要把历史放到它本身的环境当中去，看在当时历史环境下，他能做什么贡献，他做到了什么？我们要从历史中吸取真正的有价值的教训。不能把历史中有营养的东西，被怨言淹没。《苦难辉煌》这本书没有哗众取宠的质疑。
以往对党史的解读太简单，我们简直是在一个神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那样太容易了，你跟着干就是了。那么多人的牺牲奋斗和探索，都被淹没了，把这些挖掘出来，党史更精彩。虽然100%的真实很难做到，但尽量逼近真实。
从事实出发来看，信仰与物质并不对立。基督教的信仰就没多大改变，从农业社会到现在，都是一样的。信仰是一种追求，物质可以不断改变，但精神是不变的，真正的信仰是能够经受住物质变化的考验。中共从创立那天起，承担的是对中华民族的使命。我党从成立到变成现在的执政党，每年财政收入那么多亿，掌握资源很大，但要说因为这样就不用信仰了，就随意分配资源，行么？不行的。为人民服务这个信仰是不能变的，不是到了信息时代就变了。
作为共产党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手段，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最终达到的民族大同，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毛泽东、邓小平的追求到底是什么？这是很值得探究的。有人说，共产主义不见得能实现，于是就不信这个了，这种人就是根本没信仰的，共产主义对他们只是一个托词。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为了空的东西在奋斗，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在牺牲奋斗的。马克思主义只是认识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手段。
南方日报记者 郑照魁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战略学博士生导师，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进修，并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赴美国国防大学讲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的兼职教授，中国科学院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国防战略委员会专家委员，军队外事工作专家咨询小组成员，《学习时报》专栏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节目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