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故宫失窃案发生两天后，全国各大博物馆馆长几乎在同一天收到了国家文物局下发的《关于切实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一场博物馆里的“安全总动员”，因为一个身高不足1.6米却一口气盗走9件金银制品的“小毛贼”而启动。
“我们在第一时间收到了国家文物局下发的通知，随即就给安防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召开会议。我们的安保技术还是很先进的，主要是加强对人员安全意识的培训。”西北地区某市博物馆馆长说。据悉，陕西、河南、四川等地的博物馆系统也开展了安全教育、安全排查的工作，并在其网站上公布了相关安全通知。
“现在是文物保护工作最难开展的时期。国家重视程度超过了过去，出现的问题也超过了过去。”曾任国家文物局副秘书长的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人防，技防，犬防，更需“心防”
据《人民公安》杂志报道，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警方有记载的故宫盗宝案一共发生过5起，分别发生在1959年、1962年、1980年和1987年。时隔20余年，被称为“京城第一保卫处”的故宫保卫处被轻易攻破，博物馆的安全问题再次引起人们关注。
实际上，不仅故宫博物院，地方博物馆也曾遭遇暴力抢劫的恶性犯罪事件。就在今年1月，3名犯罪分子闯入湖北黄冈市博物馆内，打晕值班人员，剁掉其一根手指，将其捆绑并用胶带封住嘴后，抢走战国时期的青铜器3件。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提交了《关于加大对博物馆安全防范设施投入力度的提案》，其中有这样一组严峻的数字：根据国家文物局2008年统计结果，全国重点博物馆的技防设备达标率仅为50%，消防设施合格率仅为52.27%。以湖北省为例，受经费所限，该省大部分博物馆安防设施不完善或者已有设施、设备老化，技防设施达标率仅为37.2％。
技防也并非博物馆安全的绝对防线。“故宫失窃是个极其偶然的个案。但是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谢辰生说，“在博物馆安全保护这道防线上，光有先进的安保设备、严密的制度还不够，工作人员缺乏责任心，才是最大的漏洞。”
在新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看来，人防、技防、犬防基本上已经可以使博物馆的安全防线无懈可击。据他介绍，对于博物馆来说，安防的科技投入并不大，即使加上安保人员的支出，成本粗略估计也只在博物馆运营总成本的10%左右。“我们的投入肯定不如公共博物馆，但我们的效率可能要比他们好。故宫这么多年也没少投入，这次（失窃）后，会投入更多。但光投入大也没用，实际上各博物馆都有自己的制度，关键是如何执行。”马未都说。
据马未都介绍，观复博物馆采取昼夜24小时的巡逻，都是‘瞪眼班儿’，“晚上两个组互相监督，巡视点有几十个，每半小时巡视一次，而且都有电脑记录，如果工作人员在屋里聊天儿，或者晚点儿去，都能通过电脑记录检查出来。”
“拍卖热”增大文保难度
5月11日，国家文物局下发的《关于切实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中提出，各级文物行政部门要督促各文博单位按国家相关标准和要求，尽快完成文物风险单位达标，建设高质量、高效能的文物安全技术防范设施设备。对于达不到《文物系统博物馆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定》的文博单位，在达标前一律不得对外开放。对于长期不配备安全防范设施的文物收藏单位，县级以上文物行政部门要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尽管博物馆投入加大，管理条例正在逐步完善，但从事文保工作60余年的谢辰生仍对当下文保工作表示出极大担忧。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物保护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当时手里持有文物的老百姓，都会自愿将文物捐献给国家。现在博物馆中的许多珍贵文物都是那时候捐献的。1950年代，我们还有群众保护文物小组，自发地保护各地文物和文化遗址。”谢辰生说。
在他看来，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杜绝盗窃挖掘这类事情的发生。“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文物的经济价值被吹得太高。”
以齐白石的作品为例，据谢辰生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齐白石的作品不足10元就能买一幅。如今，他的作品从2000年的5万元一平尺已涨至110万元一平尺，在5月22日的春季拍卖会上，一幅《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拍出4.255亿元。
“我们现在的文物市场是虚假繁荣。”谢辰生提及日本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泡沫经济的出现，热钱泛滥，日本人屡屡挫败西方买家，甚至花上几十亿日元从伦敦买回一张毕加索的画。此后，日本经济衰退，许多人不堪重负自杀了，这些艺术品又流回西方。“我们现在的拍卖热，就在重蹈日本的覆辙，也给博物馆征集文物的工作增加了困难。”他说。
西北地区某市博物馆馆长也表示了这种担忧。“我们省博物院都做不到定期更新展览内容，地方更不行。关键在于文物征集越来越困难。目前我们的一个专题展览中，文物只有三十四件（套），太少了。政府拨款不够负担昂贵的征集费用，并且现在文物的价格被拍卖公司炒得太高，博物馆已经买不起文物了。”
安防只是保护的第一步
2011年，我国进入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在文物事业发展方面，《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建议稿）中提出，“十二五”期间，全国博物馆总数将由现在的3020个增加到3500个，免费开放的博物馆、纪念馆总数由现在的1743个增加到2500个；全国博物馆年平均举办陈列展览达到1万个以上，年接待观众达到5亿人次以上等。
尽管博物馆数量在不断攀升，但并非所有博物馆的建设都是成功范例。
“很可悲的是，许多地方博物馆建设变成了‘交钥匙’工程。‘交钥匙’是对的，但博物馆自身属性很强，‘交钥匙’与博物馆的定位、展览内容都有矛盾。”西北地区某市博物馆馆长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说：“有些地方文化局缺乏资金，就将几种文化场馆建在一处。博物馆带图书馆还是好的，有时候连体育馆、剧团，甚至文化局的办公场所，全部都建在一处。从而加大了文博场所里的文物安全保护难度。”
因此，加强博物馆安全防线建设只是保护的第一步，更繁杂的工作是对每件文物的保护。
据统计，截至2009年底，仅全国文物系统保管的可移动文物总量达2671余万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5万余件（套）。由于数量浩繁且分布广泛，以及隶属关系复杂等原因，国有可移动文物一直存在着底数不清、状况不明、保护不力等问题。今年下半年，北京市将有可能作为试点城市率先开展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
曾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谢辰生老人提出：“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应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保护法》，出台一些新的规定，如，重要文物应该进行登记。在买卖过程中，买家应有责任保护文物安全，如果文物有破损，应当向其拥有者问责。”
诚如谢辰生所说：“目前博物馆发展应注重质量提升，而不是光重数量。没有一个国家能用历史来解释文物，用文物证明历史。只有中国能，这是中国特色。我们该珍惜。”
本报记者 张黎姣 王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