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湖北红安的董必武纪念馆，如今已成为爱国教育基地。
董必武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右图为董必武在红军长征时期。插画/金锐 王金花
创刊题词
半块毛毯
老照片里的董必武穿长衫，留两撇八字胡，有着前清秀才的模样，但骨子里却是革命者。
他的前半生与李大钊、陈独秀走过同样的道路：读私塾、考秀才、做教员、赴日本留学，了解到共产主义、再回国革命，但后半生的命运却与二人迥异。
他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抗日战争从事统战工作，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还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之一。
在研究者看来，董必武是“自觉的革命者”，如同他曾在一次演说时所言，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同现存的旧社会和不合理做斗争。
走天涯，遍种自由花
在湖北红安县董必武纪念馆里，嘉兴南湖游船会议的情景被复制：35岁的董必武一袭长衫，两撇胡须，围坐在他身旁的多为朝气蓬勃的青年。
这是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董必武已过而立之年。
当年的与会代表后来这样描述董必武：“为人淳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个革命家的倔强。”
在董良羽看来，长衫与胡须，与父亲董必武“前清秀才”的身份相符。
董必武在18岁那年中了秀才，仕途的大门已经打开，如果不出意外，他会像父亲和四叔那样，一生为官或者教书。
偏偏许多意外生出——辛亥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才在黄州府中学任职两个月的董必武听闻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突然剪掉辫子离家出走。
董必武的出走颇具浪漫色彩，他曾在1916年再次离家，重新投身革命，并给素来亲近的四叔素怀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扭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种自由花。
“父亲曾说有两件事，让他放弃功名投身革命。”董良羽说，“分别是贡院风潮和窥探挨打。”
1903年，董必武参加黄州府府试，一名拒绝被强行搜身的考生饶汉莞被差役打死，又被抛尸灭迹，董必武和其他考生一怒之下包围了贡院，封锁龙门，冤单和揭帖布满了墙壁，使得里边的人供应断绝，最后抚台派兵舰来镇压，这次风潮才被平息。
接着，董必武到武昌参加乡试，走到衙门前时，他好奇地朝里边张望，一名衙役突然揪住他，见他衣着破旧，土里土气，就以“窥探”的名义拳打脚踢了一顿。
“按理说，这在别人看来算不了什么，可对他触动很大，一个连看都不能看的政府是注定要灭亡的。”董良羽说。
“从此恨死当官人。”董必武在后来的回忆中称。他挑起行李，弃考回乡，后又就读于武昌文普通学堂，留学日本，并在刘静庵所创立的日知会接触了《猛回头》、《革命军》和《警示钟》宣扬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书籍。
激变在1919
1919年，对于董必武来说格外重要，很多事都发生在这一年：之前的信仰遭到了挑战，新的出路也开始萌生。
当时驻守利川的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遭到四川援鄂军纵队司令方化南突袭。为了避免护国军之间相互残杀，蔡济民指示部队“宁死不开同室操戈之渐”，结果饮弹身亡。
在靖国军中任职的董必武去上海向孙中山报告此事，并向各方提出申诉，但对于他“伸张正义、惩办凶手”的呼吁，孙中山却公开表示“毫无办法”，章太炎也只说了一点“安慰之话”。
这与董必武第一次见孙中山的情形大不相同，在当时的董必武眼里，孙中山容貌秀美而文静，辩才无碍，鼓励他继续革命，从此他“成为中山先生的信徒”，开始民主主义革命的救国路。
“各方要人都会过面，但是解决问题要靠实力，蔡部无实力，所以案子也无结果。”蔡济民事件的最终结局让董必武深感无奈，此时，他遇到阔别数年的好友詹大悲。
上海淮海中路上的渔阳里，孙中山和陈独秀都曾是这里的房客，1919年春，詹大悲也成了这里的房客，与他住在一起的还有湖北潜江籍青年李汉俊。
曾留学日本，精通四国语言的李汉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相较于孙中山的消极来说，与李汉俊的会面则是另外一番光景：4人天天见面，共同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偶尔迸发激烈的争论。
董必武一行人接受新事物的热情无法抵挡：日子困窘，詹大悲当了自己的衣服，甚至蚊帐都当了，只剩得一条小纺的裤子和一件汗衫。“裤子每晚洗澡后一洗，次日再穿，长衫和我共用一件。”董必武说。
董必武当时的困惑在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主义等思潮不断涌现，“各种主义在头脑中打仗”。
李汉俊来了，头绪理出来了，董必武决定搞马克思主义。“他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董必武回忆李汉俊时说。
在后来的中共一大会议上，董必武与李汉俊为大会起草了一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其中就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
“军阀打军阀”的路也被董必武抛到脑后，《我们目前的两个大斗争》这篇演讲里，董必武明确地说：“要党员武装化，民众武装化。我们知道，凡是革命，非武装不可。”
这篇发表于1927年4月的演说，与同年8月7日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不谋而合。
点火在武汉
“目前能够想到的是办报纸和办学校。”这是董必武与上海的4位年轻人商议的结果，1919年间，董必武的角色定位是校董和报人，以便“在学生和工农民众中开展马克思主义。”
1920年，武汉的《国民新报》刊登了一则报道，其内容是，一所新学校———私立武汉中学，已获得当局的批准，不久将正式成立。
这所男女合校的新式学校一成立就轰动了整个武汉。但人们并不知道，这所学校的主要创办者就是从上海返回武汉的董必武。
办学校，是董必武的办报计划因资金问题“流产”后做出的选择。相较于李汉俊“大破坏”、“大创造”、“大建设”的观点，董必武更倾向于从目前能做到的实际入手。
这年寒冬，董必武当了身上穿的一件皮袍子，又跟在山西当排长的表弟借了一点钱。因为经费不足，他还身兼多职，在武汉的各个学校任教，为了节省，除了过江时坐船，其余的地方都步行。
私立武汉中学成立后，董必武担任校董。他带头不领薪水，还聘用了外甥张培鑫担任全校唯一的校工。在陈潭秋、刘子通、黄负生等人陆续加入后，学校一度发展为“武汉革命的中心”。
1920年秋天，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在武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武汉成为全国较早成立共产小组的地区之一。
董必武还坚持普及农民运动，在他和中共湖北省委的努力下，湖北农民运动迅猛发展，与湖南相互呼应，并称为“两湖农民运动”，人称“南陈北李，两湖毛董”。
在后来评价自己这一时期的活动时，董必武曾说：“我有点火作用，潭秋把火搞大。”
铁骨硬汉，反蒋抗汪
“和他相处较久的党人，都知道董必武是个硬汉子，凡是谈到同当时反革命妥协的话，决不敢同他商量。”早期与董必武共事的人这样评价。
在董良羽看来，父亲有一副“温和长者”的面孔，实则内心倔强，脾气并不好，一旦坚持，便没有人能动摇。
1926年，董必武创办《汉口民国日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可担负实际工作的是共产党员，大篇幅报道农民运动。
当时在该报工作的沈雁冰回忆，他有一次到中共中央机关去，陈独秀跟他说，要改变一些办报的方针，少登一些工农运动的消息，以适应国民党。沈雁冰回来跟董必武说，董必武嗤之以鼻，恼怒地说：“不理他，我们办我们的。”
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董必武登报辞去湖北省政府常务委员等职务，以此表示抗议：“日来工会之被蹂躏者，时有所闻，农民之被屠杀者，无地蔑有，听之不忍，救之不能，既不能奉行钧府法令，复无以慰地方人民，再四思维，惟有辞职。”
此时，董必武的家乡黄安，已经到处张贴着捉拿他的告示，以一万五千元悬赏他的人头。
蒋介石也曾想收买过董必武。
1927年1月，蒋介石在武汉时派人看望董必武。来人带着蒋的信件、照片、衣服和钱看望他，董必武看完信，将送来的中山装和现金退给对方，来人求他务必收下钱物，自己好交差，董必武说，“你回去告诉蒋司令，只要革命，我就拥护，不在乎个人得失和名利地位。”
一贯反对董必武献身革命的同乡友人蔡寄鸥曾这样写道：“（董必武）地位较高，但是每月薪俸不过三四十元的光景。他虽然是五十多岁的人，但每天奔走忙，写作忙，没有一刻休息的时候。”
这样的状态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敢说、直言不讳的董必武还曾在庐山会议上说：“我思想觉悟低，没有看出彭德怀同志反党。”
【人物志】
董必武
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生于1886年，卒于1975年，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0年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作为武汉小组的代表参加中共“一大”。
他挑剔那个时代，对当时社会制度存在的一切弊病不容忍，哪怕放弃功名，也要投身革命。
他自觉地革命着，在众多“主义”中，他选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共一大上，他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
追忆录
“酱鸭捎给我 父亲很自责”
母亲嫁给父亲时，父亲已经快50岁了，很多人叫他“董老”，父亲比母亲大了整整25岁，这种恰似两代人的婚姻格式，总会有人提出很多疑问，我也曾经怀疑父母的婚姻生活是否幸福、美满。可经历了一些事情后，我的种种质疑逐渐消解，父亲和母亲是相爱的。
父亲担任政务院副总理时，有两位油画家先后各画了一幅父亲的半身像，两幅画都放在他们的卧室。一天我和妈妈正比较哪个更像父亲，当我还沉浸在画像的享受中时，忽然发现母亲已不在我身边，我回头一看，父亲正在亲吻妈妈的脸颊，妈妈微笑着，一切那么自然温馨。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父母间这种温情的画面。
1968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妈妈在地毯上展开被单棉絮，预备做被褥过冬。我在一旁帮忙。那是一床大红底散着黄花的被面，很有喜气，我和妈妈一边穿针引线，一边闲聊，看到父亲走进房间，我问他被面好不好看，父亲说：“妈妈说好看就好看。”我告诉他，这是母亲为了他们的银婚纪念日做的，父亲听完哈哈地笑。
父亲对我的教导一直非常严厉。我常跟人说，我很怕父亲，觉得他可畏多过可敬。
父亲很少关心我的生活，但很重视我的学业，我小时候就让我背《正气歌》、《千字文》、《出师表》，只要他工作之余有时间，肯定强制性的给我布置课业，不完成不准睡觉。直到我24岁那年，父亲说了唯一一句关心我生活的话：“你已经24岁了，可以谈恋爱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正赶上困难时期，大家都缺粮少肉。宋庆龄送给父亲一只酱鸭，他没舍得吃托人送给我，但后来他十分后悔，他说觉得心里很不安，别人吃不饱，我在那里吃酱鸭，影响不好。
父亲晚年的时候，做的实际工作越来越少，但他对自己不放松，开始做一些别人不重视、不关注的工作，比如植树、沼气，我知道他不愿停歇。
□董必武长子董良羽及长女董良翚的回忆
纪念馆
创刊题词
经过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努力，193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创刊。董必武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战。图为董必武为《新华日报》创刊所写的题词。
半块毛毯
1914年1月，董必武赴日本求学，母亲要他把家里唯一的一床毛毯带走，董必武不忍心将毛毯带走，最后只好剪下半块带在身边，从此，这半块毛毯伴随他东渡日本，留学苏联，从长征到陕北，在国统区工作到全国解放，是他艰苦生活的见证。
这半块毛毯现珍藏在国家博物馆。
伟大历程
过渡迈向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国营企业力量日益壮大；土地改革过程中，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开展互助合作，成为农业集体化的开端。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机已成熟，党中央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1953年6月，中央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
工业化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实现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国家独立富强的必然要求。“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的话，体现抗美援朝硝烟初散、国际形势波诡云谲之际，党中央改变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极端落后状况的紧迫感。
1952年，现代工业仅占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的26.6%，重工业仅占工业总产值的35.5%。为改变这一面貌，中央决定在“一五”计划中，集中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超额完成。“‘一五’工业建设成就，超过旧中国100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金冲及说。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年的探索，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行。
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至此，中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新华社电
□本报记者 朱柳笛 孔璞 湖北报道
感谢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董必武思想研究会、董必武长子董良羽受访并提供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