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厚民，黑龙江省依兰人。生于1928年9月9日。1948年3月任小学教师，同年7月考入东北电影制片厂，被分配到照相科。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照相科工作。1950年1月调往中南海，专门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照相。1957年底，他所在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同新华社合并，他成为新华社记者。1961年，被调回中南海，任毛泽东的随行记者。1965年至1966年，任新华社江苏分社摄影组长。1975年至1977年，任新华社江西分社摄影组长。改革开放后，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同一天，吕厚民迈入48岁的门槛。
时间，以这样的方式，“定格”了这位摄影家与一代伟人的“因缘”。
如今，83岁的吕厚民依然忙碌着。“在路上”，是他的工作状态，也是生活主题。摄影这个职业，给了他一副硬朗的身板，耳聪目明，精力充沛；反之，正是因为身体的允许，他得以继续背着相机，去亲近山水风物，去体味世事人情。
不过，那些“红墙”里的神秘故事，总是不时地被提起，越描越浓；那些已然成为经典的影像，嵌入红色记忆，历久弥新。
在出差刚回北京即将重新上路的间隙，吕厚民再度驻足回望自己走过的岁月，以冷静的语气、平和的姿态。故事再神秘，影像再经典，经过他的“调教”，变得平常如水。
或许，正是平常，成就了吕厚民的艺术高度，也成就了他的人生宽度。
淡然：解秀梅就是《英雄儿女》里的王芳啊？
他的眼里有两个毛泽东
如果子承父业，吕厚民会成为一名“豆腐先生”。他的父母依靠卖豆腐维持生计。中国世代因袭的观念在这两口子的血液里流淌着：自己艰辛，是为了孩子有个好前程。他们送吕厚民进了学堂，让他断文识字。
如果时势安稳，吕厚民可能以手执教鞭为生。1948年3月，他在家乡黑龙江省依兰县谋得差事，成了一名小学教员。但那个年岁，局势几乎天天翻新，哈尔滨解放，长春解放，北平解放……百废待兴，人才是宝。读过高中的吕厚民跃跃欲试，恰好东北电影制片厂招收学员，他一举考中，被分配到电影厂摄影科工作。
时序为1949年7月，党的28岁生日，吕厚民开始与摄影打上交道。
之前，他对摄影的印象是读高中时，有位老师拿着一台折叠式的进口120相机，四处摆弄，“我很好奇，也很羡慕，但那时还没有实际接触到摄影，真正接触还是进了电影厂之后。”
人生的每一个节点都得到了命运的眷顾。新中国成立，他从东北调往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科；1950年初春，21岁的吕厚民接到组织通知，前往中南海警卫处工作，主要是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拍照。
担当这样的重任，摄影水平应该了得吧？可是这个门外汉，怎么这么轻易就掌握了摄影技巧，当时的相机又不像现在这么“傻瓜”？
吕厚民说：“不知不觉就会了。”
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何等荣耀！听到这样的消息，应该激动得要哭吧？
吕厚民说：“激动是激动，但还没有达到哭的程度，那时一切服从组织安排，真是党让干啥就干啥。”
这样的调动，手续肯定很复杂吧？
吕厚民说：“当时我就去厂人事科开了一封介绍信，把铺盖卷一背就去中南海上班了。”
首次见到毛主席的场景应该记忆犹新吧？
吕厚民说：“第一次见到主席是个会见活动。我感到很幸福，甚至激动得有些紧张，似乎把照相都给忘了，只顾着看毛主席，因为那时只能在报纸上看到他，见到真人自然很激动！活动结束后，真像做了一场梦。也许是太激动忘了吧，所以很多人问我第一次拍的是毛主席会见谁，但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经过不断的接触，吕厚民开始以职业化的状态面对这位开国元勋。这时，在他的眼里出现了两个毛泽东。
“一个是在党务和国务活动中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一个是在日常生活中亦师亦友的毛泽东。”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摄影家》杂志主编李树峰总结道。
李树峰猜度当时吕厚民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要完成新闻记者的任务，恪尽职守地拍出可敬的毛泽东；一方面又努力在本职工作中体现人情和人性，拍出可爱的毛泽东。”
吕厚民之所以成为吕厚民，是因为他实现了矛盾的统一。
于是，在“宏大叙事”之外，透过吕厚民的镜头，毛泽东的日常神情得以永久留存：
他戴着眼镜，兴致勃勃地参观全国美术展览的一组孩童雕塑作品，表情也如孩童般天真；
他试戴少数民族参观团送上的富有民族风情的帽子，双手护着帽沿儿，乐呵呵的，眼光似乎还在搜索其他礼物，随时准备再试上一把（见图四）；
他正在畅游长江，浪花滚滚，尽管当时已经71岁，但动作舒缓，神态松弛，陶醉其中，快意盎然；
他赤膊上身，穿着短裤，坐在北戴河浴场的沙滩上，左腿蜷曲，右腿伸展，和女儿李纳、李敏一道，跟身边的侄子毛远新聊着什么，眼神充满了关切……
吕厚民以不再“激动得有些紧张”的心境完成了这些作品的拍摄。他以内心的淡然取景、对焦、摁下快门，使得镜头里的毛泽东也变得淡然起来，成就了一个标准模式之外的“别样毛泽东”。
良好的创作氛围得益于毛泽东开阔的心胸。“接触多了，就感觉主席也是个普通人，就像身边的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他从来没说你哪个能拍，哪个不能拍，哪个能发表，哪个不能发表。所以在那个期间，虽然任务重，但是心情还是很舒畅的。”吕厚民对那段岁月神往不已。
毛泽东处事的态度，也影响着吕厚民。
1953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中国人民志愿军文艺工作者归国观光团。依照安排，一位名叫解秀梅的女文工团员向他献花。他们刚握完手，突然，比毛泽东矮半个头的解秀梅踮起脚，用左臂紧紧揽住毛泽东的脖子，扑到他的怀里，泪如泉涌。吕厚民发现，此时的毛泽东不仅没有了以往常常挂在脸上的微笑，而且微微地闭上了眼睛。他毫不犹豫地把这一场景凝固在胶片上（见图二）。
出生在河北高阳县于提村的解秀梅颇具传奇色彩。在朝鲜战场，每到宿营地，她就争着给战友烧开水做饭、烫脚，还缝补衣物、上山砍柴，甚至在天气寒冷时解开自己的棉袄，把伤员的脚放在怀里温暖。她荣立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等功，是获得这项殊荣唯一的女战士，也是电影《英雄儿女》里王芳的原型之一。
“解秀梅就是《英雄儿女》里的王芳啊？”这事，直到这次采访，吕厚民头回听说。
他不太赞成对作品进行没有边际的意义引申，也不盲目寻求作品价值的最大化。
也就是这张照片，毛泽东闭眼的动作在特定的年代被过度阐释。有言论分析道，毛泽东在接见这些从朝鲜归来的文艺工作者时，心里想着在战场上牺牲的儿子毛岸英，失子之痛油然而生。所以，当解秀梅拥抱他时，他动情地闭上双眼，“缘于对包括儿子在内的志愿军战士的特殊情感”。
吕厚民却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拥抱在当时还是西方礼宾的方式，毛泽东没有预料到解秀梅有这样的举动，他可能被吓到了，头低着，显得有些矜持。
吕厚民心里清楚，要让作品自身来说话，而不是人为地赋予过多的附加值，融入一重又一重的“合理想象”，结果让作品不堪重负，严重背离了创作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