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退休的山村小学教师，用近30年时间关注70年前的日军性暴力受害妇女问题。他记录十多万文字，将编写成为中国第一部慰安妇口述史的书籍。
今年6月，58岁的乡村教师张双兵记录、整理的《炮楼里的女人》即将出版发行，以60余位慰安妇口述历史的方式，披露了70年前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发生在山西黄土村庄里的人间惨剧。
近三十年来，作者张双兵先后多次到太原、盂县、阳曲、武乡等地调查，走访了120多位受害人、300位慰安妇问题相关联系人，并于1992年带领她们中的一些人向日本政府递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份控诉书。虽然官司在日本一再败诉，但因此幸存的慰安妇们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尊重和关爱。
在这本书出版之前，记者采访到了该书作者张双兵本人，他吐露了这三十年一路走来的艰辛。
1 农妇口中的历史：那不是随随便便能告人的事情
“我刚刚说完，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对我说，我从哪里说起呀，我这可真是很难说的呀……她泣不成声哭了起来，开始的时候，还是小声哭……越忍越难忍，终于忍耐不住，竟然号啕大哭了起来。我也忍耐不住，跟着她流起眼泪来。大半天过去了，她没有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我拿着钢笔……笔记本上没有写下一个字。”1992年6月21日，采访完第一个“慰安妇”，张双兵在日记中写道。
山西晚报：你是一名乡村教师，怎么会和 “大娘们”(日军性暴力受害妇女的简称)有了关联呢？
张双兵：1982年2月我因工作需要，调到高庄村学校任教，这个地方离我家有几十公里。我在路边的麦地里看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跪在地上收麦穗，非常痛苦地干着活儿。我媳妇是这个高庄村的，我问了她这个老太太的情况，是家里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吗，怎么这么可怜。
后来我媳妇和村里的人了解了一下，才知道了这位名叫侯冬娥的老太太年轻时候让日本人欺负过。女儿死了，丈夫不要她了。先后嫁了三个男人，但日子一直过得不好。侯冬娥身体不好，家里只有她一个人下地，勉强维持着生活，而且她已经61岁了。我间接地知道了她的一些苦难经历和艰难生活，我想把这件事情搞清楚。过了三四天，我去找了侯冬娥。但侯冬娥没有回应我想知道的事情。聊了大半天，她苦笑了一下对我说，你的心我明白，但是我自己不能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不会在背地里说我的坏话。看到她有顾虑，我也暂时打消了想探究事情真相的念头。我心里虽然感到遗憾，但是同时也感到了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是一件随随便便就能告诉人的事情。
山西晚报：那“大娘们”什么时候开口说了呢？当时是出于怎样的机缘？
张双兵：1992年6月，当时《山西日报》登了一篇关于侵华战争赔偿的报道，我看了一下子就想到了侯冬娥。十年前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这次我一定要帮助她讨回公道。知道她喜欢抽烟，每次去我都带着几包烟让她抽，大槐树，4分钱一包的那种。连续去了好几次，她都不相信。老太太当时说“中日还未建交的二十多年里，都没有一个人提过给我报仇，现在两个国家和好了，倒还有人会提起这件事？”尽管我再三向她解释，她还是表示不理解。但是可以看出来，她的思想已经不像先前那么铁板一块了，我想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她很可能就愿意说出来了。后来一次，我带着我的妻子(因为我妻子和她是一个村子的人，两家的关系十分要好)一起到了她家，出人意料的是这次倒是她自己先向我爱人提出了问题。她问，你丈夫是不是真的能为我申冤报仇。临走时，她突然拉住我的手说：“明天一定要来啊”。看得出来，她已经准备要说出埋藏在心底的一切，只是还需要下最后的决心。
第二天，我一到了她家，她就拉着我的手说，整整一个晚上都没睡觉，脑子里闪的都是过去的事情，我跟她说我会尽快写好申诉书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我刚说完，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情绪开始难过，慢慢地打开了话匣子……
有了侯冬娥的叙述，刘面焕、冯转香、万爱华几个人也开始陆陆续续跟我诉说她们那段不堪回首的遭遇，而且没有那么难开口了。我了解了这几个人的资料，然后整理成申诉书，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递交给日本政府，提出每人1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
山西晚报：在跟这几位大娘的接触中，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位呢？
张双兵：是周喜香。我们两家离得最近，平常也总去看她。她年轻时候在我们这儿是出了名的美女，1939年日本人占领盂县，她积极抗日，而且由于工作能力强，她成为村里的抗日妇救会主任，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一名党员。1944年，由于叛徒告密，她和村里的很多共产党员、村干部和抗战积极分子被日军抓捕。被当做俘虏逮捕后，白天她与男同志一起被拷打审问，经受酷刑。晚上就被拉到日军住所，被日本人欺负。在此期间，还被日本士兵拿刺刀挑断了手筋，直至现在手还是颤抖不止，不受控制。这样折磨了一段时间后，日军要把她押送到另一据点，半路上被八路军营救，才免遭更多的蹂躏，但是从此她失去了生育能力。当时从日本人那里出来之后，村里的人就开始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名声都毁啦。
现在，周大娘的生活主要是由她的继女照顾，生活还是很辛苦，身体差，经常病，隔段时间就得输液，有时候还精神错乱，说不清楚话，有时候连饭也端不稳。
2 艰难的诉讼：没人能理解，屡屡败诉的三十年奋斗
1994年深秋的北京街头，一个衣衫略显破旧、神情疲惫的中年男人领着几个腿脚不利索的小脚老太太来回穿梭，几次引起市民的围观。尚未入冬，北方特有的寒风早已侵袭而来，他们在寒风中继续穿行，没有理会大家投去的诧异的目光。这个中年男人便是张双兵，这个场景只是他三十年风雨维权中短短的一个片段。
山西晚报：您在这么长时间的维权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有哪些？
张双兵：为了打官司和调查取证，耽误了给学生们上课，学校对我挺不满意。我从1992年起，我就没有拿到过一次奖金。我现在每月只有1000多元工资，刚开始时每月只有45元，还要供着全家老小的生活，很多事情都挺无奈的。
刚开始的那几年，人们对我所做的事不理解。特别是1994年日本律师介入以后，人们认为我破坏中日团结，很长一段时间对我进行封锁。当时我被村里的领导和村民看得很严，连出村子都很困难，日本律师调查取证也进不了村，我只能偷偷摸摸地和外界联系。
有一次，我要领着几个老太太去北京见律师和记者，只能半夜趁着大家睡熟了，领着她们从村子里逃出来，坐晚上的火车到北京。到了北京才发现偌大个北京城，我们该去哪里落脚呢？一面担心村里人找过来，一面摸着干瘪的裤兜，只好领着老太太们住阴暗的地下室。就是地下室也住得不踏实，三天两头换，就像当年的“超生游击队”。
后来在1999年、2001年、2003年、2004年的历次开庭中，我先后五次到日本出庭做证。日本的冬天是很冷的，记得在2004年12月二审判决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天下暴雪，道路上积着很厚的雪，很不好走，正赶上我的胃大出血，疼得起不了床。但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我要出庭！只有我在，老太太们才能安心。于是我冒着寒风暴雪，带病到了东京，按时出现在法庭上。
面对屡屡败诉，我也曾经对未来产生过怀疑。我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图个啥？但是转念想想那些被战争摧残的老人，恢复名誉对她们来说是多么重要。她们要为自己洗刷耻辱，争回属于自己的尊严，讨回本来的公道，在晚年得到一点点的欣慰，这难道不值得我为之继续奋斗吗？
3 温暖的力量：千万金援竟来自日本民间
日本军队对中国女性的性暴力问题是战后没有得到解决的战争遗留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遗留，一方面是战后审判的不彻底性造成的。而另一方面，大时代的风云突变使得简单的赔偿问题复杂起来。
二战结束后不久，冷战开始。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当时没有外交关系，1952年，日本与当时的台湾当局签订了《日华和约》，内容中提到盟国之间军费一项参照1951年的《洛杉矶协定》中“不要求”的条款，这样从法律意义上模糊了对日索赔。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政府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在第五条中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当时估算的战争索赔金额约为1200亿美元。
“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的国家赔偿，但没有放弃民间赔偿。”上世纪90年代，当年的外交部长钱其琛的这一句话在对日民间索赔频发的环境中起到了强心剂的作用。但民间维权成本很高，仅靠一个乡村老师的能力根本不行。这时一个强有力的“后援团”出现了，竟然是日本人。
山西晚报：谁在援助这些大娘们呢？
张双兵：刚开始我就是自己掏腰包，后来受到了日本一个民间律师团(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和支援会的帮助。每年我都带受害老人到日本组织控诉会，使日本更多的人了解了日军侵华的罪行，得到了日本媒体的关注，也赢得了众多日本民间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十几年来，我一共组织了三批老人对日诉讼，第一批是1995年，四位老人起诉；第二批是1996年，两人起诉；第三批是1998年，十人起诉。到目前为止，十六位老人的起诉都经过了三次判决，但全部败诉。三批老人的起诉，需要大量的费用，全部是两个日本律师团和两个支援团垫付资金，十几年下来，已经有一千多万人民币。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起诉以来，受害老人被更多好心人知道：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班中义先生、香港的慈善家“惠明慈善基金”的主席钟惠明先生都对受害老人进行生活上和医药上的帮助，对《炮楼里的女人》这本书的出版，钟先生也给了很大的支持。
山西晚报：对将来有哪些打算？
张双兵：在2007年日本判决书下来的时候，法律程序就走完了。他们(日本政府)只承认罪行，但是不给予经济赔偿。没办法，法律的事情只能这样，现在有了一点援助的资金，使得老人们的精神状况有了很大的好转，至少在她们眼里，有人为她们撑腰说话，不再像以前那样要忍受别人的指指点点，可以堂堂正正地跟村民们交流，没什么丢人的了。
但我采访过的老人一个接着一个去世，我接触的慰安妇，现在去世的已经有近70个，健在的只有24个，而其中生病卧床不起的还有十三四个。老人们纷纷离去，我想这本书得赶紧出来，她们一辈子想说的话能让更多人看到，这是我的心愿，也算老人们的一个心愿。
本报记者 刘斌 实习生 祁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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