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莹文学之路上的几位良师益友
晋文
谢冰莹1906年出生于湖南新化，早在1922年，谢冰莹即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在长沙女师求学时，颇受校长徐特立的器重。后赴湖北，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与赵一曼、罗瑞卿同窗。随军北伐途中，写有闻名中外的《从军日记》，作者从个人的感受和认识出发，勾画出大革命时代的某些侧影，也展现了新时代女性的思想感悟。谢冰莹个子不高，皮肤有些黑，脸上有雀斑，剪着男士分头，身上的衣服也是男式的，恰恰是这位男性化的女作家，在文学之路上的艰难耕耘，著作等身。谢冰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积极投身北伐的精神，被各界名流所不断颂扬。
何香凝于1937年10月2日赠诗谢冰莹：“征衣穿上到军中，巾帼英雄武士风。锦绣河山遭惨祸，深闺娘子去从戎。”田汉当即赠诗一首：“谢家才调信纵横，惯向枪林策杖行。应为江南添壮气，湖南新到女儿兵。”柳亚子在1933年写有《送谢冰莹赴前线》诗：“三载不相亲，意气还如旧。歼敌早归来，痛饮黄龙酒”，从此谢冰莹的文学之路上便与这些良师益友结下不解之缘。
谢冰莹与柳亚子
谢冰莹和柳亚子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0年的秋天，谢冰莹与柳亚子一见便觉得特别有缘。一段时间，谢冰莹就住在柳家，与夫人郑静宜，儿女无忌、无垢、无非情同手足。
谢冰莹说，“亚子先生是这样的和蔼、诚恳，见到了他，真像一个孩子见到了他久别的母亲那么高兴！他有口吃的毛病，说起话来，有时候很久才能继续下去。”谢冰莹说她小时候喜欢学口吃的人说话，学得多了，自己也变得口吃了，后来这毛病虽然改了，但一听见别人说话口吃，她就傻笑个不停，可在亚子先生面前却是一个例外：“不但从来没有过笑的念头，而且格外增加了对他的景仰和尊敬的情绪。我知道他想要说的是什么话，有时候他只提一个字，我就替他说出下面的句子来。”从此，谢冰莹和柳亚子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柳亚子先生1887年5月出生于江苏吴江黎里镇，他曾入同盟会，后又在蔡元培先生的介绍下入光复会，他是南社的三个发起人之一，另两个为陈巢南和高天梅。民国成立之初，他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但没几天便托病辞职了。据说，柳亚子先生有三个义女，其中之一便是谢冰莹。
1931年8月，柳亚子先生发表了一组题为《新文坛杂咏》的诗，分别赠与鲁迅、郭沫若、田汉、茅盾、蒋光慈、阳翰生、叶绍钧、谢冰莹、丁玲等。当时谢冰莹年仅25岁，柳亚子先生为其题诗曰：“谢加弱女胜奇男，一记从军胆气寒。谁遣寰中棋局换，哀时庾信满江南。”谢冰莹28岁生日时，柳亚子先生还专门填了《寿冰莹·浪淘沙》词两首，发表在当年《新时代》杂志2月号上，其词云：“绝技擅红妆，短笔长枪，文儒武侠一身当。青史人才都碌碌，伏蔡秦梁。旧梦断湖湘，折翅难翔；中原依旧战争场！雌伏雄飞应有日，莫温漫悲凉”。
民国22年11月底，谢冰莹在福建被卷进了“闽变”政治漩涡之中，她跑到上海避风头，最先想看望的便是柳亚子先生。柳先生说上海是不安全的，劝她回湖南躲一段时间，于是，她便来到了长沙妙高峰下的青山祠。民国25年4月14日夜，谢冰莹在日本因不愿欢迎所谓“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而被其警察逮捕，被关在日本监狱中。谢冰莹在《女兵自传》中回忆，说当时上海各报都登载了她在日本被捕的消息：“许多朋友看了都为我着急，担心我有生命的危险。后来柳亚子先生的电报来了之后，领事馆和留学监督处都派人去保释我，使我在三个星期之后就被释放出来。”谢冰莹在《我认识的亚子先生》一文中说：“亚子先生对待朋友，总是那么热情、关心。同情他们的境遇，体贴他们的困难，帮助他们，而不希望得到丝毫的报酬。对于我，他完全像个老母亲对待幼小的儿女似的那么关心。”
谢冰莹与鲁迅、冰心
谢冰莹与鲁迅及冰心都有过多次交往，鲁迅与谢冰莹的交往始于1930年4月到1931年11月，《鲁迅日记》里，有记载的他们之间的多次往来。
1930年4月16日，鲁迅在日记中这样记载：“晴，上午广平携海婴来。午后得冰莹信。下午得小峰信并(美术史潮论)版税三百十五元。侍桁来，同往市啜咖啡，又往内山书店杂志部阅杂志。夜柔石、三弟来。得诗荃信，三月二十七日发。”
同年4月18日的日记写道：“晴，上午广平来。得张友松信。午后复冰莹。柔石来，付新屋顶费三百。晚雪峰来。内山君邀往新半斋夜饭，同席十人。”
类似这样的日记在《鲁迅全集》里面有不少处，鲁迅回复谢冰莹的信有这样一句：“做人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这句话影响了谢冰莹一生。
谢冰莹在给鲁迅的信中常表示出对写作的严肃与认真，她说她喜欢把故事里面的情节和人物，翻来覆去地思考，直到打好腹稿，许多对话能朗诵出来，这才开始动笔，她说她要学习托尔斯泰一连把《战争与和平》修改七次的精神，《女兵自传》她修改了五遍，她说，在她写作的作品中，最使她伤心、痛苦的就是写《女兵自传》。她说：“我要把每一段过去的生活，闭上眼睛来仔细地回忆一下，让那些由苦痛里挤出来的眼泪，重新由我的眼里流出来。记得写上卷的时候，里面有好几处非常有趣的地方，我一面写一面笑，自己仿佛成了疯子；可是轮到写中卷时，里面没欢笑，只有痛苦，只有悲哀。写的时候，我不知道流了多少次泪，好几次泪水把字冲洗净了，一连改写三四次都不成功，于是索性把笔放下，等到大哭一场之后再来重写。”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这一噩耗，使病中的谢冰莹痛苦万分，当即抱病草书祭文《纪念鲁迅先生》，并在黎烈文主编的《中流》第一卷第七期上发表文章：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到了最猖獗，中华民族的生命危在旦夕，劳苦大众处于万重压迫之下的非常时候，一生为真理、为正义，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者奋斗的鲁迅先生，不幸因肺痨而与世长辞了！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界一个巨大的损失，而且是全世界新兴文化领域里的一个莫大的损失……
永存在我们心坎里的悲哀，是描写不出的，真正的纪念你，惟有从艰苦的环境里，打出一条血路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华民族，解放全人类的奴隶。
谢冰莹与冰心(谢冰心)的交往更显出浓浓的“亲情”。冰心一直称冰莹为“舍妹”，多年的或书信或见面，或聚或散都使她们难舍难分。不少人常将谢冰莹与谢冰心误认为两姐妹，其实，称冰莹为“舍妹”的冰心生于1900年，为福建长乐人；称冰心为“家姐”的冰莹，生于1906年，为湖南新化人，冰心比冰莹出名早。虽然冰莹还在学生时代就读冰心的作品，从冰心哪里吸取过不少营养，但两人走的是不同的创作道路，她们俩人第一次见面是1944年，此后又曾多次会面，谢冰莹曾自豪地说：“我与冰心不是亲姊妹，而胜似亲姊妹。”
谢冰莹与林语堂、孙伏园
谢冰莹终生感激林语堂和孙伏园。若不是他们的栽培，她的《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就不会译成那么多种外国文字，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她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她永远铭记他们的扶持之情，培植之恩。
当谢冰莹得悉林语堂从美国回到台湾定居的消息，连忙打电话过去，说要去看他们。谢冰莹受到林语堂全家的热情欢迎，林语堂在百忙中和她谈了一个钟头，回来后她写了篇《林语堂先生谈语文问题》的访问记。之后，谢冰莹常常去他家看望他们。
1927年，谢冰莹随中央独立师叶挺副师长率领的讨伐杨森、夏斗寅的革命军西征。她在行军作战的间隙，坚持写日记，因担心遗失，便把它寄给在武汉《中央日报》编副刊的孙伏园，请他代为保管。孙伏园则以一个编辑的眼光，发现了这些日记的价值，于是就把他们以《从军日记》为名一篇一篇地在《中央日报》副刊里发表了。林语堂把其中一篇译为英文，登在《中央日报》英文版上，后更全部译为英文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谢冰莹解甲回乡后，登上东下的轮船，去上海投奔正在主编《当代》月刊的孙伏园，这年秋，《从军日记》由上海春潮书局出版。初冬，谢冰莹考入上海艺术大学中文系二年级，艺大因其进步性质，第二年春即遭封闭。
谢冰莹几乎没有生活来源，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曾有三天三夜米不沾牙而只以自来水充饥的记录。生活困苦之极，连御寒的棉袄都是同乡好友王克勤(即电影明星王莹)赠送的，白天当衣穿，晚上当被盖。谢冰莹说：“这时唯一的安慰，是去林语堂先生和孙伏园先生两家打牙祭。”
林语堂更加关心谢冰莹的写作，在他的努力下，1928年，谢冰莹同意将她原本认为“不成文学”的日记出版单行本。林语堂亲自整理，并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从军日记》由上海市春潮书局出版，林语堂译成英文，此书出版，风靡一时。
谢冰莹于1936年完成了自传体小说《一个女兵的自传》。3月，由上海市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很快就引起了轰动，成为畅销书。1940年，林语堂的长女和次女如斯和太乙译成英文，林语堂校正后又写了序，把它交给好友赛珍珠夫妇的戴约翰出版公司出版。这部书相继被译成日文、法文、朝鲜文等10多种文字。
林语堂逝世一周年后，谢冰莹在纪念文章中满含深情地说：“林、孙两位先生是最早栽培我，使我走上文学之路，没有他们的提携与鼓励，我绝对不会有今天，饮水思源，我没齿难忘他们的恩情。”
谢冰莹与丰子恺、严怪愚
谢冰莹与丰子恺的第一次结交源于一幅《从军日记》的封面画。1928年秋天，谢冰莹冒昧地写了封信给丰子恺，请他为《从军日记》画一个封面，丰子恺回信一口答应。谢冰莹把这消息告诉春潮书店的夏康农和方抚华两位，他们也高兴得了不得。
两天之后，谢冰莹收到封面了，画的是一群孩子们，手里拿着枪，中间有一个比较高大的骑在马上，很像一个指挥官，帅气十足，而那匹马活像一条狗。夏、方和谢冰莹看了，都笑得合不拢嘴来。“开玩笑，这哪里是子恺先生画的呀？”方抚华说，“不是，是丰子恺先生的爱女软软画的，她才6岁呢，你看丰先生的信。”谢冰莹连忙将信给他们看，原来书名和画，连子恺的签名，全都是软软的杰作。“你喜不喜欢这封面？”夏康农问谢冰莹。“当然喜欢，只要有子恺两字在上面，不论画什么都是好的；何况我最爱小孩儿，幼年时，我真的当过‘司令’，这封面太有趣了，明天我要去江湾，亲自向子恺先生道谢！”谢冰莹回答他。
第二天谢冰莹果真登门拜访，丰子恺给谢冰莹的第一印象丝毫没有大画家的架子，真有些一见如故。谢冰莹谈北伐时的生活，也没考虑丰子恺是否有时间听，反正两人一谈就近两小时。
说起来谢冰莹与丰子恺缘分不浅。丰子恺在上海、汉口、成都、台湾，每次举行画展的时候，谢冰莹都会在场，并得以大饱眼福。1949年春天，丰子恺应邀去台湾展画，谢冰莹与丰子恺又意外重逢。
1930年至1943年，谢冰莹在西安主编《黄河》月刊，常请丰子恺赐画稿，每次丰子恺都是如期寄来。
1945年，谢冰莹在成都时，正好丰子恺暂住成都，他们见面的机会就较多，有时谢冰莹全家请丰子恺去少城公园喝茶，有时做几样素菜，请丰到家里喝两杯。
“什么时候丰先生有空，请画一幅比较大的送给我们，挂在客厅，使蓬荜生辉。”末了，谢冰莹又加了一句，“还要一幅字。”
第三天，字、画都由子恺先生亲自送来了。
谢冰莹先打开画：一张四方形的小桌子，坐了三个人，另一面画了一枝梅花，画题是：“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
“太好了！太好了！画中的三人，就是画的我们三个，梅花是我们的国花，也是我最爱的一种花，太感谢您了！”
接着再打开字看，是录杜甫的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诗：
剑外忽闻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结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正是抗战胜利后的写照，太好了！太好了！”谢冰莹当时真像个孩子似的，高兴地跳起来，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丰子恺先生才好。
谢冰莹与严怪愚，是姐弟更是老乡加战友的关系。台儿庄战役和李宗仁的采访都是两人同行的。
严怪愚先生不畏强权、独来独往的胆识与人品，一直为人所钦佩。抗战期间，他是第一个在全国揭露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新闻记者。1946年冬，范长江陪着严怪愚到南京梅园中共代表团驻地拜望周恩来。周恩来称赞：“《力报》确实是一张不简单的报纸，是一张坚决抗日的报纸，严怪愚先生确实是一位有勇气的记者”。
1980年，在严怪愚沉寂二十几年后，远在美国的断绝往来几十年的谢冰莹，写信给《湖南日报》查询他的下落。严怪愚在大病后，即给谢冰莹写了信。谢冰莹很快给严怪愚回信：“怪愚，三十六年来第一次读到你的信，看到你那熟悉的笔迹就好像听到你那豪爽的笑声，看到你那活跃的身影一样，读着你的信，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这一切的一切真是在梦中一样，我们分别时，那还是精力充沛的中年，现在我们是白发苍苍的老年了，回想我们在岳麓山一起共同讨论文章，在长沙南门口妙高峰相邻而居的情况，该是多么地令人激动，现在这一切的一切，只能永远保存在记忆中了！我十分想回家看看你和你们一家，只是目前我的身体很不好，前些日子又摔了一跤，因而只有等身体好后，才能回家看望你！”
……
显然，一个作家成长的背后，都有如山般屹立的文学师长的扶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