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伟业》为何感动中国
爆红的文化意义：感动中国
看《建党伟业》了吗？这已经成了日常问候语。影片从筹拍、选角到上映，已经多次引发火热的讨论。围绕电影本身，更是立即展开了全民大讨论。
按照电影理论或电影史类型标准，这部电影绝对是政治片或政论片，而义无反顾地为票房大厦添砖加瓦的观众，恰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印证了许多外国的评论家所归纳的：中国人都是政治家。
让政治来感动中国也许是最大的感动，是最先锋的感动；影片也许还可以加上史诗性、文献性、纪实性的前卫化前缀；又因为平均每80秒出现一位明星，等待明星不断出现的观众，就成了最时尚的观众。而影片因此便成了最时尚的政治片、最具票房实力的主旋律影片。将政治和时尚、政论片和青春片、政治主题和历史题材、高票房和主旋律完美无缺地、蔚为壮观地、高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电影，才真正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它的革命意识形态高度更是难以逾越：高举共产主义大旗并且理想激荡、激情澎湃。
最大亮点：理想·激情
我们看到，整部影片的发展线索是救国理想激发革命理想乃至建党理想告成。那是一个在风雨飘摇中民族精英怀揣各种救国论和各种“主义”，相互砥砺、思想冲撞的时代：陈独秀在北大的激情演讲迸发的是共和豪情，大义凛然，痛斥复辟，而青年学生更是群情激愤，誓死革命救国；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辜鸿铭代表不同的阵营，通过激情辩论来为新旧文化的命运和理想展开生死对决。影片最大的高潮其实也是理想激情的高潮，就是五四运动的学生和工人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和火烧赵家楼捉拿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它由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全景镜头和高动感近景镜头组成，加上演员群体可圈可点的激情表演，表现出排山倒海的气势和生死一线的冲突斗争。
回顾《建国大业》，革命领袖群体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运筹帷幄的间隙，自信豪迈地、兴高采烈地、有点走调地放声高唱《国际歌》，这与《建党伟业》中嘉兴南湖小船上的一大代表12人坚定而低沉地共唱初译版《国际歌》，形成一种不同时代理想激情的对比。同时，由此出发，影片在极其成功地突出革命激情和革命理想这个最大亮点和最大特色上，华丽地超越了《建国大业》。
当然，这样的电影风景，并非年年有遇，但是每过几年来一次，那是完全有可能的。假以时日，我们将看到一种穿着献礼片礼服的、完全是中国特色的、新的政治电影类型或当代红色经典的演绎轨迹。
对于一个“从50个党员发展到8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和13亿人口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说，制作一部如同《建党伟业》这样的充满革命理想和革命激情的史诗性政治巨片，理所当然是一个名实相称的文化奇迹。
导演韩三平有一个十分自豪的公式化概括：伟人云集+明星云集+红色播出季=票房奇迹。今天的中国电影，最大的发明创造是具有世界意义以及电影史意义的，这就是红色加票房、主旋律加票房，它所能产生的电影奇迹、文化奇迹已经一再得到印证。当然，这是一种加入商业元素的新主旋律影片和新献礼片，完全不能等同于那种全然不求商业业绩的献礼片。它的制作主体显示，它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和不可复制性。谁要是以为100多位明星完全是为了商业目的前来参演，那他的看法就太简单化了。换个角度，那种动员机制也并非完全是商业化的。
它的文化延伸更是始料未及：同时将巨量观众乃至全党全民席卷进入建党历史及革命史的回顾、讨论和思考之中，激发起身处物质化、商业化大潮之中面临信仰危机的全国青少年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和红色激情。历史的力量在于历史本身是能够发声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平民的胜利，是无产阶级的胜利。记载这一历史的红色电影以大众文化的形式不断推进扩张，形成巨大的文化力量，而这种生成于或植根于最广泛流行的大众文化之中的无形的红色价值才真正是最大的、最可贵的、最重要的。其实这正是中国模式和中国当代文化的世界性意义和核心价值所在。
“数星星”与看历史
许多观众始料未及的是“数星星”容易，看历史不易。众星云集和过眼烟云，是影片的重要特点。导演曾经不客气地要求记者看不懂回家补历史。这话对于历史片的观众包括记者，绝对是必要的。补完历史再来看电影，效果一定很不同。但是，补历史也不一定是绝对的。因为这样的要求是理想，理想就是理想，而现实只能是现实。既然要给大范围的观众群体观看，具有高票房的营销诉求，那么大家都去补历史显然是不可能的。说实话，即使是党史专家也未必能把影片中的每一个历史人物和事件说得很清楚。换句话，补历史只能是相对的。所以“数星星”和看历史这个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制片编导方。即使要补历史，恐怕编导也是难以免除的。近代史和党史已经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需要编导吸收借鉴。比如朱德要求入党一事，陈独秀到底是如何回应的？态度如何？章宗祥是逃掉了还是被学生抓住打伤了？做好一切准备的毛泽东到底为什么没有去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和五四运动的关系、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关系、当时中共和第三国际以及“苏共”的关系，是不是还可以写得更透些？一些文史常识处理得不好，也会留下缺憾，比如他人称蒋介石怎么称呼，蒋介石自称是中正还是介石？总体上，毛泽东和陈独秀的戏份比例和刻画强度安排得颇为得当，这是为了还原历史、接近历史。应该说这本来是最容易偏移的地方。虚构当虚构，纪实归纪实，史料是史料。总体上，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历史人物的描写比较客观，毛泽东、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形象刻画，也比较深刻和立体。
演员是超豪华的明星阵容，观众似乎已经不太在意大人物的形似问题。观众宽容的核心理念在于：有点接近即可。这里面可能有多种原因：经过几十年电影表演观念的转变，特型演员观念淡化，观众对不说方言不做整容的非特型演员认同度也很高；历史人物随着时间的磨蚀，外形相貌在当代青年观众心目中较为模糊；影片中的历史人物多是青年时期，其外形肖像和后来为人们所熟悉的中老年标准像存在差距。绝对相似的也有，比如列宁形象；还有几个是相当神似同时五官中某一处形似，比如杨开慧、李大钊和毛泽东。但绝大多数包括陈独秀、袁世凯、宋庆龄、邓小平、朱德的安排并没有考虑外形的相似。毛润之的饰演者充其量是神似加颏痣背头，观众似乎也认同了。形象设计的机巧在于异曲同工，比如刘烨饰毛润之，普遍认同赞扬，其中编导意图似乎不单在于外形考虑，还有青春浪漫色彩和平民化底蕴寄托。因为史诗片不仅要有史还要有诗。
外景拍摄比如嘉兴南湖小船是纪实化的，而大湖却是唯美化的，蔚蓝飘渺，烟雨苍茫；人物关系和情节细节上，比如毛润之和杨开慧的爱情是缠绵的，杨开慧甚至是至柔至情的，毛泽东与杨开慧同看绚烂烟花夜景，实在是青春偶像剧桥段的移植。但是这些都没有什么关系，观众可以认同。因为无伤大雅：虽然未必是历史，却必然是“文艺”。当我们得知作为党史发烧友的编剧只有32岁而且善于“穿越”时，便更加可以理解了。
影片的不足，一言以蔽之：挤。10年风雨，斗转星移。1911年至1921年，从辛亥革命到中共创建。其间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蔡锷护国、孙文护法、签署二十一条、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等等。时空跨度大，出场人物多。在近代史中描述建党史和革命史，其中确立多条叙述线索：主要有近代史大事记线索，其中又隐含已经叱咤风云的毛泽东青年时期的生平，主要是由投笔从戎到作为“一大”代表创建中共，还有一条线索是中共创建前10年的各种政治文化思潮的相互激荡，各种代表人物粉墨登场，博弈厮杀。不要说不完全熟悉，即使完全熟悉，观众要把这些事件和人物浏览一遍并且留下印象也不容易。何况多条线索穿插贯穿的叙述方式，一般人还真不容易搞清楚。此外，即便是“娱记”，也不见得就能够辨认出全部明星及其饰演的人物。看到笑星饰演的军阀就笑了，但是观众不见得能记住他笑的是哪个军阀。
明星挤，事件挤，挤来挤去，观众有点吃不消。换句话说：叙述冗繁和信息爆炸带来了一点压迫性沉闷。而毛泽东关于开会可以带家眷的纳闷这样有意味、有色彩的情节细节，则少之又少。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不能指望编导深入刻画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及其背景的复杂性，而观众也无暇获得人物分析和故事分析的乐趣。这恐怕是影片留给我们的最大的缺憾。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的发言中有一句话博得了国际代表普遍的认同：山东是孔子的故乡，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影片运用神来之笔去还原了这个精彩的外交场景。然而这个场景处于弱势外交的历史背景之中，而且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它还有一个“打倒孔家店”的背景。这是极为值得人们玩味的。在影片中，它是历史的真实场景，又是今天传统复归和国学昌明的历史回光，但是影片和观众对此却不得不一扫而过。我们不禁想问：难道不挤就不可以讲述建党伟业吗？
(马相武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