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董哲的第一次亮相，是在前年电影《建国大业》的一次研讨会上。当时导演韩三平向与会专家推介他时说：“这个小伙子是中共党史发烧友！”在那部影片中，董哲的身份是“文学副导演”，他对中国近现代史是如此熟悉，甚至能够随口报出哪一天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连韩三平都不由得感叹：“没想到这个‘80后’，比我们这些人还懂历史！”于是，后来再拍摄《建党伟业》，韩三平便又找来董哲，担任这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编剧。
其实董哲并非“80后”。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生于1979年的他自嘲是个“伪80后”。上学期间，工科出身的董哲也从未专修过历史，他自称只是一个“玩历史的票友”。但也正是因为玩票，他才没有了历史专业的约束。实际上，最令董哲痴迷的也并非近现代史，而是古代史，尤其是汉唐史。
董哲的另一个身份是网络写手。从2004年起，他便在网上写“穿越”小说，作品有《玄武门》、《赤壁》等。以前，他每天要在网上更新1万字左右的文章，最疯狂的时候，一天能更新两万字。不过他也感慨：“现在更新得少了，一个星期才更新五千字。”电影《建党伟业》让他声名鹊起，他说自己也许就要沿着电影这条路发展下去了。
结构：想找“清明上河图”感觉
问：《建党伟业》的剧情主要分成“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共一大召开”三段结构，这是导演的要求，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答：刚开始创作时没想过这种结构。基本上就是按照重大的历史事件、人物活动梳理，经过一遍一遍的梳理，才决定留下哪些内容，最终形成三段式结构。三个历史的节点既是三个时间段落，也是三个情绪段落。
在《建党伟业》中，通篇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当时的历史乱象下，中国向何处去？为何会产生中国共产党？第一段是武昌起义后，国家处于动乱状态，怎么也理不清，没头绪。第二段是新旧思想文化的碰撞，也是情绪的高潮点，通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形成一场伟大的“文艺复兴”。第三段是在尝试了各种方法，最终只剩一条路，即李大钊所说的走俄国庶民革命的路。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问：不少观众认为《建党伟业》的前半部分太像纪录片，看起来有点儿像流水账，你有什么看法？
答：前半部分确实像纪录片，一个一个历史大事件滑过去，可能让一些观众觉得结构太紧凑。但是，这部电影里前后出现的人物在两百个以上，我们要展现的历史背景，就是想有“清明上河图”的感觉，不是山水画，也不是人物油画，而是一幅全景式的作品。作为创作者，我们要尽可能表达对那段历史的理解，尽可能照顾观众的口味。不过，不管观众是批评还是表扬，我都很高兴，对我都是一种帮助。
问：“五四”运动这段戏是影片的高潮段落，一开始就这么设计的吗？
答：对，“五四”运动的戏份就要放在高潮段落。“五四”运动不说清楚，就没法把共产党的成立说清楚，我们就想把那个时代的氛围和精神面貌写出来。这一段非常精彩，全景式展现了“五四”运动的起因、经过、结果，从语言、行为、动作描画等方面基本还原了当时青年的状态。其实我在剧本里写了上万字，但电影里只有一段。写的时候我自己特别感动，那个时代年轻人的那种家国情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感动了我。
人物：有我们不满意的细节
问：电影里的陈独秀、李大钊的戏份很重，人物也很出彩，为什么会这样设置？
答：“南陈北李”的戏份必须多。两人相约建党，这在党史上早有定论；拍建党题材的电影不以这两人为主角，就违背了史实。陈独秀在党史上争议很大，毁誉参半，性格缺陷也很明显，但人格魅力也很大，非常具有个性。所以我们有意突出他飞扬激越的个性。李大钊恰恰相反，非常深沉、内敛，有敏锐的政治嗅觉、深厚的理论和学术功底，对中外历史的变化有精准的把握。这两个人是那个时代的豪杰。
问：为什么这次把朱德设计成为一个神枪手？
答：朱老总本身就是一个神枪手，在中共高级将领里面是枪法最好的人之一，基本上就是指哪儿打哪儿。以往的影视作品里，很少表现朱老总临阵打仗的状态，这次我就想表现一下。不过，电影里这段打仗戏，也有我们不太满意的细节。最初我们想用手摇式重机枪，但国内保存的这种机枪实在太少，只好搬出马克沁重机枪。这种重机枪是1935年产的，跟电影里上世纪20年代的戏份不符。一般观众可能看不出来，但行家一眼就能知道。
创作：我们没有想去标新立异
问：创作这部作品时，是不是有很多外在的限制？
答：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肯定有一些规范，要经过很多人的评头论足。剧本创作时，要由中央党史研究室、重大题材领导小组把关；影片拍出来后要接受电影审查；上映后还要接受观众的评头论足。电影是集中了各方意见才逐渐成形的，我只是一个执笔者。
作为一个党史题材作品，《建党伟业》在史实上还须很严谨。历史不能瞎编，只能在允许演绎的空间内适度创作。我们没有想去标新立异，从头到尾就是认认真真按历史去做。我有一个说法是“大事不虚，小节不拘”。可以在一些细节上发挥，但不能违背逻辑、人物性格。比如片中辜鸿铭、胡适等人的新旧文化之争，辜鸿铭确实有过“辫子论”，但不是在电影里的那个场合说的，这就是小节不拘。
问：你很年轻，这次参与重大历史题材影片的编剧有哪些收获？
答：能参与这么大的电影创作，对我自己来说是一次洗礼，是一种境界上的升华。什么是最美的？理想主义者是最美的。电影可以让观众了解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是怎么活的，当时民族面临内忧外患，年轻人的首要理想就是救国。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看不到眼前的回报就不会去付出，少了理想主义的味道。从作品本身来说，我自己觉得这部电影算是中规中矩之作，不是自己最满意的，也不算最不满意的，就是中等水平的作品。
问：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人来找你编剧？
答：我写过历史小说，做编剧跟写小说的写作格式不一样，节奏不一样，但其实还是编故事。小说是娓娓道来，编剧是跟着电影快节奏走。现在有一些人来找我编剧，都没应承下来，因为这些大多是近现代历史题材的作品，但我更喜欢古代史。现在古装片很多，但真正的历史片很少。历史题材片必须体现其时代氛围、人生观和价值观，即使是“穿越”小说，也不能随便违背。《建党伟业》其实就是一个年代戏，我觉得所有的历史题材作品都应该是年代戏。
本报记者 周南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