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重建应当从回归作品入手
著名作家阎连科接受本报独家专访，他认为批评能够给作家提供方位感，同时他提出，批评应该更关注具体文本，充分发掘作品的价值和独特性——
□本报记者/王 研
阎连科 河南嵩县人。 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等；小说集《年月日》、《耙耧天歌》等；散文《我与父辈》等。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和其他全国、全军性文学奖20余次，其作品被译为多种语言，是中国当代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
■站在作家的立场，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最好是若即若离■批评所能提供的知识性、理性与方位感，应该是每位作家在创作中都希望获得的助益■当下的批评与创作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些隔膜，批评对创作的观察往往不够具体、不够细微，而这些恰恰是批评要实现重建所应当回归的方向■目前的文本批评太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归类式批评和总结式批评，这些都缺乏对具体文本的深入研究，从而使许多具有独特性的作家和文本被遮蔽掉了■传统文学或者说严肃文学的发展有赖于学院批评
编者按
“重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栏目推出至今，我们已经采访了10余位学者、文学批评家以及学术期刊主编等，虽然推出了辽宁中青年作家的调查，但还没有面对面倾听作家对文学批评的想法。今天，我们专访了著名作家阎连科，听他作为一位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创作者是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刚刚创作了8万字 《发现小说》的他认为，批评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之于文学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说，批评可以为创作提供方向感，可以令作家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同时，他提出，批评和作品之间过于隔离，应该更深入地关注作家和作品。
《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二期发表了一篇长达8万字的文章，题为《发现小说》。这篇文章的作者并非批评家，也不是理论家，而是著名作家阎连科。作家撰写理论文章，古来有之，此类文章因以作家本身的创作经验为基础，生发出的往往是带有鲜活生命体悟的崭新理论，因此，历来受到文学界的高度重视。阎连科的身份是作家，文学创作是他的主业，随着创作经验的日益丰富，他对文学理论的认识也逐渐系统化，对文学批评的反思和重建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观点和建议。
一般来说，作家并不轻易发表对文学批评的看法，似乎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但是，阎连科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对当下文学批评的基本看法。他十分重视批评，也很关注批评家们对自己作品的评论。虽然他的长篇小说也曾被批评家公开批评，不过，他始终认为批评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之于文学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说，批评可以为创作提供方向感，可以令作家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同时，他提出，批评和作品之间过于隔离，应该更深入地关注作家和作品。
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最好是若即若离……批评与创作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些隔膜，批评对创作的观察往往不够具体、不够细微，而这些恰恰是批评要实现重建所应当回归的方向
当下，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关系往往呈现两极状态，或者频繁在各种活动中碰面，来往甚密；或者彼此刻意保持距离，壁垒分明。对于上述两种关系，阎连科均不认同，他认为，站在作家的立场，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最好是若即若离。
有的作家将创作视为完全的个人行为，并不看重批评的作用，甚至对批评怀有蔑视的态度。相反，阎连科更强调批评的积极作用，并认为批评对作家具有重要的推动力。 “批评家首先可以帮助作家读很多书，中国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比批评家读的书多。其次，作家的理性永远没有批评家更清楚。第三，与作家比起来，批评家更具比较性，他们为你的作品找到位置，纵向上在中国文学史上处于什么位置，横向上跟国外文学比较又处于什么位置。 ”阎连科认为，批评家是一批相当有方位感的人，而作家的方位感并不强，也不够明确，“正因为不明确，我们才会不停去写作、去探讨。 ”
批评所能提供的知识性、理性与方位感，应该是每位作家在创作中都希望获得的助益。不过，当作家希望从批评中有所得的时候，批评却似乎远离了他们与他们的作品。阎连科透过自己的观察发现，当下的批评与创作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些隔膜，批评对创作的观察往往不够具体、不够细微，而这些恰恰是批评要实现重建所应当回归的方向。
“我们必须承认，文学批评和文学一样，所谓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大家常常会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期，文学批评亦如是。那个时代，文学批评帮助了文学，而文学也带动了文学批评，两者的发展相辅相成。现在，随着商品社会的到来，文学和文学批评都出现了问题。它们之间越来越分离，甚至已经各成一家。 ”阎连科提出，目前的文本批评太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归类式批评，“所谓归类式批评就是把一批作品、一批作家进行归类，然后整体进行评论。比如，‘80后’作家、‘90后’作家这样的概念，就完全是归类式的批评。用年龄段来划分文学是很荒唐的，一个90岁的人可能写得像30岁一样，而30岁的人一样可以写得像60岁。 ‘80后’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张悦然、郭敬明、韩寒，他们3个人的写作是截然不同的，归为一类来研究显然缺乏科学性。 ”
“还有一种是总结式的批评。比如到年底了，盘点一番，互相比较一下。 ”阎连科认为，无论是归类式还是总结式，都缺乏对具体文本的深入研究，从而使许多具有独特性的作家和文本被遮蔽掉了。 “批评将作家简单归类，我认为是没有认真阅读和分析作品的。目前，中国文学已经有一种新的东西存在，它既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魔幻现实主义，也不是所谓心理小说、黑色小说，它究竟是什么？需要批评家们深入到具体文本中去发掘和解读，这一类的小说始终没有被文学批评真正发现它们的价值和独特性。 ”
文学有一些新的东西在不断出现，而且一出现就引起争论，需要文学批评深入地梳理和研究……一批极具前瞻性和独创性的作家，应该受到更大的关注
阎连科认为，当下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新元素，需要文学批评深入地梳理和研究。 “我发现，文学有一些新的东西在不断出现，而且一出现就引起争论。中国当代有一批极具前瞻性和独创性的作家，但是，却缺少具有前瞻性眼光和独创性分析的文学批评。为什么作家的创作中有新的元素跳跃？为什么会在当下产生这些新现象？需要批评来做梳理的工作，需要理论来阐释。 ”
《发现小说》的面世，表明阎连科在文学理论方面的想法越来越成熟。不过，他认为，作家很难成为优秀的批评家，“也许能谈出一些观点，但很难对文学的整体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说昆德拉写过《小说的艺术》，三五万字的一本小册子，里面包括他对小说的理解，他个人的感悟，但并不能对整个文学产生指导性。马尔克斯也写过这类的文章，很多作家都做过。我认为，这些文章并不能对文学整体构成很大的影响，不能因此就把作家称为批评家。同时，也没有很好的例子能证明批评家可以成为优秀的作家。 ”阎连科希望作家能够理解批评家的甘苦，也希望批评家最好有一点实际的创作经验。 “一个批评家如果完全不搞创作，或者说完全没有一点写作经验的人来做批评家，或者对理论一窍不通的人去谈理论，都是有问题的。 ”
阎连科期待批评为创作提供更有建设性的帮助，而重视作家研究、回归创作、深入到具体文本，正是批评所应当坚守的重要责任
阎连科坦言，非常注意有关自己作品的批评文章，不过，他注意的不是文章说好还是说坏，而是更关注能否从当中感受到另外一种读者对自己的认识。 “我想，文学在世界上最好的读者就是批评家。作家并不是我们最好的读者，最好的其实是批评家，他们是精英的读者。 ”
阎连科希望文学批评更关注作家，更关注文本，因为他们能够提供的意见是其他读者所不能提供的。“作家的写作恰恰是要看所谓读者的看法，而当中最精英的读者是不可能忽略掉的。对我来说，到了这个年纪，既不会因为人家说好就得意洋洋，也不会因为说不好，就不高兴。与其他普通读者比较起来，批评家的评论对我而言是更客观、更公正、更有建设性的。 ”
随着文学批评的分化，原来的格局逐渐瓦解。现在，分成了学院批评、社会批评和媒体批评三大方面。阎连科认为，传统文学或者说严肃文学的发展有赖于学院批评，“如果文学失去身处学院里的一大批批评家读者，文学肯定会失去全部的存在意义。今天，之所以还有这么多作家在坚守，像宗教一样地崇拜文学、信仰文学，跟活跃在大专院校里的批评家们是分不开的。 ”
阎连科非常肯定地说，文学一定离不开文学批评，“说句实在话，赞美也好，批评也好，如果作家失去了文学批评的关注，写作的意义必然会滑落。对作家来说，读者群来自院校里的批评家，还有社会上的普通读者。如果失去了批评家这方面，作家就完全无法再站立起来。今天，很多人可能更在意社会上的普通读者，但是就我而言，我更在意那些读者中的读者，那些精英读者。当一个清醒的作家阅读批评文章的时候，只要是严肃认真的批评，都能感受到其中的真诚性，也能感受到偏颇性，更重要的是，还能从中看出自己在创作上存在的某种局限。 ”
整个采访过程中，阎连科一再强调文学批评的价值，强调批评对于创作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他不讳言批评的确暴露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恰恰因为批评的重要性，对于它的反思和重建就愈加显得迫切。身为作家，阎连科期待批评为创作提供更有建设性的帮助，而重视作家研究、回归创作、深入到具体文本，正是批评所应当坚守的重要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