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兵场上的娘子军———芭蕾舞《红色娘子军》配图。
电影《红色娘子军》剧照
不深入剖析地理位置和时代背景，难以理解是什么驱使这群妇女集体报名从军———
娘子军之花缘何乐会初绽?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成智
红色娘子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即红色娘子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第一支女子军连队，也是琼崖自古以来第一支妇女武装队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世界妇女争取解放斗争的光辉典范。
1931年5月1日，女子军特务连在乐会四区红军操场召开成立大会。该连采取三三建制，全连有3个排，每排有3个班，每班有10名战士。连长为庞琼花(后为冯增敏)，指导员为王时香。全连103人，除了两名年纪较大的庶务、挑夫和一名小号手是男性外，其余都是农村妇女。
1932年春，特委决定将原女子军特务连从乐会四区调往琼东四区，在红军独立师师部担任警卫任务，归红一团建制;抽出一个排，吸收女青年扩编为女子军特务连第二连，归红三团建制。
红色娘子军先后参加了伏击沙帽岭，火烧文市炮楼，拔除阳江、分界、学道、礼昌、蓬莱等地据点，文魁岭保卫战，马鞍岭阻击战，立下赫赫战功。
1932年年底，由于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失败，女子军一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失散，连长、指导员等被捕入狱，女子军第一、第二连先后解体。
许多人，曾经因为这支伟大的部队，因为这个伟大的名字，“捎带着”知道了海南。
报告文学、电影、琼剧、芭蕾舞剧、电视剧……关于这支部队的经典作品，层出不穷;关于这支部队的传奇报道，连篇累牍。
“海南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能像《红色娘子军》这样闻名世界。”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海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唐若玲发出如此感慨。
为什么这样一支无产阶级的妇女红军会首先诞生在琼崖、在乐会?党史专家及相关工作者有深刻的解读。
这里的女人不寻常
做人难，做女人难，做琼东北的女人更难。
琼东、乐会、文昌，旧琼崖这几处地方的女人，除了缠足、包办婚姻、无财产继承权、基本无受教育权利外，还要承受比其他地方女人更多的压力。
“四处转转，好过在家。”唐若玲给记者举了这句民谚。这话用文字写出来，其实比用海南话念逊色许多。在民谚的后面，却折射出这几个县对男人的一个普遍看法：男人，就应该出去闯，闷在家里是没出息的表现。
于是，外出求学、打工、参军的越来越多，最厉害的“闯”是———“去番”(即下南洋)。这些男人一走，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年八年，有的甚至就此一去不回。
唐若玲告诉记者，与下南洋的其他主要族群福建、潮汕、广府、客家相比，琼崖男人下南洋时间较晚，按旧时的规矩，琼崖男人下南洋是不能带家属，加之初到海外琼崖男子大多选择“打红毛工”(给外国人当雇工)，干最底层的工种，也根本无力让家属过上好生活，因此，在琼东北一带，有许多留守新娘。
“男人长期在外，这几个地方的女人，就得牵牛下地犁田，就得揽下所有重活儿，就得里里外外一把手。”唐若玲说，有的男人几年回家一趟，带钱回来盖了房子，留下点钱，又走了。
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时代背景，特殊的乡约陋俗，使得旧时琼东北女子被毛泽东所称的四大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勒得更紧、呼吸更难。
而唐若玲同时认为，因为能时常接触到来自南洋的信息，这些女子既继承了传统文化，有封建思想意识，但又不是特别保守，也乐意接受新事物。因此，在革命战争和妇女运动的浪潮中，她们有勇气走在前头。
妇女运动成为重要推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妇女解放意识的觉醒，也比较早地渗透进这几处土地。
首先，女人们有书读了。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锦爱告诉记者，五四运动后，琼东、乐会中小学校开始招收女生入学。与此同时，各妇女协会大办夜校，据统计，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琼东县有妇女夜校55所，学员4800多人;乐会县有妇女夜校40所，学员4000多人。
“老同志陈求光回忆，当时夜校给妇女上的第一课是‘来来来，来读书，不读书，不识字，苦一世……’”陈锦爱说，当时夜校开设的课程还包括尺牍、珠算、常识、音乐。
其次，女人们有名字、不缠足了。琼东、乐会妇女素来无名。在妇女运动开展后，许多女子有了名字，如杨善集给原被称“簪马嫂”的妻子取名“林一人”，王大鹏给妻子取名“何十川”。与此同时，妇女们也开始破除缠足陋规，解开长长的裹脚布。妇女解放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第三，女人们敢反抗、会反抗了。以前遭遇包办婚姻、封建压迫，妇女们反抗不成，大概只有寻死觅活这条路。而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开展后，女人们学会了用知识去呐喊去抗争，学会了找妇女协会、找农会寻求支援。
当年发生的两件事，为琼东、乐会各界津津乐道：1924年，琼东发生轰动全琼的冯素娥拒婚事件，众多报刊发表评论声援冯素娥，拒婚以胜利告终;而几乎同时期，琼东一李姓地主，因每天一早都要3个媳妇端水、捧茶、送槟榔，稍不如意就打就骂。妇女运动开展后，3个媳妇都参加了妇女会，家翁获悉后将其中一个媳妇捆绑起来一通暴打。3个媳妇事后愤而将此事报告给妇女会和农会，各地妇女怒不可遏，将这地主抓来套上猪笼游街，此事大快人心，一时被传为笑谈。
这一时期的各种报刊，如《新琼崖评论》、《琼崖新青年》、《琼崖旬报》、《琼东期刊》、《良心》月刊等，也大力宣传妇女解放，这一切，都为妇女进一步投身革命、甚至扛枪上阵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深刻影响
“红色娘子军的诞生，与当时开展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带来的深刻影响有重要关系。”陈锦爱说。
陈锦爱认为，早在大革命时期，在杨善集的倡导下，琼崖许多县的农会都组织了农民自卫军，这些农民武装，实际上由共产党员控制。大革命失败后，琼崖早期共产党员较早地意识到，革命不仅要有笔杆子，关键时刻还要靠枪杆子。从武装大队到琼崖讨逆革命军，到全琼武装总暴动，男人们为了革命理想信念冲锋陷阵、浴血疆场的英勇无畏，让女人们敬佩不已。
而从后来红色娘子军女战士的组成来看，其中许多人有过共青团、妇女会、少锋队的经历，她们耳濡目染激烈的战斗，自然会生出加入革命武装的激情。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当年共产党振臂一呼，就有700多名妇女报名参加娘子军。
“1928年1月，琼崖乐会四区加快推行土地革命，出台了《土地问题的临时办法》。两个多月后，1928年4月10日《中共琼崖特委给省委的报告》中，再次汇报了乐会四区农民代表大会决议通过的分配土地方法，其中规定‘田产分配不论大小男女均得田耕’，让广大妇女欢欣鼓舞。”陈锦爱说。
陈锦爱解释说，琼崖女子历来没有财产继承权，而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提出“田产分配不论大小男女均得田耕”，让她们尝到了获得土地及其耕种权的喜悦，让她们感觉到自己和男人一样有了做人的尊严，这对于调动妇女参加革命的积极性至关重要。
乐会四区的红色熏染
从大革命失败到第一次反“围剿”失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乐会四区成为中共琼崖特委策划武装斗争和开展土地革命的大本营。
琼海市阳江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庞启江对红色娘子军颇有研究，他列举了这一年多里在乐会四区召开的各重要会议：中共琼崖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琼崖第三次代表大会，全琼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这里还是中共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乐四区苏维埃政府机关所在地。被称为“小莫斯科”的乐会四区中发生的一切，都对当地妇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中共琼崖特委的重视和培养下，妇女参政渐渐成为常态。1930年8月，全琼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琼崖苏维埃政府，蒙汉强、刘秋菊当选为委员;1931年3月，全琼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琼崖苏维埃政府，蒙汉强、吴坤琴、刘秋菊当选为委员，蒙汉强还当选常委。这届政府中，妇女参政人数之多、职位之高，前所未有。
陈锦爱告诉记者，此时特委对妇女工作的重视，对妇女干部的任用，对发挥广大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
而庞启江补充说，乐会四区长期作为苏区各机关所在地，无论是反动民团还是后来“围剿”共产党的蔡廷锴，都想破坏掉这一红色革命根据地。因此，在历次斗争中，乐会四区及周边的一些妇女家，多有家族成员被杀，因此都郁积着一股仇恨，期待着能早日上阵杀敌、报仇雪恨。
1930年8月，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冯白驹和特委决定扩大红军编制，正式成立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师。而几乎与此同时，广大妇女要求参军参战的热情高涨，在这样的多方因素作用下，红色娘子军诞生乐会，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历史将铭刻1931年5月1日发生在今琼海市阳江镇老区村内园村民小组的一块荒坡上的一幕：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成立!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怨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这一首经典歌曲，将连同红色娘子军的不朽传奇，永远传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