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角度，范曾的作画方式应当属于复制行为，只不过复制的是自己的作品，至少也是对自己作品的演绎。我不谙艺术，但对学术规范有所了解。学术之道，搜索与习得固然重要，但其真谛，其精髓，则贵在思索，贵在心得，贵在创新。我认为，艺术与学术有相通之处，其真谛同样贵在于创新。”
□“本案系争事实不存在侮辱、诋毁行为，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这是一个针对特定文艺创作现象和文艺批评所发生的争议，是学术领域的事，属于道德范畴。如果说因此让范曾的名誉受到损失，也并不超越道德范畴。而且，当下社会舆论对范曾的批评，也是他自己的言行所致，怨不到正当的文艺批评身上。本不涉及法律问题，却引发了法律诉讼。我认为这件事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应当引起知识界的反思与警惕。”
刘春田评说范曾状告郭庆祥侵犯名誉权案
■采访者：本报特约记者 计亚男
■受访者：刘春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对范曾作画方式的评价
读书报：近日，范曾状告郭庆祥侵犯名誉权案，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这件诉讼事涉绘画、收藏、媒介、文艺理论等领域，今天我们想请您从法律角度来谈谈对这起案子的看法。
刘春田：这个案件源于“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的一篇评论。事实基本无争议，法律上也没有太多的难点。中华读书报关注此案，可能是知识界对此有兴趣的人比较多吧。
读书报：从法律角度上，范曾把十幅画纸都贴在墙上，以流水作业的创作方式完成作品，这属于艺术创作还是复制？如何界定？
刘春田：此前，我看了几份材料。据此可以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事实没有争议，只是对述及的范曾这种绘画方式评价不同，褒贬不一，见仁见智。郭庆祥认为范曾的画法是流水似的复制，是工业化的组装。因而撰文不点名地批评，称“这位名家其实才能平平，他的中国画、人物画，不过是‘连环画的放大’。他画来画去的老子、屈原、谢灵运、苏东坡、钟馗、李时珍等几个古人，都有如复印式的东西。人物造型大同小异。他的人物画虽然是写实的，但其中不少连人体比例、结构都有毛病……他将十来张宣纸挂在墙上，以流水操作的方法作画。每张纸上先画人头，再添衣服，最后草草收拾一番写款，由他的学生盖章。这哪是画画？分明是在画人民币嘛。”这是一种评价。反之，范曾的弟子崔自默则指出：范曾可在瞬息之间创作十来张面貌不同特征的老子，虽然它们形貌各异，但精神内质却惊人的相似。并认为这正反映了范曾的绘画技巧精湛之处。这也是一种见解。这种画法究竟是复制还是创作，双方只是笔墨官司，并未见诸诉讼。
看到范曾流水作画的方式，似曾相识，很容易联想到“中国油画第一村”——深圳大芬村的那种生产油画模式，但仔细分析，二者又有不同。大芬村是以流水线作业的方式临摹原创作品。大芬村画坊请来作画的既非画师、亦非画匠，而是并无艺术训练的普通农民工，能刷漆就行。生产前，先由技术人员用机械制图的装置，在画布上复制勾画出成批同一张油画的轮廓、构图的草稿，然后并排地将画布钉在墙上，多张画同时制作。工人们严格分工，画树叶的专画树叶，画树枝的专画树枝，每个人只画局部，分别在每张画上涂抹相同的东西，务求手法划一，结果相同，经过分工合成，批量相同的油画就可以完成。这是一种作坊式的生产过程。这种方式是典型的复制。范曾的画法显然与上述情况不同，他没有复制他人的作品，其画法也不构成工业化的组装。范曾是书画名家，临摹他人的画作会有损名声。相信范曾的作画方式不止一种，但是，从艺术角度，范曾的作画方式应当属于复制行为，只不过复制的是自己的作品，至少也是对自己作品的演绎。我不谙艺术，但对学术规范有所了解。学术之道，搜索与习得固然重要，但其真谛，其精髓，则贵在思索，贵在心得，贵在创新。搜索来的东西，包括自己已发表的著作，属于人类现有的成果。对它们的利用与继承，要符合学术规范，不可以新瓶装旧酒，变相使用。比如，大学要求学位论文必须符合学术规范。越来越多的大学对提交答辩的学位论文实行答辩前的查重检索。以人大为例，在博士论文中，学位委员会要求，即便是符合著作权法上“合理使用”范围的作品，包括本人的作品，引用字数也不得超过论文总字数的百分之十，否则，不得答辩。我认为，艺术与学术有相通之处，其真谛同样贵在于创新。我也注意到，有观点认为：画家重复行为是惯例，自古而然，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李可染的牛，黄胄的驴，大量流传在坊间，大同小异，无人指摘。何以范曾笔下的老子、屈原、钟馗、苏东坡，同行此道，就遭人诟病，这是否公平？我认为，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和艺术品消费者的价值取向有关。艺术收藏家多为艺术行家里手，喜阳春白雪，期盼到手的作品最好是凤毛麟角的神品，是不世出的“善本”、“绝唱”。大众爱好者则止于追求赏心悦目，在意的是作品来源是否正宗作者的“真迹”，不一定关注作品是唯一的独创之作，还是旧作新制。另一方面，也和艺术家自身的价值取向有关。哪怕是再平庸的艺术家，内心也清楚不过，艺术的魅力和价值在于创新，这也是艺术家的生命力所在。当艺术与唯美至上时，会不遗余力地追求作品的至善至美。像李可染先生的精益求精，就是画界典范。但是，当他们的艺术精神懈怠，或囿于功利目的时，就会忽视艺术质量，大艺术家出平庸之作的现象在文学艺术的历史上屡见不鲜。何况，如郭庆祥文章所说，范曾出于手头拮据，在短期内“出货”200幅画作，很难有精品。凭这批作品说话，恐怕范曾本人也未必敢自称是“坐四望五”的画中大师、五百年一出的巨匠。
正当的文艺批评无涉法律
读书报：那么，您认为这个案件的核心是什么？
刘春田：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郭庆祥文章所述事实和评价，在法律上是否构成对范曾正当权利的侵犯。在诉讼事由里，范曾并没有对被告在文章中对他作画方式的描述提出异议。也就是说，双方对诉讼所涉及的主要事实没有争议。剩下的问题就是郭文对范曾的评价方式，是否为法律所禁止。范曾认为，被告的文章主观武断、捕风捉影、随意攀比、不负责任，使用侮辱、诋毁、刻薄的语言，直接攻击原告，刻意地去贬损他。他的近十个用语，除了“侮辱”、“诋毁”具有法律意义之外，其余多半不是法律上的用语。
读书报：那您可否分析一下这些诉讼事由。
刘春田：首先，众所周知，法律不管小事情。诸如“主观武断”、“捕风捉影”等行为，通常不在法律的视野之内，不做评论。我只就“诋毁”、“侮辱”这两个有法律意义的用语谈点看法。
关于“诋毁”。诋毁，即诽谤、诬蔑，通常指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恶意地玷污、败坏别人名誉的行为。本案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对范曾人格的诋毁呢，我认为，首先，郭庆祥的“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这篇文章的题目，从正面表达了一种积极的主张：即艺术家要通过作品来感染人。艺术家把自己的情感、理想追求、人文价值判断通过创作投射在作品之中。艺术家创造了作品，作品创造了艺术。艺术家是通过作品这个中介去感染人的，而不是艺术家本人直接诉诸行动去感染人。对于书画艺术来说，是由别人通过对作品的艺术感受来评断，评品艺术家的水平、品位。让作品说话，是艺术规律。所以，题目本身是专业的，客观说明了一个艺术评价的道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其次，在立意基础上，文章的重点是以范曾的作画方法和高调炒作自己为例，对违反上述艺术标准的行为提出批评。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介绍范曾特有的作画方法。文章对范曾短期内出手200张画作，以及对范曾作画方法作了描述；第二，指出了范曾的自我感觉。文章介绍范曾频频在媒体上讲经、论道、谈画品，以及前后自我感觉的变化。初言“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而后，在画分九品说中自称是“坐四望五，以待来日”的大师、巨匠。第三，逐一对范曾的画法、画品以及自我感觉作了批评，说出了自己的认识。评价范曾的特殊画法是“流水线作业”，是“重复自己”。认为范曾卖给自己的200幅画，是“题材与技法严重雷同，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人物画是“连环画的放大”；书法是“有书无法，不足为式”；由此认为范曾“对艺术不真诚”，“有辱艺术”，对收藏家不公平；在作者心中，范曾“才能平平”，认为范曾24字自我感言是“自豪且有几分收敛。”尚可接受。但范的“坐四望五”说，狂傲离奇。范曾俨然以“艺术大鳄”自居，引起反弹也在情理之中。在不少人眼里，范曾摆明是蔑视知识界，蔑视社会，蔑视神明，欺负天下无人。于是郭庆祥先生抒发议论，直言批评，认为，在当前几乎无人敢高就大师桂冠的环境下，“公开宣称已超越大师境界者，范曾是当代第一人”。对上述事实，范曾并未提出异议，证实被告并非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至于评论，古今中外，咸自内心，是否武断，也属主观标准。我认为，傲视天下，是范曾的权利，承受正常的文艺批评，也是艺术家的义务，无可厚非。郭文有据、有理、有态度。文句看似尖锐，但矛盾相克，相比范曾口无遮拦的“坐四望五”狂言，不属于泄私愤。相比前几年范曾评论黄永玉先生那种尖酸刻薄，极尽贬损和人身攻击之能事的文章，力道也不算过分。对范曾来说，宛如啄木鸟，可以叼去脑子里的虫，不是坏事。
至于“侮辱”，通常指恶意的使对方人格和名誉受到损失，蒙受耻辱。通过前面的分析，我认为，郭的文章立论是健康的、积极的，批评是阳光的、建设性的。主观上，看不到狭隘和邪恶，是合乎艺术创作伦理的。所以立意上是站得住脚的，不构成对范曾人格的侮辱。
总之，本案系争事实不存在侮辱、诋毁行为，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这是一个针对特定文艺创作现象和文艺批评所发生的争议，是学术领域的事，属于道德范畴。如果说因此让范曾的名誉受到损失，也并不超越道德范畴。而且，当下社会舆论对范曾的批评，也是他自己的言行所致，怨不到正当的文艺批评身上。
文明社会应当支持正常的学术监督、文艺批评
读书报：在网上，对范、郭之争有很多评论，您怎么看？
刘春田：一幅艺术作品水平高低，是社会给予的。一个艺术家的成就和地位，是历史评价的，不是自封的。平心而论，在我们这些外行眼里，范曾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艺术家，在公众心目中地位很高。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如此作画，又这般高调自诩，大开大合，“敢为天下先”，不留后路的自己跳到炉子上烤。这种不理智引起社会批评，尤其是业内的文艺批评，再正常不过。反之，如果没有批评，才是怪事。这本不涉及法律问题，却引发了法律诉讼。我认为这件事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应当引起知识界的反思与警惕。
其一，艺术家、学者值得社会尊敬，他们的正当权益应当受到保护。但是，他们也要谨守分际，老老实实地做事，清清白白地做人，以不愧对社会与公众的厚爱。作为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创造者，他们的行为不属于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社会意义。作为精英，其言与行，对普罗大众具有示范作用，应当是国民表率、社会栋梁。市场经济，难免竞争，法律和道德上，正当与否，都有界限。今天，没有人反对艺术家发财。但不可忘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大众对公众人物的眼光从来都是挑剔的、刻薄的。名人，哪怕是出类拔萃、功成名就的艺术大师，在大众面前也需谦卑、谨慎，不能抡大腕儿、耍大牌，来不得半点虚伪与骄傲。张艺谋誉满全球，至今不见怨谤，很可能在于他一贯的认真做事，低调做人，在公众面前始终如一，从不见懈怠和简慢。范曾的艺术成就和地位，自有公论。但他如此托大，目无天下，自取其辱，贻笑大方。这二者一正一邪，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其二、应当鼓励与支持正常的学术监督、文艺批评。一个时期以来，艺术界、学术界存在不正之风。如同很多驰名商标一样，标本倒置，过分重视宣传与包装。更有甚者，非分者醉心攫取名声与利益，凭借权势与金钱压制批评。有人利用他人不好意思或不敢“较真儿”的心态，肆无忌惮地不正当猎取名利。在有的学术单位，甚至出现成果被剽窃后，作者反受威胁，见剽窃者而色变的猫怕老鼠的怪事。这种乱象像瘟疫一样毒害着知识界，毒害着社会。要改变这种怪相，必须纠正不正之风，树立正风正气，匡正学术、艺术规范。必须支持正当的学术与艺术批评。必须支持敢于出来叫板的人，让非分者得不到好处，再不敢胡来。让正常的学术批评蔚然成风。这样，我们的学术和艺术，才有希望。
链接
范曾状告郭庆祥等三人和《文汇报》侵犯名誉权
范曾起诉中称：2010年5月至6月间，郭庆祥、孙逊、谢春彦先后在《文汇报》刊发的《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画家的寂寞与热炒》和《钱，可通神，亦可通笔墨耶？》的署名文章，三篇文章主观武断，捕风捉影，随意攀比，不负责任，使用侮辱、诋毁、刻薄的语言，直接攻击原告。
范曾认为，上海《文汇报》是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报纸，其刊登的三篇文章先后被谷歌、百度等主流媒体转载，被告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地随意贬损原告名誉，侮辱原告人格，导致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已构成了对原告名誉权的严重侵害，并给原告造成极大精神痛苦。遂起诉至法院要求文汇报登报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要求郭庆祥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500万元；要求孙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20万元；要求谢春彦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20万元。
此案于2011年4月22日，在北京昌平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均由代理律师出庭。法院当日未作出判决，原告方范曾的律师表示，愿意接受调解。然而，郭庆祥以及《文汇报》等全体被告的代理律师都表示不接受调解，希望法院作出公正的裁决。
6月8日，北京市昌平区法院不公开宣判。判决中指出，郭庆祥的文章中通篇对范曾的诗、画、书法、作画方式及人格分别做出了贬损的评价，如“才能平平”、“逞能”、“炫才露己”、“虚伪”等，造成其社会评价的降低及精神痛苦，郭庆祥的行为已构成对范曾名誉的侵害。判决郭庆祥败诉，须向范曾书面道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七万元。郭庆祥对这个判决表示，为了维护正常的文艺批评以及文艺批评家的权力，一定要上诉。
但是，对于范曾要求“刊登文章的文汇集团承担侵权责任”的请求，昌平区法院则不予支持。理由是虽然文汇集团对刊载的文章未严格审查，存在一定过失，但其行为尚不足以构成对范曾的名誉侵权，故对于范曾要求文汇集团承担侵权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