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结缘梅兰芳
杨建民
说起来，从接近京剧到结缘梅兰芳，有不短的过程。这不仅指时间，还有心理距离。
丰子恺是从“五四”时期过来的人，当时许多人反对京剧(当时称平剧)，喊出打倒京剧的口号，年轻的丰子恺受此影响，由此看不起京剧，很久便不去接触它。后来一次到乡下亲戚家作客，见到一个咬着甘蔗，不修边幅的中年人，亲戚介绍，这是花旦演员；过一会上茅厕，又见到此人抽着旱烟走了进来。晚上再看此人扮成女相演旦角，便引起反感。这可以说由理性到感性，丰子恺对京剧中男扮女角，留下很不好的印象。
上世纪20年代中期，丰子恺倒是在上海看过一场梅兰芳的戏，但那半为友人所拉，半为好奇。到了剧场，一片乱糟糟，戏也听不清楚，加上并不感兴趣，所以后来连剧场名字和唱的哪出戏也不记得了。
一
抗日战争前数年，丰子恺对梅兰芳的唱腔渐渐来了兴趣。当时他造了新屋“缘缘堂”，又新买了一部留声机。最初买的唱片多是西洋音乐，可价钱贵，种类也不多，点缀一般，又选了梅兰芳的七、八张青衣唱片。乡居寂寥，每每放唱片，除去自家人，乡邻也来听。渐渐，丰子恺对梅兰芳唱腔有了兴味。之后再买，再听……最后，这部留声机竟然成了放梅兰芳唱片专用机。丰子恺艺术天分极高，对京剧韵致的领悟日渐深入，虽然对旦角由男子扮演仍有异议，可他却喜欢上了京剧音乐夸张的象征描写和洗练明快的曲调。他产生了这样的一种体会：“我觉得平剧中的青衣的唱腔，富有女人气。不必理解唱词，但一听腔调，脑际就会浮出一个女子的姿态来，这是西洋音乐上所没有的情形……青衣的唱腔，可谓‘女相十足’。我每次听到，觉得用日本语中的‘有女人风度’一语来形容它，最为适切。”这个阶段，丰子恺对京剧的喜欢，还仅仅在音乐一面。
抗战不久，丰子恺开始了流亡生活。旅居四川涪陵时，当地有一平(京)剧院，距离很近，闲来无事，便与小女天天去看。最初他对京剧那红袍进，绿袍出的场面不感兴趣。听得久了，有所体悟。丰子恺认为，这种扮相和演法，与其音乐一样，是夸张而象征的；并且身段手势，都有表现能力，大大扩张了观众的想象天地。由此，丰子恺成了一位京剧爱好者。后来在重庆沙坪居留时，丰子恺住在一间极简陋的小屋里，家徒四壁，但是，墙上却贴了一张梅兰芳的留须照片。这是上海的友人从报上剪下寄来的。此时的丰子恺，认为这留须的梅兰芳，比舞台上的西施、杨贵妃更美丽、可敬仰。因为他以一个演员，而保持高尚的气节，当然使人敬仰。
二
抗战胜利后，丰子恺回到上海。适值梅兰芳到此演出，他便买了三万元一张的高价位票，与女儿去观赏。当他看到梅兰芳在《龙凤呈祥》一剧中扮演孙夫人的姿态，想着梅的年龄，真有些不敢相信。后来梅兰芳到中国大戏院续演，丰子恺又跟了过去，因为喜欢，竟一连看了五个晚上。看毕之后，生出念头：拜访梅兰芳。丰子恺当时，确实是想看看梅兰芳这个“造物主特殊杰作”的本相。
与丰子恺同行前往的，有后来成为摄影大师的郎静山等。丰子恺与梅兰芳见面后，他首先以画家的眼光，打量着梅的身材。他比照地认为：西洋标准人体为希腊的维纳斯，以人体美的标准衡量，梅兰芳的身材容貌“大概近于”维纳斯，应当是东方标准人体。梅兰芳的声音“宏亮而带粘润”，听来依稀有戏台上的音调。
当时抗战刚毕，两人很自然地谈起来当时的情形。一段时间，梅兰芳避难香港。后来香港陷落，梅的处境艰难。日本军中，有一军官从小看过梅兰芳演出，极有好感，经他帮助，才得脱险。谈话之间，丰子恺注意到，梅兰芳说话常常借助手势，自然而到位，使人对其表达能力感触深入。
颇有佛性的丰子恺当时有许多感慨，他觉着，梅兰芳已五十多岁，再过十数年，这身材容貌，便无从保持，这实在令人惋惜。所以，他极力劝梅兰芳，希望他多录唱片，多拍有声有色的电影。当时各方技术都相当有限，梅兰芳告诉说有许多困难，不能顺利进行。当时郎静山等人请这两位艺术家在院子里留下多张合影，这成为他们第一次会见的珍贵纪念。
这次见面后的第二年(1948年)清明过后，丰子恺与自己两位喜爱京剧的女儿，再次从杭州赶往上海，去看梅兰芳的演出。本来，丰子恺担心给梅兰芳添应酬之劳，不打算去访问他。可因为看了一出《洛神》之后，感触良多，再加上两位女儿极为渴望见到梅兰芳真面，便决定第二天前去拜会。
这次前往，丰子恺没有请摄影记者，只是托梅的二胡琴师倪秋平先行通知，然后带着两个京剧迷女儿前往。刚准备上车时，遇见次女婿在那里擦皮鞋。得知是去访梅兰芳，女婿急得连后半也不擦了，一下子钻进车子。女儿们都说他有“天外飞来的好运气”。
大约时局较好，丰子恺这次见到的梅兰芳，似乎比去年还显得年轻，脸面更加丰满，头发更加青黑……他转过脸看了看女儿女婿，发现他们都目不转睛地看着梅兰芳，不说话，也不动弹，就像城隍庙里的泥塑，感觉有些好笑。可孩子们看过梅兰芳后，转过脸来看父亲丰子恺，一下子都笑了。原来，丰子恺年龄比梅兰芳还小，但因留起长须，又是白发，显得比梅老相得多，孩子们因而忍俊不禁。
谈话间，丰子恺再申去年话题。他以为，像《洛神》这样好的剧目，最好能拍摄成有声有色的电影，可以使其长久而广泛地流传。其他艺术品，如书画，可以制版精印，长期流传，可戏剧中的唱功、作功，却非电影才能保存下来。梅兰芳也有此念头，但因为种种技术等方面的困难，终未实现。这使丰子恺十分感叹。
两位艺术家又谈起了京剧的象征表现手法。梅兰芳说在莫斯科看到过投水表演，是将一块大白布，四角由人扯住摇动，表示水波，布中间开有洞，人投水便跃入洞中。梅兰芳说京剧如《打渔杀家》则不然，不须用布，只用身体上下动作就表现出水波起伏。这就是京剧的象征表现。看着身穿西服的梅兰芳做出女儿家的柔媚动作，大家都笑了起来。丰子恺由此联想，京剧里开门、骑马、摇船，只凭动作，无须道具，这样，既做了大量省略，又激发了观众的想象，这显然比添加许多实景更富有表现力。
三
这次拜访前，丰子恺还准备了一件礼物：一柄由他绘画书法的扇子。扇面的画用的是苏曼殊的一句诗意：“满山红叶女郎樵”；另一面书了一首老师弘一大师在俗时赠人的《金缕曲》：
秋老江南矣。忒匆匆，春余梦影，樽前眉底。陶写中年丝竹耳，走马胭脂队里。怎到眼都成余子？片玉昆山神朗朗，紫樱桃漫把红情系。愁万斛，来收起。
泥他粉墨登场地。领略那英雄气宇，秋娘情味。雏凤声清清几许，销尽填胸荡气。笑我亦布衣而已。奔走天涯无一事，问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
这书与画，是丰子恺在一个精神饱满的清晨用心作出的。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梅兰芳这样具有高尚人格的艺术天才的敬爱。(当时有人笑丰子恺对梅兰芳的敬爱是“拜倒石榴裙下”，丰子恺回答：“我其实应该拜倒”)
因为梅兰芳晚上还有演出，坐了一阵，丰子恺便起身告别。两个女儿一定要与梅兰芳照相留念。这次没有摄影师，两个女儿只能分别自己拍摄。最后还遗憾不能同时与“伶王”合摄一张。可与梅兰芳见此一面，已异常满足了。
第二天，梅兰芳到丰子恺旅居的振华旅馆回访，这使旅馆里的茶房、账房大为吃惊。他们这才知道，丰子恺是书画名家，于是赶紧买来纪念册，求他题字留念。由此，丰子恺感到，京剧的影响，与书画、金石、雕塑、音乐、舞蹈，甚至文学等比较，在当时的中国，最深入人心。人们从中辨忠奸，修习为人，因而社会效果最突出，起码，这些茶房、账房一干人，认梅兰芳，比认自己的书画要多得多。虽然他人常夸丰子恺“名满天下”、“妇孺皆知”。
全国解放后，梅兰芳居留北京。因为有前缘，丰子恺每次赴京开会，总要前往见面。1961年8月，艺术大师梅兰芳逝世，丰子恺深为震惊。他立即写出《梅兰芳不朽》的悼念文章，着重从抗战时期梅兰芳的留须照片谈起，来称颂梅的人格。认为“他的爱国精神，永远给我们以教育”。第二年，丰子恺再次动笔，写出《威武不能屈》一文，作为梅兰芳逝世周年纪念。文首，他引用了《离骚》中的诗句：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文中仍以抗战时期梅的精神为称颂对象，认为梅兰芳将个人私利置之度外，将国家兴亡负之仔肩，因此，其“威武不能屈的英雄精神，长留青史，永铭人心，春秋代序，草木可以零落，但此‘美人’永远不会迟暮。”给了梅兰芳极高的评价。
丰子恺一生，刻意敬服之人极有限，梅兰芳是一个例外。他后来在文章中说：“我平生自动访问素不相识的有名的人，以访梅兰芳为第一次。”从他的纪念文章可以看出，他不仅敬重梅兰芳的艺术，更敬重一位艺人在抗战中的大义之举，敬重其人品。两位艺术家之间的交往，显现出的，正是这样的价值追求。
这种对于人格超乎从艺本身的价值取向，在今天恐怕已经很稀薄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