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译本
陆茂清
“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大地兴起，一些进步报刊开始介绍《共产党宣言》，但只是翻译部分章节或片断，尚没有完整的中译本《共产党宣言》问世。
陈望道担起了这个历史的重任。陈望道是浙江省义乌人，早年毕业于金华中学，1915年初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学习文学、哲学、法律。其间受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熏陶启发，开始阅读马克思学说，思想由此升华，抛弃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幻想，向往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1919年5月间，陈望道学成回国，应邀在杭州担任浙江第一师范国文教员。时正值“五四”运动方兴，他与进步教员夏丏尊等大张旗鼓宣传新文化，倡用白话文，摒弃旧道德，支持学生反对封建家庭专制，由此遭到反动当局迫害。1920年年初，省教育厅以“非孝、废孔、共产、公妻”罪名，将陈望道等4名教师撤职查办。学生奋起抗议示威，军警残酷镇压，造成了流血事件，陈望道不得不离开浙江第一师范。
1920年3月，陈望道接到了上海《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来信，大意谓《星期评论》主持人戴季陶，约请他去沪上相商翻译《共产党宣言》事。
戴季陶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1919年6月奉孙中山之命，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作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系列中的杂志。此君在日本时购买了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曾试图将它译成中文，后来感到有一定难度而放弃。而今打算请人译出，就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却一时未有合适的人选，便请党内同志、《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物色推荐，并提出了翻译此书的三个条件：一是熟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二是精通德、英、日三种外语中的一种；三是有相当水平的语言文学素养。
邵力子想到了浙江同乡陈望道，原来陈望道常为《民国日报》及其《觉悟》副刊撰稿，文学功底不同凡响，又精通日语，留学东洋时就已熟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完全可以胜任。于是推荐给戴季陶，打包票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陈望道留日时就读过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敬与信仰，又深感这本书于建设共产主义理想世界巨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故而欣然应承。
当下由戴季陶提供了日文本《共产党宣言》，为达精确翻译，陈望道请陈独秀出面，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处借来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以资对照。
不日，陈望道回到浙江义乌县城西分水塘村老家，开始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虑及浙江在军阀卢永祥统治下，民生不安，常有乡长保长警察之类下乡乱闯捞油水，故翻译《共产党宣言》务须绝对保密。陈望道灵机一动，把翻译处设在矮小僻静的柴房里，里边放两条板凳，搁上一块铺板当作写字台。白天靠着窗口透进来的亮光，或而默读日文本，或而挥笔书写，或对照英文本，晚上则封闭窗口，点上煤油灯继续。
南方山区的春天，夜里依然寒气袭人，加之坐的时间长了，手脚冰冷至发麻酸疼。陈望道毫不介意，为使译文准确符合原意，时时刻刻聚精会神斟词酌句，一丝不苟，曾留下了一段“吃墨”的感人佳话。
为了专心致志译书，陈望道吃的喝的都是由母亲专送的。一天送来粽子给儿子当点心充饥，外加一碟红糖。过了一阵，母亲来取碗筷，惊奇地发现儿子满嘴乌黑，红糖却原封未动。老人家爱怜又带几分生气：“吃完啦，这糖甜不甜呀？”陈望道仍浑然不觉，头也不抬：“甜，真甜。”
经历了一个多月夜以继日，至4月底，陈望道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于5月中旬赶往上海交卷。好事多磨。正当《共产党宣言》要在《星期评论》上连载时，因刊物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引起租界当局的注意，暗中截留各处寄来的书报信件，又没收编辑部寄予各地读者的杂志，杂志被迫停刊，也就不能连载《共产党宣言》了。
陈望道在上海往访了原浙江第一师范学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俞秀松，谈到了翻译《共产党宣言》及刊载搁浅事。其时，陈独秀正在上海与李汉俊、俞秀松等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当从俞秀松口中得悉陈望道来沪及其缘由后，便热情邀请他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萌生了一个想法，就由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共产党宣言》，名实相符，遂在6月下旬托俞秀松将《共产党宣言》译本转交给陈独秀。
陈独秀本就感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基础薄弱，至今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没有中文译本，故而极表欢迎。他马上把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校阅。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中的学者型人物，堪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晓日、英、德、法四国外语。他认真仔细一一校正修改后，再交陈独秀审阅。陈望道按两人的修改意见，作了定稿。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共有8位成员，陈望道是其中之一。小组成立后的任务之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重要一项，便是出版《共产党宣言》。但又碰到了难题，一是上海的华界在军阀统治下，租界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对“共产主义的幽灵”既怕又恨，岂容《共产党宣言》公开印刷发行？二是没有经费。
正巧5月间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来上海，与陈独秀等筹谋创建中国共产党，还带来了一大笔款资。经由陈独秀的争取，维金斯基动用共产国际经费，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开设了“又新”秘密印刷所，负责承印《共产党宣言》。
8月中旬，中译本《共产党宣言》1000册印成，是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的，列为“社会主义小丛书”的第一种。此书竖排版，小32开，3号铅字。封面上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坐像，肖像上端有“共产党宣言”五个大字，下面有“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一经出版，便不胫而走，广为流传。第一版1000本很快售尽，9月间再印1000册，又供不应求。读者纷纷来函询问何处有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沈玄庐出面，在《民国日报》刊登《答人问〈共产党宣言〉的发行》，告知“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沈玄庐还广而告之：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把全文译了出来，经陈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
至1926年5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印行的《共产党宣言》多至17版，更有难以计数的“盗版”，成为名副其实在国内影响最大的共产主义学说经典著作。毛泽东1936年7月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陈望道的名字，因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而永垂中共党史，被誉为“传播《共产党宣言》千秋巨笔”。他的“柴房里译出《共产党宣言》”、“山村传圣火”等故事也一代接一代传诵，鲁迅赞赏有加云：“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周恩来也曾对陈望道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