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重塑一个真实的“红岩”

　　何建明：重塑一个真实的“红岩”

　　长篇报告文学《忠诚与背叛》近日推出

　　记者 张滢莹

　　作为红色题材作品，小说《红岩》早已深入人心。在如今的年轻人中，对于“红岩”有所知晓的人却寥寥无几，其中多数还是通过电视剧略知“江姐”等人物，而对于“红岩”的故事与精神则少人问津。面对这样的情况，身为报告文学作家的何建明痛心疾首。

　　早在5年前，何建明就萌生了重写一个真实“红岩”的念头，在参观白公馆、渣滓洞和烈士纪念馆时所看到的那些小说中未能呈现的东西，深深地打动了他——“这些革命烈士为了新中国和共产主义信仰所作出的献身和革命精神太令人感动，他们的斗争精神和故事远比小说要丰富和生动、精彩和深刻。”经过数年艰辛的资料收集，多次对于“11·27大屠杀”幸存者及后代的采访，大量历史档案的调阅，终于成就了这部厚重的报告文学作品《忠诚与背叛》。

　　对何建明来说，纪实作品与小说最大的不同在于对真实性的强调。小说《红岩》中，大家熟悉的“江姐”形象其实是几个女烈士的形象合起来所形成的，因而显得更为高大、辉煌。而在历史中，真实的“江姐”——江竹筠和李青林并不那么高大，江竹筠身材小巧，甚至可以把脚脖子自如地从脚镣里抽出，同事们则帮着她一直隐瞒到被枪毙的最后时刻。而小说中的叛徒“甫志高”的原型叫蒲华辅，在赴刑场时，他是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倒在国民党特务的枪下。何建明说：“复杂的革命斗争并不像小说那么简单。小说由于受历史和作者所掌握的材料影响，加上那个年代文学创作所采用的手法带着浓重的那个时代的痕迹，很难像现在可以超脱和客观。”在创作中，单单在历史材料的收集上，他就采取了多种渠道：有革命志士们本人当时提供的材料，也有他们家属提供的，以及从缴获的国民党档案中找到的。在多面、立体的材料整理中，他不断接近历史的真相，也不断产生新的思考。

　　在作品中，忠诚与背叛这一主题究竟意味着什么？“回顾中国共产党九十年走过的路，我们会发现一个基本情况：即当我们的党和党组织的成员如果坚定地忠诚于组织和共产主义信仰的话，我们党和革命事业就会从胜利走向胜利。反之则反，如果有人背叛了我们党和自己的信仰，革命则走向失败甚至灭亡或曲折。”何建明说，“‘忠诚与背叛’，既是‘红岩’故事的全部内涵，同时又是我们党今天和明天的全部内涵。”在创作中，他也想借这些“红岩”故事里的人物由于选择“忠诚与背叛”所产生的不同命运，警示和告诫今天的共产党人铭记历史的惨痛教训，珍惜今后的前程。“中国共产党走过九十年不容易，要实现我们的民族复兴，让中华民族真正在世界上站立起来，让人民富裕和过上幸福生活，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也许才刚刚开始。然而我们面临的‘忠诚与背叛’的选择时刻都在考验着我们。我们的最后命运如何，‘红岩’故事里的人物命运也许是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他说。

　　在新作中，这段历史的许多故事都是首次对外披露。如“江姐”、“双枪老太婆”和“中共美女间谍”张露萍等人的故事，其实远比小说里的人物精彩。在采访中，何建明还见到了“叛徒”的妻子，对她们的采访本身就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她们告诉何建明的故事，要比艺术“创作”更为丰富。在整个“红岩”故事中，男人中当叛徒的不少，尤其是当官越大的人叛变越快，然而竟然没有一个女人成为叛徒，这些耐人寻味的细节都在作品中有详细生动的描述，并以大量事实作出了分析。

　　对于近期热门的“红色经典”改编，何建明也有自己的想法。为了写作，他在资料搜集过程中也接触了一些对于“红岩”进行改编的影视作品，在真正体悟历史之后，再看当下那些不了解历史、没研究过真正的“红岩”的编剧们编改的“红岩”作品时，他坦言“实在看不下去，越看越觉得太离谱”。在他看来，“红色经典”的创作和改编需要严肃对待，当下一些创作中的随意和泛滥，多数不尊重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而是从提升“形象工程”角度去着手，因此存在偏颇。“这种创作既使文学和艺术受到损害，也使得大量人力物力造成巨大浪费，有关部门需要出面制止，而不是无所作为。”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