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首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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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日报道
当中国共产党走过90年风雨征程后重温中国近现代发展史，可以说对中国近百年社会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无疑是《共产党宣言》。经专家统计，自1920年8月陈望道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以来，各种中文译本有23种。90年来，《共产党宣言》是我国印数最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单行本。《共产党宣言》的各种早期中文版本均是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很高的革命文献，其中尤以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首版中译本最为珍贵，具有特殊的历史文献价值。
1975年1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找到《共产党宣言》中文版本首译者陈望道，问是否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他想再看一眼。陈望道看着病重中周总理期望的眼神，无奈地摇了摇头。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山东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一位名叫刘世厚的老党员，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交给了广饶县博物馆。这本小册子就是周恩来要找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这本于1920年8月出版、中国最早的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发行量当时为1000册，是唯一在农民中流传、使用和保存的珍贵文献。广饶刘集一群头顶高粱花子的农民，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一本中国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刘世厚不时将这本书藏在“雀眼”里、粮仓内、地窖下，历经两次日军大扫荡，直到1975年他将书捐给广饶县历史博物馆，前后历时43年。档案揭开版本之谜许久以来，人们都认为我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是1920年4月或春季出版的。毛泽东在谈到他的思想转变时，曾多次讲到他在1920年春第二次旅居北京期间，阅读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本人也曾回忆说，该书是1920年4月在上海出版的。但是，至今没有发现这样的版本，现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的中文译本是浅蓝色封面的1920年9月的“再版”本，中共中央编译局保存的也是9月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共产党宣言》早期版本的发现情况大致如此。后来上海发现了1920年8月出版的全本，在上海档案馆保存。上海本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本最初出版的时间不是1920年4月或春季，而是同年的8月。但是，由于上海本是一个孤本、孤证，仍有人认为《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最初出版时间是1920年5月或4月。
1975年，《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在广饶的发现，可谓石破天惊，它提出了新的情况并作出了新的说明。广饶藏本，系平装本，长18厘米，宽12厘米，比现在的32开本略小一点。书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上端从右至左模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上署“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全文用5号铅字竖排，计56页。封底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一角”字样，印刷及发行者是“社会主义研究社”。经调查和研究得出：第一，广饶藏本纠正了过去在上海藏本报道中的不确之处。广饶藏本的封面标题是“共党产宣言”，而不是“共产党宣言”，上海本的封面标题也是“共党产宣言”，经过对照，广饶本和上海本完全是一个版本。第二，广饶本打破了“孤本”和“孤证”的局面。过去，认为《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在我国出版是1920年8月说，只有上海档案馆一本实物作证，被称为“孤本”、“孤证”。有了广饶藏本(另上海图书馆尚有同本)，再加上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保存的残本，至少是有了4本8月的版本。现在可以证明，《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是1920年8月出版的。第三，进一步弄清了出版情况。从广饶藏本及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的收藏本封面标题都是“共党产宣言”这一情况来看，8月版本封面标题之误并非发生在个别印本之上。这个封面标题错误，显然是因排印或校对疏忽所造成的，而非什么译法或其他原因所造成的。因为，扉页上竖排的标题清楚地印着“共产党宣言”五个大字。可以断定，正是因为发生和发现了这一版封面标题的行文词序错误，又加新书售罄，故在9月
间进行“再版”时纠正了封面标题错误。从现有已发现的各版本分析，1920年8月版本，就是最早的版本。而且8月版本封底分明印着“出版”，9月版本印着“再版”，中央档案馆收藏的1924年6月版本印着“第三版”字样，也足可说明。假定8月版本之前还有一个版本的话，则8月本就应为“再版”，9月本为“三版”，1924年6月本成了“四版”，但这种情况并不存在。
有关《共产党宣言》版本的鉴定，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75年陈望道来北京开会，会议之暇，他应邀来到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的工作人员拿出几种《共产党宣言》的早期版本，请他帮助鉴定并题字留念。陈望道首先在其中一本当时被认为是最早的版本上签名，写下了“陈望道七五年一月二十二日”的题字。之后，他又翻看了几种《宣言》的早期本子，指着其中封面为红印马克思肖像的那个本子说：“这才是《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一个单行本，现在也可以说是革命文献了。”由于陈望道的鉴定，应该说解决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的版本辨认及考定问题。
据悉，经过多年来的努力，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首版中译本目前已发现11册，分别珍藏于国家图书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党的“一大”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延安革命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中心、山东广饶市博物馆、浙江上虞县档案馆、温州图书馆。
除了翻译还参与党的创立工作
1848年1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12月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托而起草的纲领性文献。1848年2月24日，由马克思执笔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以德文正式出版，成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
在中国，首次登载《共产党宣言》内容的出版物是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从1899年2月到4月，《万国公报》第121至124期上，刊载了一篇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其中首次提到了《共产党宣言》中“资产者与无产者”一节中的一段话。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研究与传播进入了新阶段。1919年4月，在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第16号上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最后部分的几段重要文字的译文。其译文与现行本十分接近。五四运动前后，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此时，《共产党宣言》片断文字和部分章节的翻译，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阅读需求与理论渴望。因此，陈独秀认为应尽快把《共产党宣言》全文翻译出版。当时，担任上海《星期评论》主编的戴季陶计划找人翻译《共产党宣言》，在《星期评论》上连载。《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得知此事后，向戴季陶举荐了陈望道。陈独秀当时正在上海主编《新青年》，也极表赞同。于是，戴季陶向陈望道提供了《共产党宣言》的日译本，陈独秀请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一并提供陈望道作为翻译的底本。陈望道1891年出生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个中农家庭。先后就读于义乌绣湖书院、金华中学、浙江之江大学。1915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获中央大学法学士学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望道返回祖国，年底回到故乡义乌分水塘村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基于坚定的信念，他在家宅旁一间破陋的柴屋里，克服寒冷等多种困难，夜以继日地忙于翻译。时年29岁的陈望道字斟句酌地翻译，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要译得准确、妥贴。
1920年4月下旬，《共产党宣言》一书译稿终于完成，陈望道带着译稿来到上海，请李汉俊校阅，再转请陈独秀审定。陈独秀对此译稿非常满意，将文稿交给戴季陶，准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不料，该刊因“言论问题”遭到查封。
当时陈独秀在《新青年》编辑部一人独当编务，于是请陈望道前来协助杂志的编辑。此时，共产国际东方局派俄国人维金斯基作为代表来华，联系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抵沪与陈独秀见面，共商建党之事。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共有八名成员：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
陈独秀与维金斯基商议，筹措经费印刷《共产党宣言》译稿。经维金斯基提供经费，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家名为“又新印刷所”的小印刷厂，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初版的《共产党宣言》首印1000册。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决定重印《共产党宣言》，至1926年5月，此书已相继印行17版。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对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巨大。毛泽东1936年曾对斯诺说过：“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一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鲁迅先生也称赞陈望道说：“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陈望道除翻译《共产党宣言》外，还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工作。1920年底陈独秀赴广东，陈望道遂主持《新青年》的编辑。《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的，陈望道主持《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后，使它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不仅译介了大量的革命论著，还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苏维埃俄国的变化和成就，影响很大。
1920年8月，中国第—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亦称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正式成立。书记为陈独秀，陈望道是成员之一，他积极参与并做了许多工作，诸如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内部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的创刊等。陈望道还一度担任劳工部长，曾帮助筹建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和邮电工会等。
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随之纷纷建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望道身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五名党员之一，为筹备一大召开出了大力，同时也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一大的代表。但陈望道为人正直，且有知识分子的清高耿直习气，话不投机往往拂袖而去。筹备中共一大时，因审批组织经费出现纠纷，陈独秀认为是李汉俊和陈望道合谋想夺他的权，便广发信函予以指责。陈望道怒不可遏，对陈独秀家长制领导作风不满，要求陈独秀澄清事实并向他道歉，遭拒绝后遂一气之下提出要脱离组织，并因此没有去出席党的一大。陈望道虽然没有出席党的—大，但当时也没有脱离党的组织。他正式离开党的组织，是在党的三大召开以后。
一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局要求上海、广东等地建立区执行委员会。不久，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任第一任书记，积极为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但陈望道担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为时不长，约在1922年下半年正式提出辞呈。
1923年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中央委员毛泽东代表中央出席指导。在会上，毛泽东曾代表中央建议：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还建议把他们“编入小组”。中央这一建议，是针对上海的一些青年党员因不了解陈望道等人要退党的缘由，背后对他们有过不满意的议论而发的。党组织还指定沈雁冰去对三人劝说。沈雁冰回忆说：“党组织又决定派我去向陈、邵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结果邵同意，陈却不愿。他对我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是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
直到1957年6月，根据陈望道本人的请求，经中共上海市委报请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直接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至此，他又重新回到党内，实践了他“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陈望道重新入党后，党中央考虑到他的历史情况以及当时的具体政治环境和工作需要，没有公开他的党员身份，直到党的十大召开时才予以公开，并被选为十大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