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中的共产党员形象

　　谭旭东

　　在当代文学中，小说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而在当代小说里，被归于“红色经典”的那些小说又是最有影响的一部分。作者主要是来自延安等解放区的小说家，如丁玲、周立波、欧阳山、柳青、杜鹏程、杨朔、杨沫、梁斌、孙犁、吴强、刘知侠和峻青等，他们有的很早参加了共产党，有的则站在土地革命的第一线。除他们外，再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走上文坛的青年小说家，如李凖、刘绍棠、王愿坚、茹志鹃、浩然等，他们用年轻的心感应新的时代，写出了一些“红色经典”，塑造了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形象。

　　这两批作家创作的“红色经典”中，最有影响的要数柳青反映陕北保卫战的《铜墙铁壁》，杨朔反映朝鲜战争的《三千里江山》，杜鹏程的战争小说《保卫延安》，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欧阳山的《三家巷》，浩然的《艳阳天》等长篇和王愿坚的《党费》和《后代》等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的深度、广度和语言风格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还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特别是优秀共产党人的塑造方面，都是相当成功的。

　　“红色经典”中的共产党员大体有5种类型：一是地下党员形象。如《红岩》中的江姐，就是一个光辉的地下党员形象，小说歌颂她的崇高气节，揭露和鞭挞了敌人的卑鄙和残暴，在几代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是军队指挥员形象。如《保卫延安》中的彭德怀，虽然说花笔墨不多，写得有些拘谨，但也令人难忘。三是农村干部形象。如《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就是一个丰满的农村革命者形象，他是一个横跨新、旧民主革命两个时代，在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的农民英雄。《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也是一个被称为“农村新人形象”的党员形象，他朝气蓬勃、胸怀开阔、勤于思考又脚踏实地。四是知识分子党员形象。如《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他在小说里具有精神引导性力量，在他的引导下，林道静最终摆脱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习气与心态，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五是普通或基层党员形象。如《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林震，就是一个年轻的刚刚参加工作的党员。

　　以上这些共产党员形象一般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群体代言人的身份，个人性格不是非常鲜明，但其话语方式与行为方式是典型化了的人，是杂取了种种人合成的一个人，因此，他们身上有着共产党员应该有的一切的品质，将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融于一身，他们在最需要的时刻，最关键的时刻，都能舍弃个人利益，甚至是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集体的利益，或同志的生命。二是他们普遍有着坚定的信仰，而且富有智慧，也很勇敢，能够承担历史赋予的使命，不辜负组织的嘱咐和人民的期待。从内涵上来看，“红色经典”小说一般都算“革命题材”，因此小说中的共产党员形象背后都有着鲜明的国家意志、民族精神和时代理想，特别是，这些形象所追求的价值坐标都是符合当代文学对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的，尽管今天读来，某些“红色经典”中的共产党员形象难免因为强调时代性而在艺术化方面留有一些缺陷。

　　“红色经典”及其所塑造的共产党员形象的价值与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山乡巨变》、《红旗谱》、《创业史》、《红日》、《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吕梁英雄传》、《苦菜花》和《青春之歌》等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欣赏与学习。首先，今天依然需要英雄主义。其次，“红色经典”及其共产党员形象诠释着主流价值观，也具有历史的认识意义。再次，在今天的文学史书写中，“红色经典”及其共产党员形象绝对不能缺位。要认识到，“红色经典”大部分都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的现实生活，虽然存在着“左倾”思潮的影响，但总体思想倾向还是正确的，格调还是健康的。不能一味地否定“红色经典”的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不能因为其时代的局限性而否定其经典性。

　　张炯说过：“在评价‘十七年’的小说时，我们必须把我国人民在党领导下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方向与实践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区分开来，不可把一切都看成是错误的。其次，还应把作家创造的真实的艺术形象及其蕴含的意义与作家意识中存在的‘左’倾思潮的影响区分开来。形象永远大于思维。张炯的观点是比较客观的，“红色经典”中的共产党员形象需要我们从人性、文化、历史的角度出发，来认真考量，全面分析，使其得到更为准确的认识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