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 与立宪运动的一次擦肩
张伯苓(1876－1951)
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原名寿春，字伯苓。1876年生于天津。1892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严修家馆。1904年，张伯苓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即民间所称“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1918年着手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正式开学。1937年以前，南开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他先后担任校长四十余年，培养出不少人才。
■ 教育片言
只许往前走
张伯苓为教育四十余年而不辞辛劳，有人问他当中的秘诀。张伯苓说：“人生当如拉马车之马，左右两眼被蒙着，只许往前走，而前面又是走不完的路！……我只知道往前走，决不说‘成了，可以乐一乐啦！歇一会儿再走’。赌博的人不是风头顺就下大注吗？我也是如此———往前进。”
1911年，中国近代史上“私立大学的拓荒者”张伯苓在北洋水师学堂已经毕业16年了。就在张伯苓毕业的第二年(即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开始维新变法。同年，京师大学堂创立(即今日北京大学)，教育新潮在陈旧的大清体制中开始萌发。1911年，这位不甚关心政治的教育家与立宪运动擦肩而过。像诸多立宪派的抗议一样，清廷对于此次抗辩，全不在意。
“美满的事”
张伯苓弃水师而从教育，契机也在1898年。当年5月，张伯苓随“通济”轮送清政府官员去山东。清政府接受日本占据的威海卫，旋即拱让给英国。张伯苓感到“欲救危亡，非造就人才不可；欲造就新人才，非兴办新教育不可。”
胡适在《教育家张伯苓》一文中记载，张伯苓目睹这一切，深受刺激，喟然发叹：“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天，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几个月后，张伯苓开始在严修家馆任教。严修，近代史上被封尘已久的一个名字，张伯苓和南开之所以能在日后风生水起，实得益于严修。晚清变法，袁世凯受命在直隶天津先行尝试，在天津兴办教育成绩斐然的严修落入袁世凯的视野。当时袁世凯在教育上的主张，多出自严修，袁世凯尝言：“吾治直隶之政策，曰练兵，曰兴学。兵事我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之所为，吾供指挥而已。” 可见严修的重要。
不过，严修与袁世凯的交情，还不在于兴办教育。1908年11月，摄政王载沣对袁世凯施以辣手，袁“仓皇出都，旧识无敢与通讯者，惟学部侍郎严范孙修独抗疏，讼言进退大臣，应请明示功罪，不宜轻于斥弃等语……”1909年1月5日袁离京，只有严修和杨度二人陪着落魄孤单的袁，一直把他送到车站。之后袁世凯东山再起，炙手可热之际，严修却拒绝了袁世凯邀其入仕。一介布衣，笑傲公卿。
南开之所以为南开，和严修与北洋的渊源是分不开的。
所以，胡适说：张伯苓同严修的结识与合作，自南开初创时起，这是一件美满的事。
立宪运动的局外人
1911年，38岁的张伯苓在严修家馆(1904年改为南开中学)教授了13年。因严修的帮助，此时的张伯苓，在天津已崭露头角，成为颇有名望的乡绅了。
自1908年皇族内阁成立之后，在野的立宪派的政治活动，也日趋激进化，请愿召开国会立宪活动此起彼伏。年长张伯苓六岁的天津教育家温世霖，便是当时天津立宪派的重要人物之一。1910年，全国请愿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之际，温世霖先后六次参与请愿，其中有一次更是作为请愿书的领衔人，率领数千群众到总督署请愿，首开全国发动群众游行请愿之端。11月4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不准再请愿，否则按法惩办。1911年1月7日晚，当时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陈夔龙下令将温世霖逮捕。
陈夔龙逮捕温世霖后不交司法部门，未经任何审判而定罪。在天津各界引发不小震动。1月8日晚八点，直隶省绅界齐集天津县议事会，公推张伯苓为临时会长，共议挽救温世霖的办法。先由温世霖之弟温励庵报告被捕情形，次由张伯苓、杜小琴等报告此事发生原因，最后决定用个人名义上书直隶总督“诘问被拘理由”，当场拟定上书稿，签名者26人。次日上午赴督署，清廷只延见张伯苓一人，告知“明谕其罪多系充军，诸君无须过问”。张伯苓辞出，拟晚间齐至南开学堂再拟办法。当日严修的记述中有记载：“伯苓来谈支英(温世霖，字支英)事。”
当日张伯苓与严修谈了些什么，无从得知，可能老成持重的严修并未表态，因为严修早已得知，温世霖之被捕，“北京政府意也”。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至此，张伯苓所能做的，便是使温世霖创办的普育女学堂维持不辍。而温世霖则被发配新疆。
不美满的结局
张伯苓在1911年这段与政府的交涉，不知对其有何影响。不过，此事之后不久，张伯苓因“心气不足”，向严修请假去北戴河休养，也许与当时局势有关。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潮流波及天津，学生离散，南开中学一时陷于停顿。学校经费捉襟见肘，张伯苓与所有教员停支薪俸，会计只发半薪，只有工友数人照给工食。11月，学生才逐渐来校，张伯苓决定合并班次继续上课，当学期的学生学费减半。南开几近难以为继。这是南开校史上第一次面临严重困难，也是南开与国运相始终的开端。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南开大学、中学因为平时爱国抗日的缘故，于7月29日、30日被日军以轰炸机炸毁，蒋介石闻讯后安慰张伯苓：“南开为国家牺牲了，有中国即有南开”。南开声名，一时鼎盛。就在南开被炸毁不久，张伯苓的爱子在前线牺牲。张伯苓得知后说：“我本人出身水师，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激愤之情，难以表述。
1949年政权更迭之际，张伯苓以“衰老多病，不利远道”为由，谢绝了蒋介石父子请其去台湾或美国的劝请，留在大陆。身体原因固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不过，他去世前数月与部分南开校友在天津聚会时得意地宣称：“咱南开到处有校友，北京有周恩来，在台湾还有吴国桢。”由此来看，张伯苓选择留下，也许心中有某种把握。
不过，曾经在1948年国民党“行宪国大”之后出任考试院长的经历，成了张伯苓在新时代的“政治污点”，1950年南开校庆，他早早准备去参加相关的活动，南开中学却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是给他安排了一个一般席位。
1951年，张伯苓凄凉辞世。除天津的报纸刊出了张家的“哀启”和由他人代笔起草的“张伯苓遗嘱”外，舆论哑口无声，即使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临吊唁一事，也未有公开披露。
张伯苓一生，多专注于南开，少与政治有涉。晚岁在政治风浪中跌宕起伏，更有非个人所能掌控的因素。1911年因为教育与宪政产生的那一段关联，则宛如这位身后凄凉的拓荒者生命中不经意的一段小插曲。像很多1909—1911年间立宪派所参与的政治运动一样，天津这次小规模的抗议运动，无疾而终，甚至于今天翻开来看，也未必能检视出更大的政治意义。不过，1911年，张伯苓对于当局的无奈，却是当年立宪派的普遍遭际。
撰文 陈远
本文撰写参考了《张伯苓年谱》、《南开大学校史》、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等著作
■ 黄钰生吊张伯苓
张伯苓四十多年间为教育、为中国，辛辛苦苦，劳碌奔波，到处碰壁，失败了再起来，起来了又失败，愈失败愈奋斗，他是中国新教育的启蒙者，也是一代人师。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张伯苓是孙中山时代的人，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他是真诚的爱国者，甚至于他在政治上的错误，也由于他爱国情切，把希望寄托到错误地方上去了，如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救星。
□黄钰生(曾任南开大学大学部主任和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