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北京古玩名店
孙炜
其实，陈独秀一生没有当过古玩商，但是，由于其家庭背景的原因，他不自觉地当上了北京琉璃厂著名古玩店“崇古斋”的少东家。这不是他个人的选择。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1913年始用“独秀”笔名写文章，纵论天下，自此名闻海内。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中共一大至五大的最高领袖。毛泽东说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赞扬他“创党有功”。这些都是中共党史里的资料，广为人知。
陈独秀的父亲陈衍中是个秀才，1881年因染瘟疫，死于苏州的怀宁会馆。那时陈独秀才两岁。陈独秀家因此“天塌了下来”。
陈独秀有个叔叔，叫陈衍庶(1851—1913)，字昔凡，号石门湖叟。因其膝下无后，就把哥哥陈衍中的儿子过继到自己的名下，此人正是陈独秀。这样，原本是叔叔的陈昔凡就成为了陈独秀的嗣父。
陈昔凡于1875年24岁时中举，从此步入仕途。由过班升道、知州、知府直升到府级以上省级以下的道员，领加四品衔，以知府赏戴花翎。还在陈昔凡在东北任知县一级的官员时候，他组织兵力进行剿匪，结果把土匪头子张作霖招安了(《民国四公子》说，1902年的新民府知府是增韫，字子固)。张作霖摇身一变，成为清军新民知府巡警马队帮带，级别相当于营长，并由此鸿运当头开始发迹。张作霖视陈昔凡为恩人，拜义父。有的书上说，陈昔凡认了张作霖为义子(《中华老字号·沈阳卷》)；有的书上说张作霖想认，但读书人陈昔凡“不允”，原因是张的绿林出身(《古玩史话与鉴赏》)。反正有过这么一档子事。
现在看，陈昔凡本质上是文人，擅画，崇拜清初“四王”之一的王翚(字石谷)，而王石谷是清代画坛“虞山派”的领袖人物，所以陈昔凡也以“虞山派”自居。作为画家的陈昔凡，在当时也很有声名，与姜颖生(筠)齐名。黄宾虹在《近数十年画者评》中说，“皖江南北，素多画工”，并说“陈昔凡(庶)、姜颖生(筠)皆左清晖而右麓台。”《湖社月刊》评论陈昔凡的画，比姜筠“神韵过之”。
1902年，北京琉璃厂摆摊卖古书和字帖的小古玩商张鸿瑞去沈阳做生意，认识了辽阳州过班升道陈昔凡，并赢得信任，成为好友。
陈昔凡后来成为收藏极丰的收藏家。陈独秀1919年致吕澎的信中说：“我家所藏和见过的王画(王石谷的作品)，不下二百多件，内中有‘画题’的不到十分之一，大概都用那‘临’‘摹’‘仿’‘抚’四大本领，复写古画，自家创作的，简直可以说没有，这就是王派留在画界最大的恶影响”(陈独秀书信集)。由此可见，对待大画家王石谷的艺术，陈独秀与嗣父陈昔凡的观点完全不同。陈昔凡是崇拜，而陈独秀是批判。陈独秀批判王石谷的艺术，是因为王画没有创新精神。同时，我们可以观察到，陈家的收藏是多么丰富，仅仅是王石谷的作品就“不下二百多件”。在当时市场上，王石谷的画已经是十分昂贵的艺术品了。
要想成为如此的大收藏家，经济实力固然重要，而陈昔凡的暴富，得益于日俄战争。1904年2月8日，为了争夺我国东三省的“权益”，日俄开战，而清廷宣布“局外中立”。日俄双方都需要大量的马匹，由商人从蒙古贩运马匹来辽宁。地方官员乘机抽税，中饱私囊。陈昔凡此时的职务是辽阳州过班升道，狠捞了一大把。
陈昔凡不仅喜好字画收藏，也善理财。1904年，陈昔凡投资给张鸿瑞一万银洋(折合当时硬币1万3千元)，创办了北京琉璃厂著名古玩店“崇古斋”。他还在辽宁的彰武县、安徽的贵池等地购置了大量的田产。朱洪著《陈独秀》中说，“日俄战争后，陈昔凡在奉天购置田地200亩”；“在安徽的贵池乌沙购地800亩；在安庆四牌楼开有近十家铺面。”后来，陈昔凡扩建了安庆陈家住宅，很气派，“西头是先建的两栋毗连的房子19间，东头是后建的一排隔成8间的平房。房子中间，是陈昔凡自己设计的两个袖珍花园，临江的大门是俄式风格，外围用了一排栅栏。老百姓叫‘陈家大洋房’。”
在北京，“崇古斋”的匾额是同治状元、溥仪师傅陆润痒所书，是北京古玩市场的名匾。宣统二年(1910)，“崇古斋”又在沈阳大南门设立沈阳分号。这样，陈昔凡是后台大老板，而陈独秀就顺理成章当上了“崇古斋”的少东家。
据陈重远先生《古玩史话与鉴赏》所述，辛亥革命后，陈昔凡赋闲，就住在北京琉璃厂“崇古斋”的后院。他为人温和，从不插手“崇古斋”的业务，续弦是北京西城宦家之后谢氏。谢氏也没有生育，但为人贤惠，掌管家中一切，待继子陈独秀如“己出”。陈昔凡卒于1913年，享年六十四岁，死于故里。
据《古玩史话与鉴赏》说，少东家陈独秀只去过北京“崇古斋”一次：“1904年崇古斋开张后，陈独秀从安徽来到北京，去过琉璃厂崇古斋，没住几天，又回安徽办报当教员去了。这时琉璃厂的古玩商传出崇古斋的少东家是革命党的新闻。一些人说：‘我看见了这位秀才，光秃秃的脑袋。’清时，男人都留着辫子，剃掉辫子是件新闻，也是反清行动。”
陈昔凡去世后，陈独秀理所当然成为了“崇古斋”的大老板。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主要就生活在北京，而且在1917年初到1920年初的三年间，陈独秀就住在箭杆胡同20号，现属东城区东华门地区，距离琉璃厂“崇古斋”不远，却从来没有去照看一下属于自己的“崇古斋”古玩店。
由此可见，这位肩负历史大任的共产党人，从来是以国家大事为己任的，主张“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1902年陈独秀《哭汪希颜》)，从心底里根本就没有把自己的古玩店当回事。这种态度，似乎与社会上长久以来对古玩行的看法有关：“古玩商行，营利苟生，一群奸商，人所不屑”。况且，陈独秀有两位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先后为革命壮烈牺牲——为革命大业，亲生儿子生命尚且可以不顾惜，古玩店又算得什么东西！
陈独秀与继母谢氏的关系很好。1937年抗战爆发后，陈独秀于当年8月出狱，伴着继母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1939年3月，继母谢氏因病在江津病逝，终年78岁。三年之后，贫病交集的陈独秀也病死在江津，终年63岁。
北京“崇古斋”一直由老掌柜张鸿瑞主管。张掌柜这个人性格朴实，为人温和，其主持“崇古斋”的时间长达38年，在这个行业里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地的业绩来。1942年，古玩商李卓卿接任“崇古斋”经理，此人擅长杂项经营。1943年，李卓卿以很便宜的价格购入一件明代万历青花婴戏图大罐，转手以4万元巨价转卖同行，牟取暴利，轰动一时。这笔生意，被同行业认为是“崇古斋”自成立以来的最大的一笔买卖。
全国解放后的1956年，“崇古斋”参加了公私合营。“崇古斋”长达52年的历史，就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