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涛
7月5日，《新华字典》第11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发行。
这部新中国第一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小型汉语字典，前10版印行逾4亿册，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部陪伴了千万少年成长的字典，是在建国前夕的炮火中孕育构思的。
■炮声中谈论如何编写一部小字典
1948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攻城战役一触即发。就在这炮声隆隆、人心惶惶的时候，城内一普通人家的客厅里，几个人却在谈论与眼前的战争、时局完全无关的一件事。
借助客厅昏暗的灯光，能够依稀辨出这几个人：周祖谟、吴晓铃、张克强、金克木、魏建功。他们是同事，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都是当时中国一流的语言文字学家。几位学者在谈论如何编写一部小字典。相比城外决定民族命运的炮声来说，这无疑是件小事，但放在整个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长河中看，这的确又是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这件事的发起者，正是这间屋子的主人——魏建功。
魏建功，1901年生人，师从钱玄同，对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古典文献学都造诣深厚，对于传统文化的改造也是极具先锋意识。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国语运动”极为认同，并积极推广。 27岁时，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七名常委之—。 1945年，他又被委派到刚刚脱离日本人统治的台湾岛，推行国语运动达三年之久。 1948年10月，他回到了两军即将决战的祖国大地，等待一个新社会的来临。
在魏建功眼中，始于20世纪初的“国语运动”成果是可喜的，但在日益普及的白话环境下，却一直没能出现一部广泛适用的语文工具书。常见的字典在收词上往往存在着重文轻语、脱离白话环境的语言实际，释义辗转传抄，缺乏语文科学分析等弊病。一般中等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更多刚刚脱离文盲状态的民众，迫切需要一部新颖、鲜活、简单实用的辞书来作为他们日常学习的“无声老师”。在魏建功等人看来，这部书的出现，将直接影响一个民族对母语文字的认知，也将进一步影响一个国家整体国民素质的状态。
以此说来，当年魏家客厅的那个小型聚会，其意义与城墙外的炮声是同等重要的。当事人之—的金克木先生在多年之后深情地回忆道：“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所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和文盲，危险在于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 ”
就在魏建功等人仔细讨论这部未来字典的体例和结构时，还有一个人也在筹划这件事情。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
叶圣陶关注语文工具书，首先是从一个老出版人的角度。早在1947年8月主持上海开明书局的时候，他就对其书店出版的《夏氏字典》表示疑惑，“无多出色，且不便于初学。他曾建议另作小字典，并动手作字典样张数个，商定体例，后来因故放弃。
以一个出版人的敏锐眼光，叶圣陶察觉到字典因为“不便于初学”而无法赢得市场。作为一个极富社会责任感的出版家，叶圣陶和魏建功等语言文字学者关注到了同样的问题，即面对母语文字的急速普及，缺乏实用的语文工具书已经成为一个必须突破的“瓶颈”。
■辞去系主任，专心编字典
中国大地上炮声甫息，硝烟渐逝。魏建功成为建国后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而叶圣陶也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
此时的新政权，百废待兴。神州各地释放出了巨大的学习热情，人们纷纷要脱盲、要识字、要学习文化。旧式的字典自然“不便于初学”，而且对于新建的社会主义政权，旧式字典中所附带的陈旧价值观念也不容再流行。这样，编写一部全新的普及型字典，成为一件势在必行的大事。
编写出版字典的策划人和组织者，当然非叶圣陶莫属，他有着出版家和政府官员的双重身份。而字典的主编重担，则众望所归地落到了魏建功身上。
当叶圣陶在1950年3月征询魏建功是否愿意编字典时，这位大学者喜不自禁，一口答应。只是他担忧自己所担任的北大系主任一职牵制精力，不知如何摆脱。叶圣陶也很干脆，很快修书一封，恳请当时的北大主事者解除魏建功系主任一职，只保留其教职。于是，魏建功得以“无官之身”投到叶圣陶帐下。
当魏建功飘然一身上任的时候，出版社人马匮乏，只有他口袋里揣着的8页淡黄色竹纸。那纸上，楷书工整，誊写着他这两年来与金克木等友人—起商讨拟定的《编辑字典计画》。
“计画”概括了这部新型工具书应当具有的十大特色：就实际语言现象编定；以音统形；以义排词；以语分字；以用决义；广收活语言；由音求字；由义选词；适合大众；精选附录。事实证明，这几张竹纸上的设想，几乎都在具体操作中一一实现。《新华字典》编纂体例的蓝本，早在新中国诞生之前，就已经在学者们的脑海中酝酿成熟了。
■出版不断延期，只为精益求精
参与首版《新华字典》编写工作的，最多时也不过十几个人。但对于这样一部意义重大的字典，每一位参与者都极其投入。
以资格最老的魏建功为例，年过半百的他一边坚持在北大授课，一边抽出时间赶到社里主持字典编纂。由于时间紧，他还常常将稿子带回家里审改。至于报酬，一分钱也不要，完全是义务性的。编纂过程是集体负责制，每一个字都单独写在一张小卡片上，编写人在卡片上撰写条目，盖上图章以示责任。然后大家相互传阅，把意见也写在卡片上，盖上图章。这样，卡片在传阅讨论后，汇总抄出的就是这个字在字典中的条目。
按理说，有这样一个专业的团队，凭借这样的敬业精神，编出一部高质量的字典指日可待，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工作于1950年8月正式展开，原计划一年内将《新华字典》完稿出版，但终未能如愿。后要求1952年6月修订完工，年底出版，依然落空，再度延期。直到1953年12月，第一版《新华字典》才终于付梓。
不断地延期，正是因为精益求精。 1951年夏天，字典初稿本已按时完成，当送达叶圣陶手中时，这位专家型领导肯定其“—义一例，均用心思”，但还是感觉其普及性不够，“供一般人应用，或嫌其繁琐而不明快”。此外，初稿还有思想性不够、科学性欠缺等问题，决定延期出版，进行修改。这一改就又是两年多，征求专家、读者意见，修订，再征求意见，再修订。连叶圣陶自己也挥笔上阵，逐字逐句仔细推敲，“有的地方像改作文一样进行修改”。
编写这样一部大众性的普及辞书，对于学者来说并非易事，因为除了讲究科学、准确外，还须讲究系统、平衡和简明。要知道，辞书编撰本身就是一门学问，需要一个摸索的过程。就连后来亲身参与修订的叶圣陶也深深体会个中滋味。
到《新华字典》编纂后期，语言学家吕叔湘看到字典的样本，依然认为问题不少。叶圣陶把这意见转告给了主编魏建功。还是魏建功先生通达一些，他说：《新华字典》是一部完全创新的字典，经过几年的努力总算脱出了旧字典的窠臼，“不如其他字典之抄来抄去”，“好歹算是一个好东西。”要想做到精纯正确，只有等将来有机会再进一步修订了。
1953年12月，首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书名由魏建功题签。版权页上说首次印了10万册，但叶圣陶日记上写的是500万册，半年之内售罄。1957年，《新华字典》开始转到商务印书馆出版。五十多年来重印近200次，发行量累计已高达4亿，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图书出版、发行史上的众多之最。
（《编书记》，郭凤岭编，金城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