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际，一个代表西南地方实力派说话的历史学家胡羽高，在他刚编著的《共匪西窜记》中质问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既“谓匪已到总崩溃时期，正是予国军以剿灭之机会”，“何致再纵其窜贵州之西南隅，云南之东北隅，越金沙，趋大渡，一窥贵筑，再犯昆明，三凯康定，四迫成都耶？”红军“佯为东窜之图，实作西窥之计，即最高军事当局的判断，亦不正确。”“中枢策略有极端之错误。”“朱德、徐向前、毛泽东、萧克、贺龙开庆祝会师大会于甘肃会宁之马营……过去十省剿匪之成绩，尽于此矣。……今后之剿匪有无结果，可用古文两语作答案：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蒋介石剿共十年，一无所获，反而让红军聚到了一起。中国革命未来的发展趋势，真的让胡羽高说对了。
征程历时四年七个月
从1932年9月红二军团（时称红三军，后与红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撤离洪湖苏区，到1937年4月红西路军在甘肃红柳园最后一战，红军六支部队征程长达四年七个月，不少于十万里，地跨十五六个省区。北起大别山，中经洪湖水域、江汉平原，东连武夷山西麓，南抵湘江、金沙江、大渡河，西至草地雪山、黄河祁连。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一个整体行动，前后由先遣部队红十军团（红七军与红十军合编）、第二、第四、第一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红西路军等六支部队组成。各路红军相互依托，相互策应，如血脉相通，骨肉相连。原有苏区丧失不少，部队行动目标多变，但信念不动摇，斗志更坚；征程中发生过严重错误，但能自我修正，改变危局，走出逆境。相继开辟川陕、黔东、湘鄂川黔、鄂豫陕、川康和川滇黔等根据地。如果没有这些根据地的配合、保障和支援，长征的前途难以设想。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进行长征的部队是红二军团、红四方面军、红六军团和红十军团四支部队。
1932年9月，红二军团（时称红三军）在极“左”路线指导下经历“肃反”自残，元气大伤，被迫撤离洪湖苏区，经大别山、桐柏山、伏牛山、秦岭入神农架、巫山，转入武陵山。1934年夏，开辟黔东苏区。原有二万人剩下三千余人。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进行长征。二万多人离开大别山，经桐柏山、伏牛山、秦岭入大巴山，付出近万人的牺牲，于1933年初开辟川陕苏区。几个月后，兵力扩大八九倍，近十万人。
红六军团，1934年7月奉中央军委命令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为中央红军的长征探路。七十多天征战，付出2/3的牺牲，完成任务到达黔东。这时，中央红军才从瑞金出发。此后，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合成为红十方面军的长征序列。
红十军团，1934年7月，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组红十军团，共一万多人，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奉命经福建北上向闽浙皖边和皖南行动，企图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以利中央红军的转移。由于兵力太少，未能牵动敌人反而身陷危境，方志敏以下大部将士牺牲。
此外，原属四方面军的红二十五军，奉命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出发，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它以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征战十个月，于1935年9月到达陕西延川县，同陕甘红军会师，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它同陕甘红军并肩作战，为中央红军的到来创造有利条件。
上述史实证明，中央红军的长征和胜利，是在二、四方面军等部队积极配合下实现的。
补白
一张报纸定向：“到陕北去”
1935年9月19日，聂荣臻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的邮局，他们找到了一些国民党的报纸，其中一张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队的消息。（据《聂荣臻回忆录》）
当时北上的方针已定，但是是去甘肃、去陕西还是去宁夏？随后到达哈达铺的党中央，根据这些报纸的信息决定了明确的方向，这也意味着长征找到了它的终点。
李维汉见证了这段历史，他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重现了当时的情景：
“在河边的一个圩场上，我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同志一起休息。毛泽东向我打招呼：罗迈，你也来休息一下！我就下马休息，看到他们正在翻阅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登了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我们才具体得知有这样大的红军在陕北苏区积极活动，党中央随即决定到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 秦亚堙 X154
红军会师富帮穷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师时，气象有天壤之别。
《杨得志回忆录中》称，翻过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会合，是长征半年多来，第一次遇到兄弟部队。一方面军的战士们看到四方面军的同志装备好，弹药充足，穿戴也不像一方面军那样破旧，羡慕得很。四方面军的同志非常热情地向一方面军的同志介绍当地风俗民情，发现一方面军的供应奇缺，就“慷慨解囊”，把子弹、衣物等分赠给他们。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引朱德的话说，一方面军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架。军中干部多士兵少，干部甚至降两级使用，如原任连长的现在任班长。但朱德同时认为，这副骨架极珍贵。他还说一方面军由江西西行至懋功，人数从9万左右剩至1万多人，所有的炮都丢光了，机关枪所剩无几，又几乎都是空筒子，每支步枪平均只有约5颗子弹。
张国焘则称当时四方面军约有4.5万人，枪2万多支。所以人多枪少，是因为川北获枪不易，征兵却不难。秦亚堙
主要参考文献
夏宇立：《史说长征》
陈 靖：《历史就是历史》
《寻思在大渡河畔》
黄道炫：《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 的博弈》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金一南：《苦难辉煌》
一、四方面军因张国焘野心分裂
中央和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等见争取张国焘北上无望，遂率红一、三军团连夜单独北上。两军终于分裂。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固然是造成分裂的重要原因。这个野心，又是在党内斗争策略反复刺激而膨胀起来的。它伤害的是中国革命的大局，其教训是深刻的。
遵义会议研究，毛泽东主张中央红军向川黔边行动，先在赤水边打败阻击的川军渡江北上入川，到川西北与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1月28日，毛泽东指挥土城之役失败，渡江入川计划受挫，开始在川黔滇边艰苦转战，四渡赤水河。三渡之前，又在鲁班场战败。3月下旬，红军四渡赤水成功，跳出蒋军的合围，南渡乌江，乘虚进军云南，在昆明附近佯动，随即转向西北方向疾进，于5月初渡过金沙江，摆脱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继续北上。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5月下旬强渡大渡河，夺取泸定桥，翻越终年雪封的夹金山。6月12日，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
红四方面军为了向川、甘边界发展，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先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四方面军遵照中央两次电示，先后发动广昭战役，陕南战役，然后全部主力西渡嘉陵江，不惜放弃川陕苏区（这里原因复杂，有优势敌人的压迫，有长年战争在“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难，主力撤出后没留下足够兵力坚持游击战争等，不完全是张国焘个人的责任）。在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之际，川军的主力大部，被四方面军吸引于川北涪江上游地区。一直在为中央红军殿后的红二方面军，始终紧紧钳制住敌一百三十个团。二、四方面军的积极配合，使中央红军迅速挺进到大渡河边，在此只有刘文辉等两支弱敌。十七勇士强渡，仅四人负伤。随后，泸定桥战斗的二十二勇士，也只伤亡三人。大渡河、泸定桥，不会遗忘二、四方面军的功绩。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双方领导人围绕战略方向和各自苏区的具体工作，不断地发生争论，互相指责揭短，情绪升温，矛盾激化。张国焘自恃资历深、兵力强，有野心，想当头。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遭到批评的是他深为反感的问题：放弃鄂豫皖、放弃川陕、没有使用足够兵力控制战略要地松潘等等。张国焘借口“统一军事指挥”，煽动一些部下向中央要权。7月18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张国焘出任红军总政委，并为中央政治局指定的中央军委总负责者，军权似乎已全部集中于他手中。张国焘认定“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表示对遵义会议只解决军事问题不满，节外生枝地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随即在沙窝会议，张被严厉批评，身单势孤，内心愤恨不断聚集。根据政治局新的决定，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须向右路军班佑方向靠拢。张国焘在进占阿坝后，勉强开始向班佑方向行动。旋因葛曲河涨水，张不设法渡河，反而把所有积怨通过拒绝北上的方式爆发出来，率左路军回师阿坝，并命令右路军南下。中央和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等见争取张国焘北上无望，遂率红一、三军团连夜单独北上。两军终于分裂。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固然是造成分裂的重要原因。这个野心，又是在党内斗争策略反复刺激而膨胀起来的。它伤害的是中国革命的大局，其教训是深刻的。
10月，越过六盘山，三军团抵达吴起镇。11月在甘泉与红十五军团会师，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中共中央机关随后到达瓦窑堡。随后又在直罗镇歼敌大胜，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红一方面军在1936年春夏，先后向山西渡黄河东征，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进行西征。6月底，中央机关移住保安。7、8月，西征部队开辟甘宁新根据地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南下作战，张国焘所率的四方面军减员过半。经中央催促和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进行劝导，张国焘于6月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南下，于1935年9月在阿坝召开会议，攻击中央北上是“逃跑”，力主南下。10月5日，公然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南下作战，张国焘所率的四方面军减员过半。经中央催促和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进行劝导，张国焘于6月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转战湘中，黔东、黔西，历经乌蒙山回旋战、六甲阻击战，渡过金沙江，翻越大雪山，在1936年7月5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康边的甘孜。中央指示，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的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四方面军许多干部的支持，红二、四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静宁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迎来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中华民国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专家）
补白
长征路上的
两“怪客”
红二方面军长征的队伍里，有两位“怪客”：骑着淡红色大骡子的张振汉和穿着老秀才长衫的周素园。
据徐焰、马祥林所著《重解长征之谜》所述，张振汉是国民党中将纵队司令，长征前进剿“要亲手抓住贺龙”，结果反被贺龙所俘。因为出身炮兵，受过军校教育，他被兼任红军大学校长的萧克请去任教，在长征途中受到照顾，获一头骡子，还有几个战士担任警卫。
晚清的秀才、贡生周素园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贵州省政府秘书长等要职，长征前已赋闲在家十年，研读马列著作，人称“红色秀才”。据说红军到达贵州毕节县照例打土豪时，在周家大宅里发现许多马列主义书籍，大感奇怪，知道原委后如数退还了搜走的财物。后来长征队伍中便有了已近六旬、着旧式长衫的周素园。
这两位“怪客”都走到了长征的终点，张振汉甚至提出想把妻子接来安家。但是，因为抗日统战的需要，两人又都离开了延安。解放后，张振汉出任长沙市副市长，周素园出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
秦亚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