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发表于《新青年》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
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马克思研究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是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对这篇文章至今并没有给予理性的解读，留下了诸多遗憾。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重温这篇文章，并且从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研究的高度发掘其深刻内涵，揭示其微言所在，有着特殊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李大钊诠释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完全承袭了河上肇的观点”
应当指出，对这篇文章，国内学术界一直缺乏深入的研究。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对该文内容的介绍不仅过于简略，而且在文章发表的时间上有误，缺乏必要的考证。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提及该文，仅仅用了区区两句话，还不足70个字。有鉴于此，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上）（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中，专门分析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观，用较大篇幅解读该文。目前，我正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稿》中设专节详细研究该文，不仅要分析文章的内涵，而且也要揭示文章写作的重要背景和特定的客观环境。
与中国学者的研究相比较，日本学者的研究有所进展。石川祯浩先生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就有其代表性。他从日文翻译的角度入手，对该文的写作过程及其参考资料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他认为，李大钊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得到了《晨报》驻东京记者，即他在早稻田大学的同窗陈溥贤“在资料方面，或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面的帮助”。陈是河上肇著作的译者，他的译作发表在《晨报》副刊。“考虑到李大钊与《晨报》以及陈溥贤关系之密切，李大钊不可能不知道《晨报》副刊上的那篇文章”。“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绝非李大钊一人之功。因为李大钊所接受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由河上肇、福田德三解释并提出若干疑问后，由陈溥贤传递给李大钊的。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评判马克思学说时，几乎完全承袭了河上肇的观点”。对石川的这些学术看法，我国一些学者在2007年做出了论辩。但从实际的结果看，不免有些文不对题、隔靴搔痒。应该说，石川的研究至今仍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种启示。它要求我们的研究必须更加精细化，绝不可大而化之。当然，我也认为，李大钊本人通晓日文，但他绝非译匠，而是深邃的思想者。我们更应给予关注的是他对马克思学说的整体理解。如果当时有更为准确的译文可以参考，李大钊是不会也不应拒绝的。更何况，译文出自他的同窗好友。因此，对李大钊参考陈溥贤的译文也并不值得过于敏感。需要特别引起关注的倒是：负责编辑《新青年》6卷5号的李大钊，专门把陈溥贤在《晨报》发表的两篇译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奋斗生涯》均编入“马克思研究”栏目，与自己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放在一起。这恰好说明李大钊并不想掠人之美。至于说李大钊诠释马克思学说“完全承袭了河上肇的观点”则是言过其实，因为事实上李大钊有自己的鲜明认知，否则也就不会称其文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二、正确看待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的批评
我们知道，对《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内容本身，也存在着争议。尤其是时人难以接受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做出的批评，有意将这方面的内容看作是李的思想尚不成熟的标志。争议之处实际上反映的是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体系的基本认知。通常，我们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组成部分，根据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但是这样一来，却往往忽略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阶级斗争与互助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等。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恰恰对上述关系都做出了自己的论证，正好反映的是其思想的敏锐闪光之处，显示其特有的理性。这种理性是其党性(信仰)和科学性相统一的有力佐证。今天，实有必要还原历史，原始察终，做出符合历史实在的分析，重新评价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的理性精神。
三、与马克思相近的知识背景以及留学日本的经历，为李大钊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创造了必要的先决条件
通观该文，人们一定会发问：这篇文章最为深刻之处何在？这是必然要涉及的问题。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的深刻之处在于李大钊把握住了马克思学说的本质内容——唯物史观（经济史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些内容，我们不能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已经给予正确的认知。相反，却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从这些误读中可以进一步凸显出李大钊思想的先觉与深刻。
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的认知首先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他以《资本论》为本，阐释唯物史观、阶级竞争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他批评了当时的传统知识分子完全忽视经济学的短视，并告诫后人：“从前的历史学家，完全把经济的意味蔑视了，也实未当。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
考察一个人的思想，必须要了解其知识背景和思辨过程。李大钊的知识背景与其留学日本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他的思辨过程确实也与日本近代思想的发展进程密不可分。李大钊针对自己的求学经历（早年就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本科），反复说明要具有法学、史学、经济学知识，并把它们看成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被李称之为“社会学”（就我的理解，即今天的社会科学），这种和马克思相近的知识背景为他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创造了必要的先决条件，这种条件又是当时的其他大多数共产党人所不具备的。
四、李大钊与胡适关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争论
我认为，考察李大钊的思想内涵，需要有新的思维，使用新的方法。我们绝不能孤立地罗列他的文章的观点（事实上，我们以往的研究就是这样做的，习惯于用教条化的标准，将李的观点与马克思的学说简单对号入座，如果没有达到想象中的一致性，就被归于“不成熟”，这已成为研究者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而是要联系他在同一时期的思想活动，分析他在同一时期的相关的文章。这里，我想就“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一关键问题，做一个初步的个案分析，还原当时的历史，从动态中揭示李大钊特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内在价值。
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能在《新青年》刊出前的最后定稿，李大钊在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大会后，利用暑期，到昌黎五峰山小住。在此期间，他同时为《每周评论》撰稿，涉及与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在五峰山上，他还撰写了游记和诗文，与自然的接触，五峰胜境为他营造了良好的心境，他以滦河为喻，自诩为“新生活的创造者”。以往我们在研究中，忽略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写作背景和创作环境。今天看来，确是一大缺失。
与《新青年》一样，《每周评论》也是当时一份进步的政治刊物，只是它所登载的文章以时事评论为主，主要出自新派人物之手，栏目包括“国内外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选论”等，其基本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该刊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至1919年8月30日被北京政府封禁，前后共出37期。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始自第28期，终至第37期。涉及的文章包括：胡适的《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第28期）、《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第31期）、《三论问题与主义》（第36期）、《四论问题与主义》（第37期），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第35期），知非（即蓝公武，解放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逝世）的《问题与主义》。
李大钊当时在五峰山上所写的正是《再论问题与主义》。因此，我们必须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再论问题与主义》两篇文章联系起来考察，而使两文所相通的关节点正在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在与胡适的讨论中，胡适所责难的主要是“主义与实际”的脱节。他在文章中首先指明了当时思想舆论界的主要“危险”。在他眼中，当时“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李大钊坦然承认，“不论搞些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向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者注）后发生的觉悟。”（《再论问题与主义》）
从与胡适的讨论中，李大钊特别意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殊重要性。他鲜明地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同上）。同时，李大钊也说服胡适，在宣传主义的过程中，滥用主义的危险固然存在，但却不要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当然，李大钊也耐心纠正了胡适的某些“偏颇”，他坚信主义和问题是不可分的，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主义的指导。“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至于对问题的根本解决，李大钊也并没有绝对化。他并不否认，在问题的“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同上）。
我们注意到，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也明确谈到理论与现实（实在环境）的关系，甚至对马克思有所批评。“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要知道，正是有了特定的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而马氏自己却忘了此点。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主义，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
应当指出，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着力分析的概念同样是耐人寻味的。我发现，李大钊没有提到共产主义、列宁主义、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是他的疏忽，还是他缺乏有关的书籍，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其实，这正好说明李大钊在选择、在分辨。最后，他尝试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最富思辨价值和实在意义的《资本论》、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上。1920年初，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相继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后者的宗旨说得很明白：“集合有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则设有唯物史观、《资本论》、社会主义史、晚近各种社会主义之比较及其批评等研究组。
五、李大钊的理性精神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价值
今天，如果实事求是地分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价值在于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殊理路——日本先于俄国。以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特别关注于苏俄方面的影响，以为“十月革命”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分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使我们明白了日本近代文化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长期被我们所忽视，以至于难以找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源头。这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深入感悟这篇文章，其价值还体现在李大钊特有的理性精神。我们看到，该文的题目首先突出“有我”。“我”字当头，展现了五四反奴性的理性精神。在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感召下，李大钊一直有自己的立言原则。在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一年之前，他在《强力与自由政治》一文中郑重提出了他的立言原则，而这一原则又与胡适有关。他说：“彼西洋学者，因其所处之时势、境遇、社会各不相同，则其著书立说，以为救济矫正之者，亦不能不从之而异。吾辈立言，不察中国今日之情形，不审西洋哲人之时境，甲引丙以驳乙，乙又引丁以驳甲，盲人瞎马，梦中说梦，殊虑犯胡适之先生所谓‘奴性逻辑’之嫌，此为今日立言之大忌。”（《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7页）显然，李的这段话所透露的是他对待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也是他个性化的追求。正是缘于这种追求，他在理解马克思的学说时能够保持着自我认知的独立状态。
还应指出，而立之年的李大钊在阐述文明观时阐明了对待“主义”须抱有科学的“迎受”态度，主张“容人并存，自信独守”。这些富有近代精神的理念表现出李大钊特有的理性和思想的早熟。我们知道，探究一个人思想的早熟，需要了解其人生的经历。一般来说，生活上历经坎坷和苦难的人，生性和思想容易较早地成熟。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有不幸的童年，忍受了丧父之痛。陈独秀两岁父亡，李大钊则是遗腹子，而且父母先后双亡。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他们都是由年迈的祖父教养成人。因此，在时代和社会的因素之外，家世同样成为我们考察其思想变化的关键因素。这恐怕是一个显例。
侯且岸（作者为北京市委党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