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之子袁中印：
“他说我管理有漏洞就得引咎辞职。”
袁庚集红小鬼、情报奇才、改革急先锋、特区30年杰出人物于一身。他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第一作者，更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第一代人。在花甲之年，他出任深圳蛇口工业区掌门人，燃烧生命创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首个奇迹。
袁中印和他父亲一样身材高大，衣着普通，言辞谦和低调。 “我现在什么事都不做，就一心侍候父亲。”他说，“人世间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在’，我不能让这样的憾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尽孝要趁早啊！”
袁中印介绍，2006年3月，父亲摔了一跤，记忆力下降，忘得比记得多，基本上早晨知道的事情，中午就有点记不住了。通常在晚上上床睡觉前，这一天来的东西大多都忘掉了。
作为中国改革先锋，袁庚曾叱咤风云，但亦无法抵挡岁月对生命的消蚀。他亦像其他老人一样，不甘生命任岁月摆布，在摔跤后的一段日子，不愿拄拐杖，拒绝看护者搀扶，常常趁人不备偷偷溜出门去，把家里的零食拿出去分给在外面遇到的孩子。于是他一次次摔跤，浑身跌得青一块紫一块。在偶尔清醒的时候，他会向家人或来访者调侃自己是“老摔哥”。
进入2011年，94岁的袁庚健康状况未见好转，不能进食，不能动身。今年3月，医院对他实施鼻伺治疗法，就是通过给鼻子插管来进食。老人因为难受本能挣扎，常常管子从鼻子插进，从嘴里吐出。几乎不能言语的老人，因为对插管的抵触，偶尔会蹦出一句话，就是把插管的护士“拉出去枪毙”——老人还是那样幽默。
谈及中国的改革开放，袁庚是个无法回避的人物。很多人，最先知道深圳是从蛇口开始。蛇口工业区创建之初，连一部国际长途都没有，给香港和国外打电话要到广州去。“那时全国就只广州上海两个城市有国际长途交割中转枢纽，都是毛主席当年亲自批准的。”袁中印说，蛇口当时与港商有好多合作项目，给香港那边打电话联系去广州太不方便，袁庚便想到邮电部给蛇口申请一部国际长途，回答是：上海、广州的长途是毛主席亲自批的，小小蛇口怎么能搞国际长途？
当时在国家进出口委员会担任领导的江泽民听说了这件事，就亲自协调，给蛇口解决了国际长途电话问题。他说，江泽民同志当年帮蛇口解决了很多困难。
上世纪80年代初，关于深圳特别是蛇口的争议很大。“父亲那时其实是在与他的同代人斗争。”袁中印说，当时全国声讨深圳，连袁庚的许多东纵老战友都严厉指责他。
当时，经常有全国各地的人前来参观，因为陪同人员不够，袁中印也经常临时被抽调接待参观人员。一次来了个湖南地委书记级别的参观团，他带着去参观中外合资的凯达厂，书记们看了，说这不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难道蛇口天变了？还有一次来了大学哲学系参观团，都是著名学者、中国哲学界权威，看了凯达厂后指责立马上升到理论高度，“这种经营模式，不正是马列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体现，工人们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情剥削吗？”
“学者们大义凛然、义正辞严的样子把我惹火了，我忍不住和他们辩论起来。”袁中印说，他问学者们，你们只想到工人剩余价值被剥削，有没有想过投资者的付出该如何回报？他们随时都面临倒闭的风险，该谁来分担？他们为管理运作付出的成本该怎么计算？还有那些产品设计者，比如某种药的发明者，他付出的智慧、创造的价值，该给他付多少钱？
袁中印大声说：“那些都是由市场决定的，比如一种药，如果市场没人买，就没价值。就算是好药，如果你没病，就没必要吃。无论什么商品的价值，都是市场说了算！”
在任蛇口免税公司总经理时，一个偶然事件改变了袁中印的命运。1988年，公司从河北购了一批彩电。当时他出差在外，公司办公室主任和财务总监没有请示他，就越权把提货单卖给了内蒙古一家公司，结果惹了大祸。在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商业行为，在当时是投机倒把罪，央视、《人民日报》都把此事当做投机倒把典型做了报道。袁中印虽不知情，但为了免去那两个人的麻烦，还是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
“父亲当时把我叫去痛骂一顿，说你虽未参与，但出了这么大的事，说明你管理有漏洞，应该引咎辞职。”袁中印说，他心一横就辞职了，到中外合资企业去打工。
袁庚1992年离休后，经常告诫儿子要自食其力，不要打着他的名义去做事。“其实就算父亲不说，我也没想过要借他的影响去干事，靠自己的能力去谋生，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袁中印说，他在几家中外合资企业干了多年后，近些年与朋友搞一些小型投资，虽挣不了大钱，但养活妻儿老小还有余。
（文中资料源自深圳新闻网）
□谷牧简介
谷牧，曾用名刘家语、刘曼生，1914年生，山东荣成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国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2009年11月6日逝世于北京。
谷牧之子刘会远：“他骨子里始终保持着一种平民意识。”
在中国，谷牧的人生与改革开放可谓紧密相连。自1978年底到1988年初的近10年中，谷牧一直在国务院主管对外开放工作。曾任国家建委主任兼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他是邓小平经济改革政策的积极支持者，是中国创立经济特区的主要决策人之一，有评价称他为“经济特区CEO”。
给刘会远印象最深的有这么一件事：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视察经济特区，在充分肯定“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后，特区度过了最困难时期。《谷牧回忆录》里提到：“……被后来艺术家歌唱的‘春天的故事’来临。我们迎来了对外开放好形势，可以说是一派阳光明媚、姹紫嫣红的景象。”但父亲很快发现了特区的一些新问题：第一是基本建设战线拉得有点长了，摊子铺得大了，深圳尤为如此。1984年基建投资达20亿元，而且非成产性项目投得多，造成经济生活绷得过紧。第二是产品出口上得慢，1984年4个特区加起来才4亿多美元，办起来的许多生产项目，产品内销部分较多。当年进口大于出口10亿多美元。第三是利用国内外差价，做倒手生意、违法经营牟利的情况时有发生，引起内地的广泛议论。特别是第四，对党中央和国务院规定的特区发展方向，产生了不同议论。
后来中央召开了多次会议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邓小平和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下决心调整充实了深圳的领导班子后，深圳和其他几个特区的这些问题才逐步解决。
现在，刘会远正在为人民出版社写作一部关于父亲的书：《时代大潮中的谷牧》。他印象深刻的就是父亲的那句话——“要坚持专业精神，就不能只看领导的脸色行事，也不能对下面做的过头的事情不给予及时纠正。有时候会闹得不愉快，但从坚持专业精神来讲你必须做。”
回忆父亲的教育给自己人生带来的影响，刘会远认为那就是“平民意识”。刘会远说：“父亲对我们下一代既关心，同时要求又非常严厉、非常严格，有时候显得有点不近人情。回忆录里面他只提到我大哥，那是因为他在1962年当兵，进入了西藏前线，周总理表扬了他。其他都是‘我的二儿子、三儿子’，都不说名字。我父亲觉得孩子们仗着父亲成了知名人物，对成长是没有好处的。他骨子里始终保持着一种平民意识，一切都要靠自己。”
谷牧要子女们自己锻炼，自己成长起来，所以对刘会远一生成长影响非常大。刘会远回忆说，“我记得困难时期，我母亲病得很严重，照顾不了我们了，我父亲就跟他部队的老战友说，能不能帮我的孩子找一个学校住校。我们到了部队的学校以后还要填履历，我周围的同学都是将军的孩子，起码也是校官的孩子。我回来问我爸爸，我说按您这个参加革命的履历，怎么也得是个中将、少将。他说你就填3个字——公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