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撰稿 风间隼
类型片的名目如同外号,都是别人叫起来的。自己叫自己的外号,多少总会有些别扭吧?好比说,言情片叫《言情》,恐怖片叫《恐怖》?听起来都很惊悚。可偏偏就有这么一部电影,顶着“武侠”二字就出街了。我不知道别人感觉如何,反正我每次看见海报上的硕大片名,感觉都跟剧中王羽扮演的教主一样———雷死了!
让我稍感欣慰的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武侠》都还算是一部武侠片。作为华语世界最成熟的类型片,武侠片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武侠片打斗固不可少,更重要的是必须有急公好义的侠士。广义则与老百姓俗称的“武打片”类似,五个字足以概括:“好人打坏人”。这样衡量的话,《武侠》有武,三场打斗虽然不多,可每一场都很有看头。《武侠》也有侠,刘金喜这个前朝暴力男几度悍然出手,都是为了救护村中老弱免遭毒手,为此甚至不惜把一家人的幸福押作赌注。这样算来,《武侠》确是武侠片无疑,陈可辛一再否认自己拍的是侠,那是他自己的武侠观有问题,并不影响成品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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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又的确不是传统的武侠片。我这里说的并不是“科学武侠”、“微观武侠”之类的噱头。熟悉武侠文化的人都知道,现代武侠本来就是西方科学与东方玄学嫁接出来的一朵奇葩,早在1930年代就有国人写过《科学怪侠》之类融西方科技与中国剑侠为一炉的奇书。以武侠电影论,徐克1979年的《蝶变》就以古代科技解释过武功。而用动画表现内伤,前有《长城大决战》,后有《李小龙传奇》,《武侠》只不过做得精细些,并非首创。
在技法上比较新鲜的,是侦探金城武与凶杀双方同时出现在现场,按自己的猜想复原打斗的段落,影片前半部分的荒诞感在这里达到了一个高潮。还有就是金城武幻想出来的人格与本尊共处的镜头。这些都是以前未曾在武侠片中出现过的技巧,不过放宽眼界,前者有《处刑人》中威廉·达福的癫狂表演,后者以《神探》为先声,技法挪用得只能说中规中矩,精彩则远不及原版,创意委实有限。
与这些噱头相比,真正让《武侠》与众不同的,是影片在质感上的突破。所谓质感,包括了服装、美工、道具、化妆等各方面还原真实情景的努力,看似琐碎,其实跟功夫中“力从地起”的那个“地”一样重要。没有下盘,再漂亮的功夫也是花拳绣腿。
以质感而论,内地的古装“大片”从一开始就是个笑话。《英雄》里困守沙漠的都城、花花绿绿的簇新服饰都昭示着草创者的先天不足。往前推,邵氏武侠片也是笑话,清水湾影棚里的山野狭路进化到极致,也无非楚原式黄花红叶掩映中的亭台楼阁。再往前推,粤语残片和旧上海的武侠戏,质感二字更不要提。论深受舞台戏曲影响的程度而言,武侠片可能仅次于黄梅调电影!
然而即使被精英们无数次钉在“脱离现实”的十字架上,武侠片创作者们还原生活质感的努力一直没有间断。胡金铨的荒山古寺、驿路客栈,《刀》和《双旗镇刀客》中的塞外小镇,《卧虎藏龙》中的江南古村、京师旧貌,都是致力将成人童话世界放入现实生活版图的一次次尝试,正是这些如草蛇灰线般似断实连的努力,为武侠片注入了来自中国文化源头的一股股源头活水,推动着它在革故鼎新中走到今日。而如今那些租个影视城,攒几个明星,请个所谓名导折腾出来的“古装大片”,不客气说,只不过是一堆朝生暮死的蛆虫而已。
在这个脉络的演进下,我们迎来了《武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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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的质感,源自于云南腾冲这片热土积淀下的各种风物。例如民俗,武侠片放着土法抄纸、道士超荐、开锄念经之类现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用,非要学张艺谋一样去生造伪民俗,本来就是很可笑的事。而连想都想不到用民俗来丰富影片质感的,那就纯粹是笨伯了。例如物质文化遗产,和顺乡的洗衣亭、老妈妈的花布围腰、保存完好的青石板路,不就是现成的武侠世界么?像《关云长》那样跑影视城里去搭一排日本的鸟居,简直是没文化到了极点。又如成年礼、宗族助学这样涉及到传统社会结构的段落,都是落实武侠世界质感的好法子。这种质感累积到一定层次之后,甚至连传统的“强盗纵火”这种经典段子都变得有些可笑———凭那几处火头,要烧毁这样一座错综复杂的寨子,并不容易吧?
传统的遗骸其实一直都放在那儿。不是陈可辛太聪明,而是其他导演过于眼拙。据陈可辛自己说,他对武侠世界没有野心,有的只是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促使他去思考这个虚幻世界的机理。可以想见,在今日非遗热和文化旅游热的背景下,他顺理成章地找到了古村这个天然的舞台。武侠电影曾经从村民对抗山贼和门派械斗这样小叙事膨胀到“为国为民”和“不杀”之类的民族大义,如今却在《武侠》这个标题下归零,回到“小村凶杀案”这种原生态暴力,不能不说是一件妙事。这种归零呼应着陈可辛对侠客生活和武功本质的重新思考,充满了另辟蹊径的诚意,无疑值得肯定。
可惜,陈可辛从来不是徐克那样的疯狂艺术家,他永远会在迈出一步之后再缩回半步。即使回到了村落,他对传统社区的呈现也依然是片断式的,游离于故事之外。宗族义学和农耕民俗之类的元素,终究只是个点缀,并不承担叙事功能。后半部一开打,前面累计的文化气韵顿时烟消云散,从此败笔迭出。陈可辛或许有点品味,会让太平军领袖唱昆曲,可挡不住他让李连杰站在冰河上演绎“如履薄冰”。《武侠》中图解“一根绳上的蚂蚱”,要论直白,也好不到哪儿去。文艺青年其实不懂文化,只懂借文化来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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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衷于营造传统生活质感而不懂这质感的肌理,在我看来正是《武侠》的病根。许多观众抱怨前后两段风格不搭,这并非是什么“科学武侠”与“邵氏武侠”两个伪概念之间的断裂,究其根本是文化质感的断裂。观众前半段老老实实跟着徐百九“走进科学、走进山村”之后,突然来了群“被屠杀了八十万族人”的“七十二地煞”,每个杀手都身着一袭体面的绣花长衫,辫子上打个蝴蝶结还会唱山歌……前半部积累的文化质感顿时如老屋的瓦顶一样,在惠英红脚下片片粉碎。影片在这方面前后两段之间反差之大,使我不得不猜测,这种质感其实完全是在陈可辛算计之外的。正如林间茂密的“飞机草”一样,他只是偶然把它拍进了镜头,却不知那是到1934年才出现在云南的植物。
武侠片离不开江湖,村落其实也是江湖的一部分。只是村落是实的,拍不出彩,好歹不容易出洋相。江湖其实也不虚,门派、武功、杀手这些武侠世界中的元素,在传统文化中都有根有据,但是对了解武侠文化仅限于香港电影的陈可辛来说,要把江湖拍出写实风格来,那就难了。《武侠》的情节从村落凶杀案跃入江湖恩怨之后,无论节奏还是风格都开始大乱。归根结底,陈可辛还是不懂或曰不信真的有“江湖”这种东西吧?在以王羽为首的一拨豪客虚张声势之后,剧情还是从亲情入手,把杀手与组织之间的纠葛化作了一出家庭悲剧来处理。
情感始终是陈可辛关注的焦点。影片前半段探讨“法律与道德”、“科学与武功”等问题,后半部却急转到“归隐与出山”这一类型片的传统模式,归根结底,其实三者都没有演绎清楚。将影片气韵首尾贯通的,是影片主人公之间的情感,包括爱情、亲情与友情,而这些,本来就是陈可辛驾轻就熟的领域。开句玩笑,徐百九显然是导演的化身,他费尽周折想明白功夫和侠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最后发现,原来所谓江湖,就是老爸、老妈和弟弟轮流上阵找回私奔的儿子,“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打生打死呢?我用一根避雷针就可以解决你们所有的问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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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与其说是陈可辛抱了革新武侠片面目的志向,不如说是陈可辛自己竭尽所能去理解江湖世界的一次尝试。他比附了很多,引申了很多,因此给被取水过度的类型片河床注入了一些新的水量,但是这些革新并非出于什么完整的计划,也没有打通末流与源头之间的隔阂。从精神上,《武侠》的内核是情感故事,无关江湖。从质感上,《武侠》对民俗、佛学、黑色电影和武侠电影等各种文化元素是利用多过思考。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历版《独臂刀》断的都是右臂,刘金喜明明不是左撇子,却非要一边高呼“斩去杀人之手”,一边自断左臂。各种不参与叙事的诡异元素让每个观众都能在片中找到些乐趣,却没有一个观众能得到真正的满足,尤其是我这样的武侠影迷。
回到开头对片名的讨论,我建议《武侠》不妨效仿国外某些电影的先例,加上创作者的大号,更名为《陈可辛的武侠》。这样既肯定了创作者的贡献,又避免了误导观众的可能,岂非更为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