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回去与写上来
——评王安忆长篇小说《天香》
1
■靠着史实材料与知识考古写回晚明的大时代，这是王安忆于《天香》中施展的抱负，她不是举重若轻，相反是正面克服的，是要把历史“啃”进去再“演绎”出来。而演绎的过程中，王安忆把写作导向了日常生活，导向了生计，导向了对上海这座世俗之城的历史层构与历史逻辑的思索，这是她的写作序列里一以贯之的主题。正是凭借这块浮木，小说在潜写回去之后，又写了上来，写回当下，写出今人自己的问题来，因而，王安忆的后来者身份，不是颠覆而恰恰是确立了《天香》存在的价值。遗憾的是，《天香》的写回去与写上来在所占篇幅、所花力气和最后呈现的力度上是有着明显的裂隙与错位的，她在古代素材与当代意识之间的衔接与调控没能发挥出二者本来的张力，一如她在小说向下的深入和向上的超越之间始终没能找到好的界点和结点。王安忆创作的长处与短处由此都可以得到辨识。也因此，《天香》在写回去与写上来的大开大阖之后，显示出了它气力不济的地方。
一
王安忆在与张新颖的《谈话录》中有过一处对汪曾祺小说的精妙到位的分析，她归纳汪的小说写两类东西最好，一是享受，一是劳动。(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第19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有意思的是，王安忆的最新长篇《天香》似乎也可以用“享受”和“劳动”来概而言之，不过无论是享受之滋味，还是劳动之境遇，《天香》都不类汪氏短篇那样于小处咂摸，而是大开大阖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到清康熙六年(1667)这百余年历史，以一个上海士绅申氏家族几代人“声色犬马”而由兴入衰的际遇，引出其女眷所习的“天香园绣”(以历史上的上海顾绣为原型)由闺阁之物精进到天下名品，转至鬻而营生、流传民间的又一则沪上“传奇”。
和汪曾祺极擅的举重若轻相比，王安忆是用狠劲的。这狠劲突出表现在整部《天香》花大工夫吃进去的史典、笔记、谱录、专志上，小说时涉天文、五行、食货、诗画、器物、官制、民俗等等，门类不可不谓繁多，内容不可不谓庞杂。对于虚构性创作来说，这种知识考古无疑是“硬”的部分，作者却直着写了进去，真真以苏松上海一带为底座，用朝廷权争、海上倭扰、土木之兴、婚丧嫁娶、园林墨绣以及张居正、海瑞、董其昌、徐光启等的名流事传，硬是重新堆起了它的晚明时代。甚至连小说的语言也是白话融文言，宁简毋繁，以求切近“本朝本地”之口吻。“老老实实地写那个时代社会”(石剑峰：《王安忆接受早报专访谈新长篇小说〈天香〉》，《东方早报》2011年2月24日)，这是王安忆的“笨劲”，也是她的胆识，———她似乎决意要将“学者型作家”实践到底。
然而，靠着史实材料与知识考古写回了晚明的《天香》，依然清晰的是一部“后来者说”。小说越往后读越觉熟悉，第一、二卷在写园子里奢华寻乐的生活，追摹《红楼梦》里宝玉一样“精致的淘气”、“雅趣里的俗情”(王安忆、钟红明：《访问〈天香〉》，《上海文学》2011年第3期)时，王安忆对这种通古不拘礼、入世不落俗、率性至而荒唐的生活的把握不时有露怯之处，她对于“古”与“雅”的正面进入显出了作为后来者的生硬。对照之下，小说的第三卷却写得紧凑且从容，因为它回到了小户人家常态的世俗生活里，写的正是王安忆在小说创作上一直强调的“生计”问题：天香园绣从下而上增益到登峰造极处，又转而从上流家族进入底层民间、从闺阁落入市场、从礼下到野，这是一个需要被情节、逻辑、情感说服和推进的过程，是要坐实了往生活肌理处写的东西。说到底，申家谈不上什么诗礼簪缨、钟鸣鼎食之家，它只是一个在渊源、家谱、根基上都遑论深厚的士绅之族，有的只是“余裕”二字。然而，上海的世俗性所落脚的就在这“余裕”，据此它才可以通古与今、雅与俗、贵与贱、上流与民间，向上成为古、雅、贵、上流的借道，向下吸收今、俗、贱、民间的“蛮横得很”的气数。《天香》虽如《红楼梦》一样经楼起楼塌的大变局，但繁华不再的时候，天香园绣却流转民间，“莲开遍地”，一个天工开物的大时代和一个应时而生的大上海，由此呼之欲出。这是更大的繁华的可能，是在挥霍、湮没之后被确认和肯定下来的东西，也是王安忆一直在追寻的有关上海城市的“正直的思索”：“这城市有着它的思想，不是深邃，而是隐匿。在假浪漫主义的壁饰、楼型、弯曲街角的微妙处理，在这些多少是轻浮的华丽的格调里面，流淌着正直的思索。”(《启蒙时代》，第3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天香园再一次成为这样的流淌之地，它所肯定的那种气数、生机、力道究竟能生长出怎样一种精神性甚至理想性的价值来，天工开物的时代给今日之上海铺就了何种底色，又完成了何种层构，这一沸反盈天的世俗社会怎样在生的意义上获得它的逻辑性和庄严感，等等。和《红楼梦》“精致的淘气”相比，王安忆于《天香》中更得心应手的其实是这些“正直的思索”。正是它们决定了《天香》不是晚明上海实录，不是化名天香园绣的顾绣考，也不是明清世情小说的重续，王安忆在形式上把自己推到颇有挑战的晚明、世情、家族、绣史等关键词的同时，手中紧紧抓住的正是她始自《富萍》的书写上海这座世俗之城的历史层构与逻辑的浮木，这是她的当代意识，也是整部《天香》的题眼所在。
在靠着史实材料写回去写入晚明的时候，正是凭借这块浮木，王安忆又写了上来，写回当下。因而，她的后来者身份，不是颠覆而恰恰是确立了《天香》存在的价值。当然，小说的难度也就在怎样回去，如何上来，在这一去一来之间的张力和衔接。由此角度考察，《天香》的写回去与写上来在所占篇幅、所花力气和最后呈现的力度上是有着明显的裂隙与错位的，———王安忆小说的长处与短处由此都可以得到辨识。
二
《天香》写回去的地方开口大，铺陈广，轴线相继，但是却力道稀松，由于耽于历史的钩沉，甚至不惜牺牲了作者一直以来书写“女儿心”的强项。虽然这一次王安忆依然强调小说的重心是“女性生活的故事”(石剑峰：《王安忆接受早报专访谈新长篇小说〈天香〉》，《东方早报》2011年2月24日)，是“性格和命运”(陈熙涵：《落尽繁华见真醇——与作家王安忆谈新作及风格的转变》，《文汇报》2011年1月7日)，但是颇费笔墨的妻妾、妯娌、婆媳、主仆之间微妙的世故关系，被王安忆过于直白的画外音给写浅了，而在绣艺的历史传承面前，本该风云际会的女性也湮没成了历史的“中间物”，——作者所刻意强调的小绸的倔强、镇海媳妇的敦厚、闵女儿的怯静、希昭的高卓、蕙兰的淳真，在她们把命运托付给天香园绣之后，都被“矫正”成了心善、手巧、笃定的极为相似的性格原型，而绣阁以外的落苏、荞麦、阿昉妻子等另一脉女子又无一不纯朴乐天，这让天香园的人物群像模糊起来，锦心一片，俨然成了一个礼乐的乌托邦。小说的性格刻画似乎回到了古典主义工笔画一样的套式，人物轮廓工整，眉目相似，在一个去道德的、无政治性的、标致的世界里以大同小异来展现群体之情趣。
《天香》写上来的地方，窄而集中，有它的聚焦与深度，但是王安忆对她主题的走向过于胸有成竹了，这让她忽略了“正直的思索”所蕴含的更多的面向与更复杂的意指。《天香》中，阿昉心心念念的赵伙计，算是正统以外的江湖人物，而曲高和寡的希昭一直未曾忘记的幼时于杭州珠市上遇见的女子，亦是越出礼道的青楼中人。赵伙计死得早而离奇，青楼女子也再未现身，他们在小说中倏忽而过的身影却非常别致。同样是世俗之一种，但不同于作者有意寄寓在落苏、荞麦身上的乡间野地无拘束的生命力和野气，寄寓在戥子和三姐身上引车卖浆者的生计，赵伙计和青楼女子所代表的世俗是含混的，指意不明的，甚至是藏污纳垢、怪力乱神的。小说喜在人物的远游、闲谈间引证野史，穿插轶闻，以显彼一时代怪力乱神的潜流暗色，只是，最耐人寻味也最有分量的怪与乱也许正在那被合法化的常态生活里，在倏忽而过的赵伙计和青楼女子的身上。那么这一种世俗、这一种气数、这一种“下”怎样给上海这城市打底，又从中能生出何种“正直的思索”呢？这是《天香》的遗珠，或者回避。
三
小说的一去一回，最大的欠处在于它所造成的结构上的失衡与“断裂”。前两卷花大笔墨所铺排的“精致的淘气”在第三卷中被有关生计的“正直的思索”视而不见，前两卷对通古的和煦之境的营造，也被第三卷现实的生的蛮力横插而入，它在“雅趣的俗情”的土壤里尚未深扎，便被一股向上的思想的超越之劲给扯了出来。这股“劲”的强势，甚至让文本与最初的写作动机分道而去：《天香》本来是有一个“逾矩”(王安忆、钟红明：《访问〈天香〉》，《上海文学》2011年第3期)的好点子的，大家族女眷们的针黹，从闺阁流传出去本已不合体统，后来竟成为维持家道的生计，沽价鬻市，实在犯了大规，这一“逾矩”正是故事的戏剧性张力所在，关键时刻这“逾”会跳出来给故事一个回视和提升。但是，《天香》中的“逾矩”却过早地被作者的“正直的思索”给合法化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市民社会的兴起使得“矩”似乎已不成障碍，一则“逾矩”而生的传奇最终成为一段正面塑造的佳话。同样的，《天香》到最后也没有安置好杭州城来的沈希昭，这个本该是全书最光彩夺目的女子被写得生硬，其在杭州的根底和脉络被作者传奇般地渲染，但到了上海之后，一切都恍若“前生”了。对上海的时新来说，她是杭州城的南宋遗脉；对绣艺的闺阁淑德来说，她是英气的武陵女史；她虽是天香园绣命运的枢纽人物，但一直都没有进入故事中上海的精神地理，如此若即若离的浮萍一样的存在，实在是更值得作者思索与处理的上海的一个更复杂的面向。
小说结尾处，希昭与蕙兰谈绣与画，背后未尝不是王安忆的诗学自忖：希昭所言的技要正(要走大道而不是偏锋，过与不及同不可取)，以及心要超越(不读书者不得绣，绣以诗书画作底)，与王安忆所强调的作家既要有工匠精神又要有教养，是同声相应的。王安忆靠题材的广度、靠材料的深度、也靠毅力与职业性来锻造她的工匠手艺，同时以教养、启蒙精神、甚至是学者化来给自己的“心灵世界”提供精神高度和抽象气质，但是在这向下的深入和向上的超越之间所存有的裂隙，一直是她写作的难度和限度。以《天香》即可照见，在王安忆的长篇创作中，她的思想始终是要压住她的故事的，她在细节具象上越繁复，其背后的抽象理念反而越单一，这是在古代素材与当代意识以外，更大的也更理论化的写回去与写上来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