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谈孙犁：他的情感深处从未割舍过人民

　　他的情感深处从未割舍过人民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谈孙犁先生

　　在昨天举行的孙犁先生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深情地回忆了与孙犁先生求教的一些往事。她说，其实也就见过孙犁先生四面，当然我们中间有很多通信，但这四面给我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

　　铁凝说，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妄想当个作家，我的家庭鼓励了我这个妄想。当时父亲给我开出一份书单，并四处奔走从当时已关闭的图书馆借出了一些已禁读的书，其中就有孙犁先生的作品。有一天，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徐光耀(《小兵张嘎》的作者)跟我说，中国的作家里，你应该读一读孙犁，我当时大言不惭地说，孙犁的书我都读过。徐老师问你读过《铁木前传》吗？我说差不多可以背诵了。那时候我只有16岁，现在想想以那样的年龄说出那样的一番话，实在有点儿不知深浅。但唯一可以说明的是，孙犁先生的作品在一个少年人心中的位置。我现在也不得不说，真正引领我探究文学本质，领悟小说审美层面的魅力，琢磨语言在千锤百炼后的力量的，是孙犁先生和他的小说。

　　那时候还没有追星族这个概念，把孙犁先生形容为“星”也很滑稽，但我的确像很多文学青年一样，迷恋他的文字带给我所有的愉悦。当时我并没有想亲眼见一见这位大作家的奢望。感谢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我到天津洽谈我的第一本小说出版事宜时，竟真的拜望了孙犁先生。当时对这位大作家有些传言，见过他的人回来说，他的房间高大而幽暗，人非常严厉，少言寡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都不敢乱叫。向我介绍孙犁的这个人非常注重细节的渲染，让我既迫切地想见到先生但又有几分胆怯。我到他家的那个下午，见一个戴着套袖的老人正在院子的地里捡豆子，人家告诉我那就是孙犁老师。他见我第一句话就说，别人收了豆子，遗落在地里几粒，扔了可惜。我当时还专门为他的套袖写了一篇文章。确实像有些作家所讲，孙犁先生除了作为作家，半生都在当编辑，发现和培养青年作家。我曾写过一篇小说，自己挺得意，但有的老师不喜欢，我斗胆寄给了只有一面之交的孙犁先生。他很快在《文艺》双月刊发表出来，《小说月报》也进行了转载。须知当时我只是一个刚发表几篇小说的业余作者。这篇小说在艺术上有很多不成熟，但我一向把它看作是自己对文学新意有了一点点深入理解的重要开端。它也使我对孙犁先生永远心存感激。

　　第二次见面是有一年的初冬，他正和保姆一起裁纸糊窗缝儿，给我的印象仍然是一介布衣。他一边干活儿一边问我，你看我是不是特别见老？我当时不会外交辞令，就说您是挺见老的。后来我有点后悔说了这话。但当我看到他依然戴着套袖后，便想，一个始终不愿意放下手中工作的作家，内心是不会衰老的。

　　第三次见面是和几位同行一起去的，他就坐在窗前，非常和气。他还是戴着套袖。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为什么总是戴着套袖，如果真问了，我想他可能会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我，是为了爱护衣服。但越读他的作品，我越发感到孙犁先生真正爱的并不是衣服，为什么一位山地老人的靛蓝衣服就能让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中所写的一切都与套袖毫无瓜葛，但它联系着织布。我们的作家没有忘记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他所真正珍爱的，是女孩子为那双布袜子所付出的真诚劳动，还有在劳动中倾注着难以估价的情感，还有一个民族坚韧不拔、健康向上的天性。

　　第四次和孙犁先生见面是2001年，他已久病在床。我只坐了四、五分钟就离开了。这些我就不细说了，因为孙晓玲女士已专写了一篇文章，描述这次探视。

　　铁凝还谈到，我觉得当今的中国文坛，很久以来已经很少有人神闲气定地读孙犁了。在我又拿出《铁木前传》来读时，我必须说我依然深深地被感动着，原来这部诗一样的小说所抵达人性的深处是那么刻骨。而当我们回顾这部小说的写作年代，不能不说它的诞生，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奇迹，今天再次带给我们的陌生以及惊异，还有真正现实主义的浑厚魅力，更加凸现出孙犁先生这样一个中国文坛的独特存在。《铁木前传》的出版距今已有50多年了，我认为当代少有中短篇小说可以与其匹敌。孙犁先生对当代文学语言的贡献，他那高尚清灵的文学风格从来就未经炒作，但我相信它会长久不衰地渗透在我们的文学生活中。以我个人仅仅同孙犁先生见过四面的感受，要理解这位大家是困难的。他一直淡泊名利，自寻寂寞，深居简出，粗茶淡饭，或许还给人以孤傲的印象。在我的感觉里，或许他的孤傲与谦逊是并存的，如同他的文章的清新秀丽与突然的冷峻睿智并存一样。

　　铁凝说，今天在我们怀念孙犁先生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老舍先生生前已经被誉为人民艺术家，以我个人的感受，我们通读孙犁的作品，尤其是结合孙晓玲女士《布衣：我的父亲孙犁》这本无欺的书，我觉得孙犁先生被称为人民作家也是当之无愧的。我想这里有一些重要的理由，因为他的情感深处从未割舍过人民，也从未放弃过最普通的老百姓。

　　记者  周凡恺   (本报北京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