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没什么不好，我也曾一腔热血，人没有激情，什么事也做不成。”48岁的李缨语气平和，语速却很快，“但我们该想想，愤怒之后，要用什么方式来表达。”
提起李缨，就不能不提他的那部《靖国神社》。
从开机到最终上映，整整用了10年，这其中，他遭遇了无数灵异事件，直到今天，他也没能从那无边的烦恼中真正解脱出来。
这部影片在日本创造了两个纪录，一是有史以来最卖座的纪录片，二是想看电影先安检。为了它，日本媒体创造了一个新词：靖国骚动。
李缨想把这部影片彻底忘掉，却总也忘不掉。2年多的折磨，最终却汇聚成了一本名为《神魂颠倒日本国》的书，那是被迫的续集，用李缨的话说，“这本书，是我写给愤青们的情书”。
一天能赚一千块
22年前，我来到日本，那时连一句日语都不会说。
大学毕业后，我在央视当编导，1987年，我带着《雪顿——西藏》去参加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当时挺有成就感，可一看别人拍的东西，立刻被震撼了。那时中国改革开放不久，与国际差距实在太大了，我当时想：在央视再呆5年，我也拍不出人家那样的好东西。那时“出国潮”正热，我也想出去看看。
1989年，因爱情的原因，我跟着到了日本，在语言学校里学了两年。连留学生都不算，是最低档的“就学生”，拿的签证只能签半年。
刚开始刷盘子，以后经别人介绍，干了3年搬运工，工资略高，打工是所有留学生必有的经历。我过去一直当导演，没下过乡，这才知道为什么叫“洋插队”，实在是太累了。但这种压力熬过来，也会变成一种营养，能让你找到生存下去的感觉。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景气，工作比较好找，努力一天能赚1000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半年的工资，这个刺激实在太大了。所以什么都不想，埋头打工。
《靖国神社》不难拍
在日本这么多年，日本有的东西让我感到很舒服，有的东西又让我感到不舒服。
舒服的是日本人非常讲礼貌，是礼仪之邦，社会氛围、生活方式、人际交往等，有一种难得的和谐。日本重礼仪，事实上，靖国神社也是日本礼仪文化的一个延伸。
拍摄《靖国神社》并不难，因为它是公共场所，长期有媒体出没，每年8月15日，各电视台都来此做报道，加上我用的是家用DV拍摄，大家司空见惯，不需要偷拍。但靖国神社有规定，拍专题片需事先申请，批准后才可进行，我没走这个程序，所以影片放映后，靖国神社方面对此颇有意见。
这个片子，我拍了整整8年，都是正面拍摄，我也没摄制组，最多两个人，所以也不引人注目。在拍右翼时，也发生过有人来过问和抢录像机的事。
右翼其实很复杂
对日本右翼，国内了解不够全面，其实右翼很复杂，包括新右翼、民族派、思想派、网络右翼等。
孙中山先生当年以日本为革命基地之一，支持他的日本人很多是右翼。这些右翼认为亚洲人受西方人欺负，大家应联合起来反抗压迫。右翼思想不断发展、分化，许多人走向了军国主义，他们视靖国神社为圣地。
右翼不仅针对中国，而且反美、反西方文化。
在今天的日本，右翼的影响并不大，《靖国神社》公映时，右翼用宣传车沿街喊口号，号召日本人抵制这部影片，右翼自己说，如果我们有正规发表意见的渠道，我们干吗要这么做呢？正是因为无法发声，才出此下策。结果反而让更多人了解了这部影片，提升了票房。说句玩笑话，他们是捣小乱帮大忙。
因为影片的缘故，我和日本右翼高层有过一些来往，越是上层人物，越注意礼貌，待人非常客气，日本是个礼仪社会，黑社会都讲礼节。不过右翼底层也有过激行为，前几年，因首相不参拜靖国神社，有右翼分子当众自杀。我的影片放映时，也有右翼威胁电影院，说要放炸弹。
我想彻底忘掉《靖国神社》
北京晨报：为何在影片公映近3年后，才写出这样一本书呢？
李缨：我已经习惯了慢节奏，影片做了10年，书也写了快三年。电影公映后，不断接受采访，不断表达，想用文字来整理一下。2009年3月5日，我成了被告，正好是我到日本20年纪念日，因为《靖国神社》中拍摄了一位后援团理事长，他认为我侵犯了他的肖像权。这个官司我从没对国内媒体说过，在日本，30多个律师组成律师团帮我打官司，日本媒体人、文化人、导演们为了声援我，开了好几次会，这一切让我很感动，想表达出来。而我的影片上映后，引发“靖国骚动”，这个骚动恰好是我们观察日本社会的一个窗口，我认为有必要呈现给大家。
北京晨报：拍摄《靖国神社》，对您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李缨：影响实在太大了，在制作过程中，影片剪辑师说电脑不断出问题，有些问题匪夷所思，他们说我得罪了亡灵，所以染上了“靖国病毒”。我拍纪录片以来，一直在和亡灵打交道，这下可好，一下牵扯到240多万亡灵。有时我想彻底忘掉《靖国神社》，但它总是跳出来。有时我也很苦恼：这事儿怎么没完没了？我想集中精力投入到新的工作中，但事实上做不到。
北京晨报：您希望读者怎么看这本书？
李缨：《靖国神社》不管日本人怎么看，我希望表达出一种理性的思考，在中日之间，情绪化的东西太多，当然，愤青也没什么不好，当年我同样是一腔热血，人没有激情，什么事也做不成，但我们该想想，愤怒之后，要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这本书是我写给愤青们的情书，希望他们能更好地了解日本。
李缨表示，愤青也没什么不好,但我们该想想，愤怒之后，要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所以，在拍摄《靖国神社》之后，他又专门为愤青们写了一本书，希望他们能更好地了解日本。
普通日本人对中国有好感
日本电影院很了不起，他们能顶住压力，与警方合作，坚持放映。日本警察也很配合，他们收入并不高，但日本人常说“公民社会”，政府是服务机构，不是权力机构，必须为公民服务，是公共道德、安全、秩序与理性的维护者，所以有危机时，他们总是很配合。
作为中国人，一般来说，在日本我没有感受到歧视，当然也有个别情绪化的人，但那是极少数。普通日本人对中国有好感，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一般而言是友好的。对我拍的影片觉得不舒服、有情绪，也是正常现象。
以日本电影导演协会为例，理事长是韩国人，这在其他国家就不太可能。
日本的主流是民主主义，不是民族主义，确实存在右翼，但不要夸大，对右翼也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场景，不能一概而论，否则难免得出极端化的结论。日本有网络右翼，语言比较暴烈，但日本社会普遍认为过激，他们并不被主流所接受。
未来不应强强联合
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许多媒体认为未来应强强联合，对此我不太认同。
中国经济实力强了，这是事实，但差距依然明显，除了经济增长之外，教育体系、环境、服务体系、医疗、社会保障等，这些都需要很大的投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前提下，重要的不是什么强强联合，而是要“软”下来，就是要致力于软实力的增长。
在今天，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至关重要，日本软实力就非常强，是好莱坞之外的最强者，日本动漫、时尚、游戏拥有广泛影响，建立了独特的文化价值观与文化体系，相比之下，我们还没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体系。
只看到“强”，会扭曲对自我的正确认识，甚至走向情绪化，在今天，中日政经交往很多，但文化外交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如果说东亚是个共同体，我们看到，今天大家都自称为大中国、大韩国、大日本，我想，如果能减少一点大，交往的空间也许会更大。
理性沟通，媒体有责
拍摄《靖国神社》，因为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必须面对。我问过很多国人，究竟什么是靖国神社，大家基本说不上来，既不知道它何时建立，也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只知道和“二战”有关。
沟通的基础是了解，否则很难做出正确判断。我们应当寻找理性沟通的道路，而不是执著于情绪化，这样很容易走进恶性循环，对此，媒体、文化界的责任非常大，应努力引导大家去了解、认识和理解。
我希望这部片子将来能在一个理性的环境中放映，在正常的氛围中，观众们可以通过它来审视日本，而不是用它来推涨某种情绪。
网上有一些盗版，但很多翻译错误，歪曲了原来的意思。 本版撰文 陈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