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敬年 103岁乐观谈人生
作者：本报记者 孙惠英 摄影 刘耀辉
杨敬年简介
1908年出生于湖南，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翻译家。
1932年考入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1936年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45年作为第八届英国庚款留学生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政治学哲学经济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48年回国，在南开大学任教。
著有发展经济学专著《科学、技术、经济增长》《人性谈》《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等，翻译有《国富论》《英国议会》《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美国第一花旗银行》《银行家》等著作。2007年出版了自传式作品《期颐述怀》。
其个人事迹被收入英国剑桥传达室记中心《澳洲和远东名人录》、《21世纪2000个杰出的知识分子》以及美国马奎斯世界名人传记中心《世界名人录》，《亚洲名人录》。
记者印象：行过世纪的天地智者
时隔近4年，再次采访杨敬年先生，这位103岁的经济学家、教育家、翻译家仍以他的健康、慈爱、豁达让我感动，以他的睿智、机敏和健谈让我感慨。
按响门铃，稍待片刻，门开了，杨先生便笑容可掬地站在了门口。
“堵车了吧？”他问。是对我没有准时的猜测？而我听了更感觉像是对我的关心和谅解，我急忙把准备好的一束鲜花递到他手上，他闻了闻，“真香，谢谢你，帮我放桌上吧。”说着他拄着手杖，引着我向客厅走去。
“我的腰躺着、坐着都挺好，就是站着、走路有点疼，离不开手杖啦。”他声音里有一丝遗憾，而在我看来，对一个百岁老人这应该是一件太值得炫耀的事了。“还有眼睛，前两年查出了眼底黄斑性病变。好在还给我留了些模糊的视力，基本上可以生活自理，做事不行了。看书也费事，要用A3的纸复印放大，再拿8倍的放大镜才能看见，所以早上3点起来我就看些古诗文，背诵一下好让脑子不至于僵化。”
杨先生的这一作息习惯，让我眼前不由得浮现出当年的一幕：凌晨，太阳还没有出来，这位年逾九十的老人起床了。3点，他准时坐在书桌前，打开一本厚厚的书，摊开纸，开始与亚当·斯密这位远在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对话”，使他那曾“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一点点地变成了中文。每天早上4个小时译出的3000字，在经历了春夏秋冬4个季节的累积后，总计有74万字。
2001年《国富论》首次发行，到2005年已经重印了8次，发行达5万册。后来杨先生继续这样的工作，又翻译出了书中的全部主题索引，如今已经是第13次印刷的新版本，已有80万字，总计发行达十万余册。
在我们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杨先生从茶几下拿出一部崭新的《国富论》，说：“这是最新出版的，出版社送了我几套，记得你是学经济的，这一套就送给你吧。”我惊叹杨先生超人的记忆力和他作为学者的慷慨，接过书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真想开口让杨先生为我在这部书上题几个字，但一想到先生眼睛的不便，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然后听杨先生说：“前几天，亚当·斯密的母校格拉斯哥大学的校长来南开大学，特别带着一件礼物来家里看我，我也是把这套书作为礼物回赠给他的。”那礼物是一个精美的像框，里面有亚当·斯密的肖像、他的《国富论》手稿影印件和格拉斯哥大学全景照片。这既表达了他们对杨敬年先生的敬意，也是对杨先生翻译的《国富论》的高度认可，据说，格拉斯哥大学还把这部译著收藏在图书馆中，让学生们学习参考。
除了九十高龄翻译《国富论》，杨先生在他所行过的这一个世纪，直至今日仍有太多的品质值得我们赞赏、学习。
他是一个生命的奇迹。
在一个世纪的坎坷经历中，无论是被错划为“右派”，判处3年管制，还是在南大经济系资料室改造；无论是身受政治压力、社会压力，还是巨大的经济压力，他都从未消沉，就是面对丧子之痛、妻子病瘫在床，他依旧热爱生活，在自己构建的丰富的精神世界里，满怀信心与希望地工作着。这种惊人的毅力和宠辱不惊的平和心态，让他不仅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也迎来了一个世纪的“硕果累累”与健康、长寿。
他的赤诚忠贞、执著追求，创造了一个耄耋之年入党的年龄纪录。
虽生于旧中国动荡年代，但杨先生从小便有中国读书人的崇高理想，矢志追求进步与光明。“马日事变”后，杨敬年离开中央政治学校，后考进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心求学报国。1948年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放弃了到美国的研究工作，回到南开大学迎接天津解放。尽管此后遭受诸多不公正待遇，他仍以朴素的阶级感情，爱党、爱祖国。1984年他提出入党申请，终于在80岁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也登上了他自己认为的“做人的顶峰”。
他一生勤勉、求学治学，是治学严谨的典范，也是不断探索人生哲理的智者。
七十高龄时，杨先生在全国率先开设发展经济学课、带研究生，甚至亲自讲授经济专业英语。1995年至1996年，他撰写了20多万字的《人性谈》，以发展经济学的视角，从人性出发探讨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伦理道德及其关系。90岁时翻译出版了《国富论》，99岁，他还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期颐述怀》。百岁之后，他还曾潜心研读中国哲学，并不断地叮嘱人们要读点哲学，他说，哲学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可以使人达到天地境界。正是哲学的追求和人性的善良，让杨先生成为令人敬佩的智者。
今年已103岁的杨先生依旧是向上而乐观的。他说：“人们常认为年高就是福，其实老年人也有老年人的问题，要和孤独斗争，和疾病斗争。我克服孤独的方法，是让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早上起床后，3至4点读读书，背首古诗，然后运动40分钟，做我自己编的健身操，就是现在我还可以连续做10次下蹲动作。6点吃早饭，休息一会儿，然后再自己放部电视剧看。孙媳一次就给我买七八部电视剧让我自己慢慢看，现在正在看《老马家的幸福往事》，还有《中国1921》。眼睛只能看个模糊的影子，可我耳音好，主要情节还是靠听，我已经这样看过好几十部了，历史剧、生活剧我都看，也都还喜欢，算是体验生活吧。看累了我就休息、吃午饭。午休后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大厅里，望着窗外的阳光，脑子里转着我以前学过的古诗词，活动大脑。4点开始听听新闻，听听音乐。新闻联播后就休息。有时也会有亲戚朋友来看我，学生打电话来聊天，一天紧紧张张就过去了。我还总结了四句话：每天坚持锻炼，合理饮食起居，健康心理状态，不断运用大脑。这也是我的长寿秘诀。”
76岁写入党申请书
记者：您这一生可以说是命运跌宕起伏、坎坷曲折，可您一直都没有放弃自己的目标和追求，包括1984年，76岁时写了入党申请书，您是怎么想的？
杨敬年：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没有父母，靠公费进入大学并出国留学，我经历了新旧和中外两种社会的生活，有了对比体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中，我们经历了很多，但我仍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共同的归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政策又给了我新的政治生命，我下决心要让自己从一个怀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夙愿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我渴望在党的直接教育下，克服自己的缺点和弱点，为党和中国人民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余年。
记者：当您80岁时，终于站在党旗下举起右手庄严宣誓的时候，您是什么心情？
杨敬年：我是挺高兴、也挺自豪的，也可以说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我40岁得到牛津大学博士学位，80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才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但我认为牛津博士只是求学的顶峰，共产党员才是我做人的顶峰。我深信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能够实现，我的工作岗位是在教育战线，是出人才、出成果的地方，我要再工作几十年，为它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力量。前几天，在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上胡总书记的讲话我也认真地听了，我觉得很受教育和启发，总书记总结的建党经验，提出的要解决的问题和方法，都很深刻也很实在，既没有逃避问题，又提出了解决的方针政策，是具有很强指导性的文件，作为党员我们大家都应该好好学习。
酷爱文学陶冶性情
记者：人们都很好奇，您这一生所遇到的磨难和煎熬非常人所能承受，但您却坦然面对，心定自如，是什么支撑着您，使您具有这么豁达的内心和高明的智慧？
杨敬年：我一直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它融会了五千年间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具有无比强大的感染力。我小时候随外祖父熟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长大了时常阅读历代名著、诗词歌赋，在思想、感情、志趣、抱负、言行、情操各方面深受熏陶。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予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就是从逆境可以给人一种锻炼说的；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这就是从激发人奋进方面说的。而且有些道德价值，非在逆境中不能实现，因为这些道德价值本来即蕴含逆境，如“贫贱不能移”、“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这样一类的大节就是如此。
有时我也喜欢用古人自勉，相信福祸转换，相信人是可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当灾难、痛苦急剧而至，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时，也就是到达了人生的最低点，只要坚持下去，就能等到转折的出现。就是现在，我眼睛不好，不能工作了，我也想这也许是为我好，让我能休息下来，好好享受现在的生活。
记者：跟您交谈感觉您非常超脱，遇事总能看得更高，不会受个人局限性和片面性的束缚，而且能够我行我素。
杨敬年：孟子云，君子素其位而行，而不愿乎其外。这意思是说，君子以其当下的地位行事，不谋求本职以外的事，他后面还说，君子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悠然自得的，这其实就是世人仰慕的一种境界：安分守己，恪尽职守，不图虚名，清心寡欲，不贪荣利，其源正是守心不移、素位而行的君子之道。
剖析人性的善恶
记者：采访您之前，我又读了您的《期颐述怀》，对您工作到84岁后退下来写的一部书《人性谈》印象深刻，当时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部书？
杨敬年：那是1994年以后，我完全离开了教学科研工作，能够静下心来潜心探索，我就想找“一条线”把自己以前学的东西“串”起来，加以温习、整理。而我觉得人性问题既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它和我所研习的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都有直接的密切的联系。于是，我花了两年时间，写了《人性谈》。
记者：我读了其中的主要内容，发现您当时分析的许多关系和问题，都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显现出来。
杨敬年：这正说明，人性的确是一个永恒的现实的问题。1991年底苏联解体，1992年中国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和改革？再进一步追问：究竟为什么过分依靠集中的国家权力，就会压抑各方面的积极性；又为什么实行改革开放，就能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探索人性问题的各个方面，以及人性与各种社会制度的关系。例如：人是从哪里来的？人的生物特征和心理特征怎么样？什么是人性？人性是善、是恶？哪些是人性的健康倾向？哪些是不健康的倾向？在谈到人性时，我们不能不触及这些问题。
记者：那么人性与社会制度究竟有什么关系？
杨敬年：英国著名政治学家蒲莱士就人性与政治制度的关系说过一段话，其实它也适用于经济制度和伦理关系。他认为，社会制度应当能发扬人性的健康倾向，抑制人性的有害倾向，找出最能促进较好人性倾向和抑制有害人性倾向的社会制度是哲学家的任务，而立法者只是在哲学家所奠定的基础上进行建筑。
记者：那您提出的主要论点呢？
杨敬年：我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有认知、情感、意志这三种心理过程，除了有感情之外，还有智力，能创造。人性就是需要，就是欲望，一要生存，二要发展。而需要、欲望、情感、冲动是行为的动机，决定行为的目的。除了求生存、求发展以及为此而产生的求知与创造这些根本欲望外，人还有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及次一级的欲望和情感，其中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仁义礼智所代表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另一类是名利权势，即贪欲、竞争、虚荣心、权力欲。后一种欲望是难以满足的，是越满足越膨胀的，然而又是许多行为的动力，在它们受到过分挫折时，努力就会减少甚至化为乌有。所以说人既是善的，也可能是恶的，要不怎么说“人无完人”呢。理论上说，优良的社会制度应当能保证人的需要和欲望得到满足，也就是说应当能发扬人性的善的趋向，调节、抑制和转移人性恶的趋向。
记者：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在哪？
杨敬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伦理道德关系，政治关系中的核心和两难的问题是权力分配问题。世界上若没有国家权力，就不能保证国家安全，维持社会秩序；可是国家的权力又会被滥用，因此会产生维护公民权利的问题。经济关系中也有核心和两难问题，那是收入分配问题，分配不公会造成贫富悬殊，而平均分配又会挫伤人的生产积极性，阻碍经济增长。在这两个方面，既要发扬仁义礼智一类善的情欲，又要适度放松并注意防范可能致恶的名利权势一类情欲。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在解决这两个问题上，还只是试试碰碰，也不免会出现顾此失彼、畸轻畸重的局面，这是接下来我们要集中精力来解决的两大问题。
记者：您觉得我们现在能做的是什么？
杨敬年：我们现在讲要以人为本，就是要在伦理道德方面，针对人性的现实，通过教育、公众舆论、个人修养和社会制度几个方面，尽可能地发扬人性的善的趋向，抑制和转移人性可能致恶的趋向，让人人都树立为他人、为社会、为人类的幸福而不断努力的理想。
记者：我发现您的《人性谈》是1998年出版的，那时候我们还很少谈人性，现在看来您当时很有预见性。
杨敬年：我现在回想起来也很得意，过去一说贪污腐败，就说是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其实这只是外因，那内因是什么？从人性上我们就找到了根源，如果个别贪官看过这本书，能认识到自己人性上有善恶，适当约束自己，也许就不会走得太远了。
记者感言
谈话依旧意犹未尽，但怕杨先生太累，我提出能不能再仔细读读《人性谈》，杨先生说，那书当年只出了1000册，你想看我可以帮你复印一下。我哪敢再劳烦先生，急忙说您借给我，我看后再还给您。说出这话后我又后悔了，先生这么大的书架、这么多的书，再加上眼睛又不好，这是不是太难为他老人家了？没想到，先生爽快地答应了，起身时对我说：茶几上有本通讯录，把你的联系方式也写在上面吧。等我写好了，向门口走去时，杨先生已经手拿着那本书站在门口等我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如果我们有幸能活到百岁，谁还能会有如先生一样的康健、哲思和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