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7日，中国美术馆50年捐赠作品大展隆重开幕，春节期间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7天。这是中国美术馆所藏捐赠作品的第一次集中亮相。不少人是为了一睹已传世900年的稀世珍品——宋代苏东坡《潇湘竹石图》而来。人们在大饱眼福、欣赏精美作品的同时，更感叹捐献者们的美好心灵，被捐献者们的无私奉献精神深深地感动着！特别是当人们了解到邓拓早在1964年就将自己珍藏的145件国宝级中国古代绘画作品无偿捐献给国家时，再联想到他在“文革”中遭受的不公正的批判，无不感慨万千！
作为邓拓的子女，我们受邀出席了捐赠作品大展的开幕式。我们凝视着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以及八大山人、石涛、仇英、沈周等名家的绘画精品，回忆起当年父亲摩挲着这些他珍爱的藏画，以及他慷慨地将其悉数捐赠给国家的情景,许多往事浮上心头。
枪林弹雨之中抢救文物
1912年正月初九,父亲出生在福州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祖父邓鸥予是清朝最后一科举人，民国时期在福州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他对子女的教育十分严格，规定了每天必须完成的晨课——练字和背诵古诗文,使父亲从小熟知并热爱中国传统文化。1929年夏,父亲考取上海光华大学社会经济系，次年冬天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此后30多年紧张忙碌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追求。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辗转到河南大学经济系读书，被学生推举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开封总队长，在组织学生抗日救亡工作之余，他撰写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论文，1937年6月，25岁的他撰著的《中国救荒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至今仍是我国唯一一部研究中国历代救济灾荒的历史专著。
作为历史学家，他深知历史文物收藏和保护的重要。战争年代，他工作过的晋察冀边区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燕赵之地，著名的燕下都遗址武阳台就在河北省易县。他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后，在战斗的间隙也十分注意对文物的收集。如今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文物(燕陶馆藏品部分)就是他收集来的，山西阳高县古城村汉墓出土文物也是他亲手保存下来的。在游击战争紧张艰苦的环境中，这批文物能够辗转保存下来，十分不易。张家口解放不久，他就把这批文物装上大车拉到张家口，捐赠给当时的华北博物馆筹备处，1949年北平解放后运交历史博物馆收藏。父亲为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而收集的大量重要实物资料，包括明清时期北京门头沟煤窑业的文书契约，明清时期的土地买卖和租赁契约、车厂揽运合同，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画像等等，他都捐献出来，充实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内容。1959年，由范文澜、翦伯赞、钱俊瑞、王冶秋等推荐，经北京市委和中宣部批准，父亲兼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领导小组组长。他以认真负责的精神鉴定了大量的历史文物。
在父亲撰写的《燕山夜话》中有一篇文章题名为《收藏家的功绩》，他在文章中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历代都有许多收藏家，他们的活动对于各国人民的文化和学术事业直接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文献的时候，对于收藏家的功绩，应该予以适当的正确估计。……一个国家，特别是具有长期革命斗争传统的国家，历史文物往往非常丰富，光靠国家博物馆收藏是不够的。如果有一批民间收藏家，随时随地注意收藏革命的历史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文物，贡献给国家，那就方便得多了。”
为我们办了一场小小的家庭展览
1959年，父亲离开了工作十年的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岗位，到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工作并任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总编。对父亲来说，时间变得相对宽裕了。他在工作之余开始潜心研究、收集中国古代绘画作品，准备撰写一部中国古代绘画史。他向朋友们说：“欣赏研究书画，既可以消除疲劳，又可以在娱乐之中获取知识。”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突然来临，使他这一愿望终究没能实现。他在生活上从无奢求，却几乎把全部积蓄都用在收集古画上了。在他的办公室里，总是悬挂着他收藏的古代字画。关于他对古字画的痴迷，母亲曾戏谑地说：“以后你索性前后披挂上古画为衣吧！”
因为父亲工作很忙，我们家的孩子基本上从小都上寄宿制学校，很少有时间和父亲一起休闲玩耍。父亲收藏的许多字画我们也没机会看过。为了提高我们对中国字画的欣赏能力，也为了让父亲和我们尽量多地相处，并能休息一下，有一次，母亲建议父亲为我们办一个小小的家庭藏画展。当时，父亲从他珍藏的字画中挑选出十几幅挂满了他的办公室，认真而通俗地向我们逐一介绍那些古画的时代背景、画家的性格特点以及各自的风格。那些字画多数都是黑乎乎的，虽然年幼的我们完全不懂它们的珍贵价值，但随着父亲的讲解，我们像在一个神秘的树林中穿行，深深感悟到祖国文化历史的悠久，了解到许多古代文人画师坎坷不幸的经历。这真是一个奇妙的世界啊！
卖掉14幅画买来了一幅《潇湘竹石图》
在父亲收藏古画的过程中，最有名的就是1961年他买到那幅苏东坡《潇湘竹石图》的故事了。那年夏天，父亲听荣宝斋的许麟庐先生说，几天前一位四川来的老先生曾拿着一幅苏东坡的手卷——《潇湘竹石图》去故宫询价，准备转让。故宫的鉴定专家说那幅画是赝品，收藏人十分生气，携画而去。有古籍记载苏轼流传在世的画迹仅《枯木怪石图》和《潇湘竹石图》两幅，在抗日战争中，《枯木怪石图》流失到了日本，使得《潇湘竹石图》更加弥足珍贵。父亲听罢急忙托付许麟庐帮助他打听收藏人的下落。不久，许麟庐带着《潇湘竹石图》的收藏者白先生来到家中。父亲接过画卷，走到案前，展开全图。画面上一片土坡，两块怪石，几丛疏竹，左右烟水云山，渺无涯际，恰似湘江与潇水相会，遥接洞庭，景色苍茫，令人心旷神怡，隽逸之气扑面而来。父亲对白先生说：“你这幅画我也不能辨别真伪，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这幅画的珍贵是毋庸置疑的，很有研究价值。”艺术上的共识使事情很顺利地谈妥了，这幅画定价5000元。由于一时手头拮据，拿不出很多钱，父亲拿出几天前从北京晚报预支的写作《燕山夜话》的2000元稿费当即付给这位老人。第二天，父亲请荣宝斋的师傅来家中从他的个人收藏中挑走14幅画，凑齐3000元后付清全部画款。
收藏了《潇湘竹石图》后，为了研究和考证，父亲从历史博物馆借来历代丝织品的样标，用放大镜细心观察、分析历代丝织经纬的特点；同时也大量查对苏东坡不同年代的书法作品，潜心琢磨苏氏的用笔特点，广读苏东坡所用的金石印鉴，对这幅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考证。半年后，终于得出结论，这幅画确是苏轼真迹。他把研究结果写成了《苏东坡潇湘竹石图题跋》一文，连同画卷以“左海”笔名发表在1962年第6期《人民画报》上。此外，他还刻了一枚“苏画庐”的闲章，以示自己收藏到这幅珍品的欣喜之情。
父亲收藏苏东坡《潇湘竹石图》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些老同志、老画家朋友都登门前来观赏。不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散布流言，写信诬告说，父亲收藏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是与国家收藏工作抢购文物，是玩物丧志，一时间闹得谣言纷纷。1964年秋，父亲请许麟庐先生同他一起花费了几天时间，把自己收藏的古代绘画全面地进行了一番鉴选，精选出145件佳品，其中包括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精心在所有作品盖上自己的收藏章。经当时中国美协秘书长华君武叔叔联系，父亲将这145幅古代字画全部无偿捐献给中国美术家协会。捐献活动既无仪式，也没有一纸报端消息，一切做得非常平静。父亲的无私正如他曾在一首诗中所写道的：“心爱斯文非爱宝，身为物主不为奴。”
1984年春，为了掌握十年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大陆文物的保存状况，国家文物局组织了鉴定文物专家组，历时五年，对全国的博物馆收藏进行鉴别、造册。当他们来到中国美术馆对保管的邓拓捐献文物进行鉴定时，中国南北方五位文物鉴定专家谢稚柳、启功、杨仁铠、刘久庵、徐邦达终于以多数认定，确定了《潇湘竹石图》为苏东坡的真迹。
145件古代书画的跌宕命运
父亲当年捐献自己的私人收藏给中国美术家协会，是希望让这些古代的艺术品能为更多的人观摩、学习，以传承我国璀璨的历史文化。在中国美术家协会给父亲的回函中，亦说明：“根据您的意见，妥为保管，并适当机会予以陈列，供美术家们观摩。”
但是很快，“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中国大地，父亲由于撰写《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被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而罹难。从1964年直至1981年，他捐献的这批古代书画作品在尘封中度过了17年。1979年，父亲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对父亲无私的收藏活动的中伤、诬陷与谩骂，在母亲丁一岚的主张下，1981年12月19日，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了“邓拓藏画、书法展”，使这些宝贵的文物第一次对世人展现。母亲在展览开幕仪式上说：“1964年，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欣赏、研究中国古代传统的艺术珍品，他把自己最喜爱的、最有研究价值的一批古代绘画作品，毫无代价地捐献给中国美术家协会。”遗憾的是，这些躲过“文革”浩劫的古代书画作品，依据保存状况，几乎近半无法打开陈列，可以展开陈列的仅72件。
借北京申办2008奥运会成功之机，我们写信给中国美术馆，希望在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时，让父亲捐献的这些古代书画作品中的精品可以提供给到北京来的国内外观众观赏。经过努力，中国美术馆向国家财政部申请到一笔专项经费用于这批字画的装裱、修复，开始启动修复工作，并回信表示：“将依法认真履行好国家赋予的保管监护责任，充分发挥这批藏品的社会作用，不辜负邓拓同志当年利国利民的宏愿。”
目前，中国美术馆正在加紧对父亲捐赠字画的保护性修复，并计划在2012年春节，也就是父亲百年诞辰时，将他捐赠的所有字画作一次专展，以示对父亲无私的爱国情操的永久纪念。我们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若父亲在天有灵，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摘自《纵横》2011年第6期 作者：邓小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