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右二）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左二）在广州。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鲍罗廷（左）同宋庆龄（中）、邓演达（右）等在苏联高加索合影
鲍罗廷 李嘉 插图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大革命中，受聘于国民党的“鲍顾问”是在华影响最大的外国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鲍罗廷是有着共同信仰的朋友，虽然他因不同国度的条件差异和历史局限犯过错误，但那种以满腔热忱援助中国革命的精神还是值得后人缅怀。
成长于拉脱维亚
长年活动在美国
米哈依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按俄国习惯是以父名、本名和姓排列），1884年出生于沙俄帝国维帖尔布斯克州一个贫苦的犹太人家庭，少年时在拉脱维亚度过。他在俄罗斯接受了教育，1903年在俄共前身即社会民主工党成立时便加入了党，并成为“多数派”（即俄语发音“布尔什维克”）成员。
鲍罗廷同列宁是同一代的革命者，一同参加了1905年革命，遭受镇压后都流亡国外。1907年他奉党组织之命赴美国组织俄侨，并参加了美国社会党，主要在犹太籍党员中活动。在那个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年代，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跨国入党。鲍罗廷身兼俄、美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籍，这也为他后来到其他国家开展工作积累了经验。
十月革命后，流亡美国十多年的鲍罗廷于1918年返回苏俄，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19年他又被列宁派往美国，成为共产国际赴美洲的首个使者。后来，他又转到西班牙、德国，还曾作为共产国际特使派驻柏林，从事鼓动革命建立共产党的工作。1922年，鲍罗廷又以化名赴英国，想在当地组织革命，结果被逮捕判了苦役，半年后才被释放。
鲍罗廷有着这样特殊活动经历的人，是特定世界环境中涌现出来的国际革命家。近代资本主义列强用炮舰把全球连成一片，也使中国革命成为当时世界性的革命高潮的一部分，鲍罗廷来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被孙中山聘为“教练员”
既帮国民党又助共产党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同苏俄外交家越飞的《联合宣言》在上海签字，标志着国民党“联俄”政策正式确定。孙中山确定“以俄为师”，并非赞成共产主义，而是要学习苏俄的组织方式并争取援助。此时苏俄负责对华工作的是外交家加拉罕（著名的苏俄对华宣言便称《加拉罕宣言》），他特别推荐老友鲍罗廷到华南方向任顾问，得到列宁病重期间主持俄共工作的斯大林、布哈林同意。鲍罗廷来华，执行了一种既公开援助国民党又帮助中共发展的政策，两项任务的相互矛盾决定其结局肯定不美妙。
1923年9月，鲍罗廷先到北京与加拉罕研究工作，并向李大钊等人了解中国情况，随后又去上海与陈独秀沟通。10月间他到广州与孙中山见面，马上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组织教练员”。“教练员”一词在现代社会是体育称呼，可是鲍罗廷奉孙中山之命，对刚刚改组的国民党在政治理论、组织方式和工作方法上都进行指导，名副其实成为政治教练员。
此后三年间，鲍罗廷主要在广州东山的一座小楼内居住，带着两个男孩的妻子法尼娅·谢苗诺夫娜成为他的秘书。由于鲍罗廷还有一个不公开的身份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经常到他那里谈工作。从后来莫斯科解密的档案可看出，鲍罗廷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最称赞的二人就是张太雷和周恩来。
补白
来华配了俩翻译
胡志明和张太雷
出身俄国犹太人家庭、长期在美国活动的鲍罗廷来华后，因不懂汉语尤其是不谙广东话，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便配给他两名有特殊身份的翻译：一个是胡志明，一个是张太雷。
胡志明在1920年留学巴黎时，参加创建了法国共产党，随后到共产国际工作。他除母语越南语外，还是一个精通法、俄、汉语并能说广东话的语言天才。他到广州后，便组织那里的越南人开办革命训练班，如后来的越南总理范文同便是班内学员，这为创建印度支那共产党奠定了基础。胡志明还经常同在法国时熟悉的周恩来相会，通过这个“兄弟”安排一些越南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其中便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惟一外籍将军洪水。
张太雷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和国际活动家，精通英语、俄语，1921年就担任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书记。他回国担任过共青团第一任中央书记，到广州后还兼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担任翻译这一公开职务时实际担任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络人。
鲍罗廷同国民党要人接触时，多数时候并不带翻译。孙中山、廖仲恺都曾长期侨居美国，其他不少要员也都通晓英语，相互交谈用不着语言中介。宋庆龄从小也受英文教育，同鲍罗廷也都是用英语谈话。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更是只懂英语不懂汉语。当时国民党高层开会经常只讲英语，反而需要配中文翻译，直至只懂日语这一门外语的蒋介石当政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把钱主要给了国民党
要共产党为之“当苦力”
在1923年之后的四年间，在国民党中央会议和广州群众大会上，经常能看到这位身材魁梧，前额宽阔，留着士兵式大胡子和马蹄铁形波浪式长发的“鲍顾问”。孙中山同他很快成为很好的私人朋友，盛赞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去世前还由鲍罗廷与宋庆龄守在床边，托付了遗嘱和致苏联的遗书。
孙中山弥留之际，曾以古代刘备托孤之语，对汪精卫、何香凝说：“要师事鲍顾问”，当时国民党内便将鲍称为“亚父”。急需苏联援助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更是肉麻地说：“总理虽然去世了，还有鲍顾问领导我们。”
鲍罗廷来华后，首先以联共（布）的经验指导国民党改组，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党纲党章，便出自于他之手。由于鲍罗廷起草的文件表述了民族、民权革命和扶助农工的革命原则，除孙中山等少数人赞成外，多数国民党元老暗中反对。孙中山去世仅半年，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便叫嚷要将鲍罗廷解聘，翌年2月左派为主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却继续聘他为高等顾问，并铸造了一座刻有“共同奋斗”的银鼎相赠。
国民党要人们恭维鲍罗廷，主要原因还是有求于这位“财神”。后来国民党大骂共产党“拿卢布”，其实它在大革命时期拿的卢布更多。鲍罗廷联系苏联开来一艘油轮，在广州卖油所获250万元，便成为蒋介石办校和建立黄埔军的最初财源。中共广东区委经费上也经常由鲍罗廷补助，不过每年只有几万元。周恩来等人领导组建“铁甲车队”和叶挺独立团，鲍罗廷都同意拨款。不过苏联方面把主要希望仍寄托于国民党左派，不主张中共大力发展军队。
对鲍罗廷偏重于援助国民党的做法，中共许多领导人当面向他提出意见。鲍罗廷却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时机还在很远的今后，在当前的国民革命中“只能当国民党的苦力”。这句话让许多中共领导人很生气，不过他代表的不是个人观点而是当时苏联的政策。
语言和种族方面的障碍，使鲍罗廷不能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1926年夏天至冬天，鲍罗廷在广州建立了两个由苏联年轻理论工作者组成的理论小组，试图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不过，饱受列强欺侮的工农群众一见到洋面孔便回避，使他们只能浮在表面以俄国革命的教条硬套于中国，这样的指导不可能不犯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