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下令通缉鲍罗廷
冯玉祥留后手放其回国
1926年初，鲍罗廷以“休假”之名离开广州返回苏联，实际是去争取中国北方的国民军领导人冯玉祥。这一年3月，冯玉祥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启程赴苏联探讨北方合作问题，鲍罗廷专程到外蒙古的库伦（今乌兰巴托）等候，并动员冯玉祥加入国民党，造成南北双方的革命势力联合一致完成统一中国。
鲍罗廷离开广州时，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了反共政变预演。鲍罗廷赶回后已预感前景不妙。面对国民政府想取消省港罢工纠察队，鲍罗廷便利用蒋介石与财政部长宋子文的矛盾，让宋同意以“缉私卫商团”名义保存下这支一千人的武装。北伐战争开始后，鲍罗廷为抗衡蒋而主要扶助湘军首领唐生智，并认为汪精卫还是“左派”。
1927年春发生“四一二”事变后，鲍罗廷又提出依靠冯玉祥的“西北学说”。5月以后，眼见武汉政治形势日益恶化，鲍罗廷仍认为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国民党左派是好的，并认为他们还不会与共产党决裂。鲍罗廷还向中共领导人解释说：“我的箱里还有草，他还要吃我的草，不至于跑掉。”
此时，这些“左派”大都感到从西方列强和蒋介石那里能获得更大利益，有限的苏援之“草”已经拴不住他们。6月末，鲍罗廷被武汉政府解除顾问职务，他随即表示要上庐山休养。此时控制长江下游和广东的蒋介石政府已经下令通缉鲍罗廷，他的夫人也被北方军阀张作霖扣押，只能通过北方冯玉祥控制的地盘回苏联。冯玉祥虽然接受了蒋介石的大笔军费而宣布“分共”，却还要留下日后联苏联共的后手，表示可提供通道让鲍罗廷回国。
补白
离华前安排中共人事
会上议定在南昌起义
1927年7月12日，陈独秀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而隐居起来。当天，在汉口，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由鲍罗廷主持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张国焘、张太雷、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五人组成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形成了一个领导核心，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为保持组织不涣散发挥了重大作用。
7月13日，鲍罗廷同瞿秋白一同上庐山，商定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安排。7月24日他回武汉当晚，又同加伦将军一起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定集中共产党能指挥的叶挺、贺龙部队在南昌暴动，并派周恩来作为前委书记前往指挥。7月26日，鲍罗廷离开武汉，汪精卫等人还假惺惺地到车站送行，并催促苏联快把许诺过却没兑付的余款寄来。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时，鲍罗廷正在冯玉祥辖下的郑州参加送别宴。次日汪精卫便大喊：“得砍掉两三个俄国人的头，他们就知道如何组织暴动了！”武汉政府通知冯玉祥要他将鲍罗廷等枪毙，不肯做恶人的那位西北军首领一面通知鲍罗廷尽快离开，一面复电武汉称：很遗憾，鲍罗廷已走。
回苏联受冷落难施抱负
受株连被流放蒙冤去世
1927年秋，鲍罗廷一行所乘汽车装满油桶，在苏联“格别乌”特工护卫下穿越无公路的草原、荒漠，经甘肃、宁夏、蒙古，艰难跋涉两个月才回到苏联。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指导错误责任都推给鲍罗廷，他回国后只短期担任过劳动人民委员会委员，便被安排到塔斯社代理负责人，长年只担任《莫斯科新闻》英文版编辑主任。
1931年，鲍罗廷得知江西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是又向共产国际提出想化装成外国神父，通过封锁进入那里再当顾问。不过，他得到的回答却是——“少过问中国的事”。
离开中国后，鲍罗廷仍然牵挂着那里，得知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消息，他潸然泪下。鲍罗廷在莫斯科的家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在地“柳克斯”旅馆很近，他便经常到那里看望中国同志和他们的子女。1939年，蔡畅把新来的张芝明领到他家，介绍说这是张太雷的儿子，鲍罗廷上前紧紧拥抱并热泪纵横，此后多年如同对待自己子女一般照顾。
据上世纪40年代在苏联工作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取得决定胜利时，鲍罗廷不仅同她一样欢欣鼓舞，还同怀疑中国革命的理论家激烈辩论说：“他们正在打胜仗，不是吗？这不证明他们的理论是对的吗？”当时莫斯科有人怀疑中国共产党胜利后会走南斯拉夫铁托的道路，斯特朗就此向记者讲：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发生争论时，“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我紧靠俄国人”；假如要在中苏之间选择，“答案可能就不同了”。
对斯特朗的这番话，斯大林得知后大为恼火，将她扣上“美国间谍”的罪名逮捕。鲍罗廷也受株连，被逮捕并流放到伊尔库茨克附近。他在条件恶劣的西伯利亚劳改，身体每况愈下，但听广播时最关心的仍是新中国的成就。1951年5月，鲍罗廷带着遗憾在劳动营因病去世。
1955年，苏联政府宣布斯特朗一案纯属冤案，翌年鲍罗廷也被平反昭雪并恢复名誉。1957年周恩来访苏时，专门会见了阔别多年的鲍罗廷夫人，对他们夫妇当年的工作表示了感谢。
历史证明，虽然当年国共两党都尊崇鲍罗廷，但最终要掌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特殊规律还是靠中国人自己，鲍罗廷来华的正误得失也说明了这一点。
（作者为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国防大学军事历史学科带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