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武昌城》出版 接受本报专访———
一座古城，一场战争。有人攻城，有人守城。各有立场，各怀悲伤。置身战火，有人为稻粱谋，有人为理想谋；有人天性尚武，有人无奈为之。对生命个体，不做正义与非正义的道德评判，只言昔日世道中，“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这，是湖北作家方方笔下的新长篇《武昌城》。
小说分《攻城》、《守城》两个篇章，无论是“攻城篇”中追随革命理想的学生梁克思，还是“守城篇”中不忍看城中百姓再遭罪劝司令弃守的北洋军参谋马维甫、抑或是出城路上因拥堵互相践踏的逃生者……他们的激情与挣扎、生存与毁灭，对应的，全是活生生的历史。
自三国时代，武昌就有城墙。多代改扩，至上世纪初，武昌城已有十门。1926年，北伐军与战败退逃的北洋军，在武昌城对峙。9月1 日，武昌封城，10月10日城破——四十天内，武昌人饱受屠戮与饥饿，死亡无数。1927年，武昌开始拆城。千年武昌，从此无城。
■没有名字的逝者让人感慨不已
记者：在一位前辈家的后院，偶然看到武昌城残留的城墙角，“原来武昌有城”的感慨，成了您写《武昌城》的出发点。写作过程中，您查阅了不少关于武昌战役的资料。请问这些资料中，有没有哪个人的现实命运，让人尤为难忘？
方方：郭沫若曾任北伐军政治处副主任，我读他所著的《革命春秋》，写武昌破城后，城门洞内的一个场景：“我冒着浓烈的尸臭，在一些死尸间向那城门走去。在那城门洞下也横陈着好几个尸首，都是穿着革命军的军服的。尸首大都偃伏着，其中最把我打动了的，是靠着城门洞左壁坐在地上的一个，两手交叉着，头部是折叠在胸上的。这些阵亡的勇士不用说都是受了重伤，爬到了这城门洞来暂时躲避敌人的弹雨的；但他们的伤害很重，就要乘着夜阴爬回自己的本营都不能办到，便睡的睡着，坐的坐着，整整地在那儿饿死了。想到他们的彻骨疼痛，想到他们的焦灼的饥渴，想到他们的绞心的忧虑，忧虑到自己的生死和留在故乡的家族，禁不住有灼热的眼泪在眼睛里汹涌。”那个两手交叉着的人，没有名字。没人知道他是谁。可是他却让我们感慨不已。
记者：众多人物中，最让我感慨的，是不忍心看围城中百姓再遭罪劝守城司令刘玉春弃守的马维甫。司令说最复杂的是自己的心，不一定能承受得了这个自知，马维甫回应：把自己的心变得简单，就能承受。最后，刘死守被捕，马弃守自杀。
方方：在那样的时代，处于那样的极端事件中，马维甫注定是个悲剧人物。我推测他当兵入伍的初衷，也是为了有一个安宁的中国。但连连的战争和中国的现状，令他彷徨。武昌城封门后，他看到武昌百姓陷于痛苦之中时，他想营救他们，而他所受的教育又使他不能随意叛变。他必须忠诚，必须恪守职责。他的内心一直在挣扎。良心和人格在打架。这两样都是他想要的，但他要一样就得放弃另一样。他不知如何选择。他想救百姓，但又不想毁掉人格，他想保全人格，却又不忍让百姓受如此之苦。最后他选择了良心，但是他自己却遭受灭顶之灾。
记者：请问马维甫这个人物，在历史中有无原型？
方方：马维甫这个人物是我的虚构。但我看了当年一个类似于马维甫这样身份的守城军官的回忆录，所以我知道守城时的大致情况，以及他们守城的一些细节。我相信北洋军中一定也有这样的人物。
■不太敢写历史小说
记者：作家写“史”，难吗？
方方：我觉得历史小说相当难写。一则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熟知历史，并且不止是他要写的那一段历史。二则要了解当年的生活细节。还原一段历史并且让读者读后有当年的场景感觉，相当有难度。很多事情，我们无法判断的，也没权利去判断，不可能轻率随意地说对和错，尤其历史，再多的阅读，都无法真正了解真相。所以我是不太敢写的。《武昌城》这部不能算，因为距离当代还不算太远，越远越难。
记者： 您说不太敢写，但最近又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中篇《民的1911》，事出偶然？
方方：的确偶然。有动漫公司想做关于辛亥革命的史料片，请我帮忙。我架不住情意，答应了。可剧本《民的1911》完成后，许久没音讯。我以为他们放弃了，觉得辛亥革命的全过程是那样曲折惊心，不让更多人知道不甘心，就索性把它改成了小说。后来，我才知道，动画片仍在进行，现已到了收尾阶段。
记者：您欣赏什么样的历史小说？
方方：历史小说，我读的并不多，以看过的论，觉得有些历史小说重点放在了历史上，而不是放在小说上，史或传的成分多。相较起来，我觉得写得最好的是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和《雍正王朝》，它们更像小说，文学味浓。
■坦承“刀笔吏”生涯解决经济问题
记者：您的作品《埋伏》、《行为艺术》、《桃花灿烂》等都被拍成了影视剧。坊间还传说您匿名写剧本挣钱？
方方：不是传说，是我自己说的。
记者：为何要匿名呢？
方方：那是老早的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吧。以前我在电视台工作，当过编剧。所以湖北的一些电视台遇上电视剧本不过关，便来找我改编，后来央视也来找。不署名是条件。一则许多剧本的编剧是关键人物，不愿放弃自己的署名，二则我是替人捉刀，相当于帮人加工产品，并非是我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也不愿意署上自己的名字。两厢情愿而已。所有的剧本都不是我主动要去写的，而是他们找上门来。都是熟人或同事，也不好推却。事行明说给你高一点稿酬，但不署名。我也乐得其所。
记者：其乐何在？
方方：那一段“刀笔吏”生涯解决了我不少经济问题。
“不管怎么改，骂作家还会是大家的一个乐子。”
记者： 今年在湖北省作协第五次全委会上致词，您说“三十年的改革，国家全力以赴抓经济抓生产，使中国有了今天的富强。但是，文化建设却一直被忽略，对文化的发展也没有战略思想。”
方方：每次开会都要讲话，像是完成老师的作业，不交不行。我不喜欢讲空话，所以就谈一点自己的感受。我说的只是一个事实。三十年改革，我们取得巨大成功，但也付出巨大的代价。除了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浪费，再就是对文化的伤害。
记者：您认为这种伤害，好修复吗？
方方：现在要修复其实很难，工程量巨大，但无论如何，也得开始修复。这种修复工作，须从基层做起，我是希望我们的作家和作协干部们能弯下腰来，为基层服务。
记者： 您如何看待专业作家体制？
方方：这自然是需要改革的。但需要改革的何止是专业作家体制？并且对于作协，真正要改的哪里只是专业作家部分？像我们作协，几十号人，专业作家才五个。我和陈应松以及诗人田禾还兼着作协主席和文学院长、副院长的职务。这也都是要干不少具体事的职务。说起来，真正纯粹的专业作家只有两个。真是一碟小菜。而在中国，有那么多的人拿钱不干活或拿钱瞎干事，要改的真是太多了。所以，我觉得改革是个系统工程，相对全国的改革，专业作家是最皮毛也是最容易改的，对它的改革惊呼大叫多少有点夸张。
记者：但有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公众对专业作家体制改革，乃至所有作协的作为，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
方方：骂作家是件比较热闹的事，有看点，作家们基本是骂不还嘴。所以看到大家骂作家，有时候，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骂。呵呵。的确有些该骂的。不过，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入，作家协会以及其他机构也都会有改革动作。我想，不管怎么改，骂作家还会是大家的一个乐子。
■文/本报记者 朱玲
■图片提供/方方
方方其人
方方，1955生，原名汪芳。2007年当选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1975年开始写诗。1982年发表小说处女作《大篷车上》。出版作品集有《大篷车上》、《十八岁进行曲》、《江那一岸》、《一唱三叹》、《行云流水》等。1987年发表《风景》（《当代作家》1989年3期），获1987—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被批评界认为“拉开‘新写实主义’序幕”。自此发表的《祖父在父亲心中》、《行云流水》、《桃花灿烂》、《乌泥湖年谱》等一系列作品，均受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