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翻译事业的式微之境和振兴之路
作者：许其勇
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特性构成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文化的共生共融又不断催生着新的文化形态，从而推动着人类文化的总体进步。而对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文化的交流亦是其不断完善自身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正如郭廷以先生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所称：“任何民族的命运，胥决之于其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力，亦即决之于文化。文化的形成有发之于一己者，有得之于人者，后者的重要性尤大于前者。集思方可广益，有容乃能致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跨文化交流为特质的翻译活动，人类就无从走到今天这样一种各种文明蓬勃发展和多元文化共生共融的局面。季羡林先生曾形象地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
历史如此，近代的西学翻译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所起的推动作用更是清晰可辨，无论请来的是“德先生”还是“赛先生”，都对中国走出封闭、落后，走向开放、富强的复兴之路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引领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国富论》《法意》，蔡元培、李大钊、张东荪、贺麟等翻译的杜威、罗素、柏拉图、弗洛伊德、亚里斯多德、马克思西方哲学，朱光潜、潘光旦、冯承钧等译介的西方美学、心理学和欧美汉学等领域的众多经典作品惠泽中国学术，于中国学术之进步，民智之开启厥功甚伟。人文翻译吸收异域的文化精华，丰富我们的民族文化，对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与世界的沟通起了巨大作用。
一、人文翻译事业的生态环境与发展危机
从中国翻译协会提供的数据来看，目前全国从事翻译的总数达到五六十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翻译、拥有翻译职称的专职人员亦有约6万(高校教师尚不在此列)之多。就翻译图书出版来说，也是盛况空前。据中国版本图书馆资料室统计，1978年至1990年，全国出版翻译作品2.85万种；1996年至2006年，翻译类新书(不包括重译和多版本译著)的数量达到了12.75万种。
从上述数字看，我们翻译文化产业一派繁荣，然而与之相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当前的人文翻译事业却面临极大困局，已经有学者将我国人文翻译领域的惨淡景象称为“即将坍塌的翻译界”。
一是人文翻译人才匮乏
虽然当前我国整个翻译行业从业人数在逐年上升，但在庞大的翻译从业者中，真正有水平、受过专业训练的翻译人才很少，人文翻译高端人才稀缺，人才断代的情况更是严重。上海文学翻译界的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缩影。上海曾是文学翻译的重要阵地，云集了既是杰出的作家又是卓越翻译家的鲁讯、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坛巨匠。建国后，上海译坛亦拥有像傅雷、草婴、满涛、叶水夫、方平、包文棣、孙大雨、朱雯、孙家晋等一批名家。但在这些人身后又有谁呢？目前，上海翻译家协会500多名会员平均年龄在60岁左右，60岁以上的老龄会员已占会员总数的70%，50岁左右的占20%，30岁以下的占2%都不到。而且那些文艺翻译硕果累累的翻译家都在这60岁以上的70%里。从全国范围来看，情况亦不容乐观。个别领域后继乏人的现象已非常突出，如民间歌曲的翻译，20年来只有上海现年75岁的薛范先生一人还在从事。“黄昏之笔”谁来接，成为业内人士的普遍担忧。
二是人文翻译精品力作减少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信息网CIP数据中心的数据统计，近年来全国人文类翻译图书(包括文学类、艺术类和社科类)总数都可达数千种。然而，与人文翻译出版数量剧增不相匹配的是优秀翻译作品没有同步增长。新译作品大多是出自学徒辈年轻人之手的“快餐性”作品，已很难出现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杨绛译的《唐吉诃德》、朱生豪译莎士比亚等既能再现原文精神，又能整合中文特色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品力作。人文译作的这种窘困从近年来翻译作品的评奖情况也可见一斑。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空缺已经引发社会热议，有奖无人领，成了人文翻译说不出的痛。
三是缺少规划性和系统性，重复出版和“偏食症”并发
我国翻译出版人文学科的出版社很多，既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大百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等这样的传统老社，也有如北京大学出版社、人民大学出版社等大量高校出版社，而新近涌现的其他中小型出版社更是数不胜数。多家出版社竞争出版，有利于繁荣市场，但是也带来了不良后果，主要表现在选题重复比较严重。比如司汤达的名著《红与黑》在市面上有26个不同版本。如果说后出版的是在对先前版本出版的深入阅读和研究后，在认识上有所提高或变化，需要对先前版本加以修正，以弥补先前版本的不足或者从不同的理解视角加以诠释而推出的，自然是值得倡导的。但如今许多重复翻译不仅没有提高先前版本的质量，修正先前版本的问题，反而在质量上有所下降。如此之多的重复翻译不但造成翻译资源的浪费，其中有些劣质的译本甚至是抄袭、剽窃他人作品拼凑而成，但却因低价对优秀的译本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
此外，缺少统一规划还引起人文翻译的“偏食症”。众多出版社热衷于追逐有经济效益的作品，诸多具有社会效益但缺少市场效益而“曲高和寡”的学术作品被搁置了。在文学领域，欧美文学受到追捧，而亚非拉的文学译介却很少。这种“偏食”不利于我们全面接触世界各种特质的文明形态。
二、人文翻译事业窘困的肇因
人文翻译事业所出现的种种乱象将导致整个人文翻译事业的溃退，对大部分国民来说将失去和世界一流作家、思想家交流的机会，人文学科亦将日益陷入新式的、自觉自愿的闭目塞听与固步自封中。细究人文翻译事业出现整体质量下降、人才资源贫乏的肇因，这其中人文翻译文化政策上偏颇、翻译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人文翻译出版的急功近利等因素不容忽视。
一是翻译工作相关的偏颇
1、翻译作品不作为学术成果。在中国的学术评价机制中，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那就是在考量学术成果时，重原创、轻翻译，“翻译不算成果”成了学术评价惯例。其实很多翻译工作也是一项原创性很强的活动，好的译作融入了译者在该领域内的研究成果，体现了其专业素养。因此，重要名著及学术理论著作的翻译，应当作为学术成果，尤其在人文领域这种必要性更加凸显。国外尤其是欧美人文领域的思想成果的译介是近百年的事，我们接受“西学”受到语言和文化方面的限制，不借助翻译之力很难完成。因此，一概抹杀译者的译介成果，重“原创”轻翻译，对人文翻译者是非常不公允的，会极大挫伤学者们翻译和介绍“西学”的热情，影响人文翻译事业的发展。
2、翻译奖项的缺失。目前我国在文学翻译方面，鲁迅文学奖中设有5个“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奖”名额，但其他学术领域如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美学等领域，迄今尚未有单独的翻译奖项。鉴于翻译的特殊性及翻译产业的迅猛发展，季羡林等专家一直呼吁设立“国家翻译奖”，以鼓励优秀作品的译介，但至今未得到有关部门的积极响应。翻译奖项的缺位，就无法发挥翻译界的标杆作用，而且也使译者不仅经济上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社会价值也得不到充分的认可，进一步丧失了提高翻译质量的动力，无益于翻译事业的发展。
二是翻译人才培养机制尚未形成
人才匮乏是我国人文翻译事业发展的一个制肘，而造成人才匮乏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在于对人才培养不够重视，导致涌现翻译人才的源泉尚未开掘，无论高等教育还是职业培训培养机制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长期以来，我国的大学教育中没有把翻译作为一个专业课程来看，将培养外语人才混同于培养翻译，将翻译教育作为外语教学的辅助手段，翻译人员的专业培养上却一直是个空缺。而国外早已把翻译作为一个专业开设课程，如瑞典、澳大利亚早已在大学开设翻译课程，这些国家甚至也有相应的硕士、博士课程。2006年，在专家的呼吁下，教育部才开始在15所大学本科尝试开设翻译课程。但刚刚起步的高等教育不仅在教学方法、学生素质上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且人员规模也是杯水车薪，语种上亟待拓展到英语以外的“小语种”，还远未能适应强大的翻译人才的需求。
三是市场经济的冲击
市场讲求效益最大化，多数情况下出版人文方面的译著不符合市场“理性”的选择。根据市场运行规律，出版人文翻译作品有三个障碍：一是成本高。翻译作品除了支付普通出版物应支付的费用外，还要支付原作者版税。据业内统计翻译费大概会占成本的7%左右，再买一个版权，7%到8%，这就15%了；二是收益少。一本译著只有在销量七八千册以上才有可能赢利，而事实上除了少量的畅销书外，很少有人文译著能卖到万册以上。严肃的思想学术著作、文学精品、诗歌翻译的经济效益哪能及哈利·波特系列、明星传记的万一？因此，在支付原著的版权费、翻译费、书的设计装帧印刷以及出版方日常运营开支之外，很多译著已是微利甚至亏本；三是出版的周期长。要出版一部翻译作品其周期一般要比非翻译作品长，主要是版权洽谈和翻译需要花费较多时间。因此，在投入多，收益少，周期长的多重夹击下，很多出版社不愿意出人文翻译作品。要么，为了经济利益，出版社通过诺贝尔奖、畅销影视作品、大文豪诞生逝世周年等概念炒作，并在没有保障质量的情况下加快翻译进程。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损伤了译者积极性，也损坏了读者的利益，助长了人文翻译事业的颓势。
三、促进人文翻译事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要根治人文翻译事业所面临的诸多病灶，就需要相关部门规范整个翻译市场，造就翻译行业有序发展的良好基础，建立翻译人才培养、职业培训机制，做好翻译人才(包括人文翻译人才)的“开源”工作，为人文翻译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大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要针对人文翻译的特殊性，营造好的人文翻译的政策环境，调动译者从事人文翻译的积极性，解决人文翻译人才的“引流”问题，并加强统一规划、政策扶持，从而促进人文翻译的发展。在文化政策上要重视人文翻译事业，加强统一规划和政策扶持。
1、通过统一规划，有计划、有规模地译介外国人文学术著作。
在计划经济时代，对人文书籍有统一的出版计划，几个出版社共同承担国家的一个出版任务，一起讨论选题，请专家提意见，比较好地解决了人文翻译的系统性问题。加强统一规划也是业内有识之士的强烈愿望，曾任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的季羡林先生生前就曾以文学翻译为例，呼吁加强翻译的统一规划，他认为“精神产品不能全部交由市场去调节，像某些有很高学术或艺术价值的，或者是填补空白的，就需要通过规划给予必要的扶持；对于那些低水平重复出版的译作，也要通过规划加以限制，力求实现质量优良、结构合理的真实繁荣。”
2、通过对设立翻译奖项、重点项目财政支持等办法，弥补市场失灵，吸引优秀人才从事人文翻译事业。人文翻译事业不能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行，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财政资助。这种做法在世界各国相当普遍，如法国就在世界上超过70多个国家设有出版资助计划(在中国设有“傅雷计划”)，而且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有这种对外翻译的资助项目。我国许多知名翻译家都得到过国外相关奖项的奖励，如1987年草婴获得前苏联高尔基文学奖，1995年林秀清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外国文学翻译奖，1996年黄源深获澳大利亚政府授予的文学翻译奖等等。这些人名字后面还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但这些卓有成效的翻译家却因国内无相关奖项而鲜有在国内获奖。
3、完善现有的学术考核及职称评定体制。凡是对翻译工作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翻译(尤其是翻译学术著作)不仅需要的是语言能力，而且还需要丰富的知识和专业的训练，这几方面缺一不可。著名文学翻译家萧乾在翻译完《尤利西斯》后说，翻译这本书要比写几部长篇小说难。这绝非虚妄之言，好的译作无论其学术价值，还是译者为此付出的劳动乃至作品的“原创性”都不亚于毫无创见的所谓学术“专著”。因此，要通过有关部门的努力，改变过去将翻译作品一律不视为学术成果的做法，将翻译作品纳入职称评定等参考体系。当然，对于这些翻译作品也要避免简单的量化考核，“滥竽”不得“充数”，以免抹杀提高译作质量的积极性。
随着我国当前对外交流的不断拓展，人文翻译事业发展的空间应进一步扩大，以更好地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不仅是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坚强自信和宽广胸怀的展现，而且为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繁荣发展我国学术文化，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