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平
2009年9月，朋友A.W.从纽约来信，邀我参加基辛格博士的一个活动。后来阴差阳错，我错过了那次机会，但意外有幸得知，他最新的中国研究写作计划。今年月间，他的新书正式由企鹅公司美国分部出版，刚好我也正在曼哈顿公干，于是顺道去同中央公园南门只隔着两条街的朋友办公室，第一时间看到了近六百页的《中国论》。
诚如中国问题专家史景迁和黎安友所说，基辛格旁征博引的鸿篇巨著，其实很难归类。他的写作尝试，无论就写作框架来说，还是从行文风格而言，都不曾见于其以前著述，——同《白宫岁月》比，不像回忆录，也不是自传；而且不能和他的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相提并论，因为说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学院派论著，或者纯粹的编年体外交史。这部以往事回想、历史追溯、沉思与反省为主，兼及因直觉而来的探索的著作，内容的核心部分，是194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
史景迁教授表示，如果书名可以变更，他愿称之为“中国主题变奏曲”，——包括六个组成部分：(一)中国的早期历史；(二)中国晚期帝制不彻底的失败改造；(三)毛泽东思想统一开始的年代；(四)基辛格协调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前后的个人经历；(五)中国“开放”的全过程；(六)出乎意外的最后一章，把美中两国当今面对的现时问题，同英国与扩张中的德国在一战前的紧张对立，巧妙联系在一起。
在开篇的短序言里，基辛格阐明写作动因时，谈到四十年来五十多次的访华经历，还有他和中国四代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对话，让他逐渐“折服于中国人民，喜欢上他们的坚韧、他们的细密、他们对家人的眷顾，还有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他说，“在一定程度上，这本书以我同中国领导人的交谈记录为基础，尽力阐释中国人对战争、和平与国际秩序等问题的思考，兼论中国思维方式同更务实和较真的美国办事态度的关系。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有时会导致截然歧异的结论。我不完全赞同中国人的想法，如同每个读者也不会。但理解是必要的，既然中国在21世纪的世界，已经发挥重大作用。”
尽管希望自己的研究和历史见证，能使他的观察和判断可信性更多；但他的多重身份，特别是身为白宫卸任高官，又同中国来往密切，加上其顾问公司的特殊经济利益，也使他的著作无法回避质疑和非难。在7月号的《外交》杂志上，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在评析《中国论》时，主要参照了另外一本类似著作《霸权竞争：亚洲控制权的争夺》。后者是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前任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外交政策顾问阿隆·弗里德伯格的新著。黎安友认为基辛格的基调，是美国应该体面屈服于正在崛起的中国；而弗里德伯格则正好相反，主张美国在国家利益同中国相左的众多领域，面对国力日增、雄心渐盛的中国，立场必须强硬。
然而，基辛格最为担忧的，就是中美互不相让，引起新的对抗。那样历史就会自我重复，悲剧再度上演。他引用康德《永久和平论》的话，认为世界获得永久和平，只能依靠两样东西，一是人类的洞察力，一是冲突或灭绝性的灾难；后者的结果是人类除了灭亡，别无选择。他显然又在扮演高喊“狼来了”的牧羊童角色：“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
借鉴二战后欧洲国际问题的解决方案，基辛格新书提出了“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试图为中美关系寻找未来出路。他期待现在的领导人，为自己也为后人，建设一个所有相关国家愿望都能在其中表达和实现的世界秩序；继续完善三十多年来的成功磋商机制，倡导建立在互尊、互信基础之上的地区政治概念，才能打消除中国担心美国会遏制其发展的疑虑，避免苏美冷战转为中美对决，杜绝再现英德两国为争霸而爆发世界大战那样的惨剧。
孙子兵法、孔子思想和围棋弈术，是基辛格写作中论述最多的中华文化现象。他觉得某些传统战争理念，比如“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中国两千五百多年的对外关系中发挥着特别的作用；而美国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的挫败，原因的一部分就是对中国古代兵法认识不够，不懂中国文明在其亚洲邻国中的历史影响，更对中国人的敏锐缺乏领悟。这些文化隔阂，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恢复时期，造成了不少障碍。
他提到毛泽东外交韬略，由于经典的引用和暗示，过于出神入化，常令局外人不得要领，莫名其妙；“毛往往过于高估西方人对其含蓄暗示的辨别能力”，——尼克松访华前，毛泽东对斯诺的接见，就引起多方猜测和误解。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邀请斯诺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大典；12月18日，又约见斯诺谈话，表达了欢迎尼克松访华的愿望。在中苏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下，这些举动意义非同一般。在基辛格看来，用斯诺来传话，却非最佳人选。白宫和美国外交部门当时认定，斯诺同情赤色中国，是北京的宣传家。毛泽东借他释放信号，也因此得不到尼克松重视；他们谈话间接传递出来的微妙含义，也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但基辛格也承认，“让一个美国人站在主席旁边作象征，借以公布信息：同美国的接触不仅是容许的，而且已排在首要位置。——或者，也是有意要把信息传给中国自己人”。
以前误传一个说法，称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纪要，没几天就到了尼克松手上。基辛格核查档案记录后，说他和尼克松只是到了来年4月，《生活》杂志刊出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才首次看到谈话内容；但他们并不理解，在文章末尾，毛泽东为何会说自己“不过是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直到前几年，基辛格参考傅正元等人的著述，才认识到毛泽东完整的原话，应该是“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
基辛格断言，毛泽东发表谈话，期待的听众不应全是西方人，而更有可能是国内人。会见斯诺之前，林彪事件刚发生，毛泽东对高层领导思想分歧非常敏感，因此借以委婉发出告诫：“警告怀疑者不要挡道”，无论“俗界还是神的法律”，乃至意识形态的戒律，都不可能约束他。毛泽东用歇后语的双关含义，含混传达了特殊的意思，——“毛有时确实会高估西方的敏锐反应，正如西方有时也会过于放大其言谈中的微妙含义”。这种独特的表达，往往是不懂汉语的外国人无法理解的；基辛格也是依靠助手舒勒·朔乌滕的汉语词语分析，才得以对“无法无天”有了新的认识。他谈到中国同苏联、印度和越南等周边国家关系演变时，经常会采用类似的文化解读方式。
这本书的出版，也是基辛格对多年前一个提问的回应。2005年5月，应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邀请，他到北京同四十名将军座谈，其间有人发问：“都说你是中国的伟大朋友。你也写了很多关于实力均衡的文章。如今，我们正在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你们将会如何抗衡我们？”他事后说，“这不是威胁，也不是批评，是一个科学家提给另一个科学家的问题。”
也许，《中国论》所提供的，只是相对理想的解答。基辛格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特别是对当今中国的认识，也很难超出个人局限。天安门广场近旁出现孔子塑像时，让他在书中两处指出，儒家思想重新回归中国政治；他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口号上，看到了孔子的“大同”和“小康”社会理想。然而，孔子像在他出书前的消失，或者还会让他又有新的联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