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窃听门”事件敲响警钟，我们不仅是看客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新闻系主任 杨秀国

　　《世界新闻报》由于曝出非法截取、窃听私人电话信息的丑闻而被迫停刊。一时间，集团高管辞职、默多克道歉，“窃听”风波此起彼伏。舆论甚至预测：此举，“恐摧毁默多克媒体王朝”。

　　从来都是媒体揭别人特别是政客和各类“星”们的“丑”，媒体自身的“丑”被揭并且被揭得沸沸扬扬、山雨满楼，虽然不是第一次，但也比较罕见。这件事，再次向媒体的公信力发出挑战，也再次呼吁媒体的社会责任和新闻专业精神。

　　《世界新闻报》停刊了，有人说这是默多克“断腕求生”的权宜之计，也有人说，随着事态的发展，此事将产生连锁反应，最终会动摇新闻集团的根基。世事难料，结局究竟如何，只能拭目以待。我们要做的，是不能仅仅把自己当成看客，而是要从这件事中，汲取足够的教训。一方面，加强媒体自律；另一方面，强化社会他律，从而保证媒体在转企改制的过程中，正确把握满足受众需求与坚持主流价值取向的关系，讲求经济效益和坚持社会责任的关系，自觉做到不媚俗、不低俗、不庸俗。如此，我们或许会远离“窃听”之类的丑闻，在遵守法律、坚守道德底线中，谋求媒体的发展与繁荣。

　　西方的媒体大多是商业媒体，受资本的控制，自然要最大限度地谋求利润，而“曝光”、“窃听”之类的新闻报道，能在极大程度上赚取受众眼球，带来报纸的高阅读率和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高收听收视率和高点击率。这些“高”的背后，是广告的高回报率。这一点，是媒体追求刺激性新闻的经济动因。从新闻理念上来说，西方媒体奉行“人咬狗”式的反常趋向观，认为一切非正常的事物例如灾难、恐怖、血腥等才具有较大的新闻价值。为了获得这些“非正常”的内容，记者们有时便要采取“非正常”手段例如窃听、收买线人等，这是媒体追求刺激性新闻的观念动因。尽管西方新闻理论也特别强调客观、公正，但由于两大动因的驱使，例如“窃听门”之类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

　　我国的媒体，有许多正处在事业向企业改革的转型期，生存压力骤然加大。虽然还不像西方商业媒体那样，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但通过提高阅读率或收听收视率来提高广告的高回报率，也是无可置疑的。正因为此，一些媒体千方百计打“擦边球”，或以“娱乐新闻”的名义，挖名人隐私，曝“花边新闻”；或无原则地偷拍偷摄，一而再、再而三地触碰道德底线。更有甚者，把“狗仔”当成记者的最高境界，认为“狗仔”有着堪比战地记者的“吃苦耐劳”和“牺牲”、“奉献”精神，令人匪夷所思。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娱乐产业发展中“负效应”的呈现。从上世纪开始，名人偶像化的趋势愈演愈烈，演艺明星、政商名流成为大众公开崇拜的对象，人们开始好奇聚光灯下找不到的内容，来自四面八方的窥探欲望激增。但也不可否认，媒体在“满足受众需求”的借口下，不加辨别、不加引导甚至推波助澜，也是负有很大责任的。受众需求应当也必须得到满足，这无需多说。但受众是包括读者、观众、听众、网民等诸多人群的集合体，受众的需求也是五花八门、多种多样的。满足受众需求，并不等于满足所有受众的所有需求。媒体作为“把关人”的责任，就是去浊扬清，摒弃庸俗、低俗等一切不健康甚至有害的内容，而满足涉及受众自身利益、真正为受众所需的健康、正当的信息要求。再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来看，编辑、记者也要吃饭，没有钱自然不行。但追求经济效益，要通过正当渠道、正当手段进行。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要牺牲经济效益而服从社会效益。《世界新闻报》因不择手段追求经济效益而被迫停刊，造成数百人失业，其教训是沉痛和深刻的。

　　“窃听门”事件，真的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当我们不仅仅以看客的身份和心理对待此事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反思和回味，比如媒体自律问题，比如社会监管问题以及职业道德、专业精神、社会责任、侵权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