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珩，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现代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江苏省吴县人，1915年生于日本东京。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主要创始人和首任所长，领导该所早期研制了我国第一埚光学玻璃、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激光器。863计划和中国工程院的首倡者之一。曾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7月21日13时2分，王大珩先生，在京逝世，享年96岁。
在他名字前面，有一长串头衔：“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而在很多人眼里，王大珩先生是“中国光学之父”，但王先生却说：“所有经历的事件和变迁，都是在国际形势的大环境中，在经济建设需求的促进和推动下形成的，并不是我个人的功劳。”
从1948年回国算起，王大珩为中国的科技事业整整奉献了63年。“殚精竭虑、无悔付出”，是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所长、和王大珩长期共事的研究员宣明对他的评价。
“科技工作者要做建设大军里真正的排头兵”
1915年2月26日，王大珩出生于江苏吴县。1936年，他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并在两年后考取留英公费生，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
1948年，王大珩满怀强烈的报国之志回到祖国，担任大连大学教授、应用物理系主任。而在当时，偌大的中国，仅有一些制造简单望远镜和低倍显微镜的破旧工厂，远远不能适应需求。
1951年，王大珩受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次年，仪器馆在长春建成，后改名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王大珩被任命为代理馆长、所长。此时国家急需大量科学仪器，但当时国内想制造光学精密科学仪器，却拿不出制造它的材料———光学玻璃。
王大珩带领大家从零做起。1953年12月，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熔制成功，结束了中国没有光学玻璃制造能力的历史，也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揭开了序幕。
之后，在王大珩先生的带领下，长春光机所在建所不到6年的时间里，相继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高温金相显微镜等一大批高水平的光学成果，史称“八大件一个汤”（“八大件”指8种光学仪器，“一个汤”指融化态光学玻璃），一举改变了新中国在光学领域一片空白的局面，奠定了我国国产精密光学仪器的基础，也轰动了全国科技界。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正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但是为了巩固国防，党中央决定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原子弹、导弹技术。其中，在靶场上建立大型光学弹道测量系统就是重要课题之一。对长春光机所来说，要接受代号为“150工程”这样重大的项目，困难很多。
王大珩以极大的勇气接受了任务，并亲自担任总工程师，从设计、加工工艺到装配调试都亲自过问，使整个工程从模型试验到技术设计再到加工安装调试顺利完成。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王大珩和同事们研制的大型光学测试仪器在试验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迈开了发展宇宙空间技术的步伐。王大珩参与卫星大总体工作，任设计组副组长。随着我国空间事业的发展，对光学设备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如返回式卫星装备的对地观测相机，要求高分辨率光学系统，既要能经得住自动拍摄震颤，又要长期保持正常工作，这个重担又落在了王大珩和同事们肩上。经过努力，他们终于攻克了难关。当卫星返回时，相机带回了拍摄的资料，成功看到了清晰的地面图像。
1980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成功。“远望号”航天测量船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而他们使用的先进“武器”之一，就是王大珩率领的长春光机所研制的大型光学设备。这又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王大珩和他的同事们承担起船用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系统的研制任务。当时没有任何资料可循，一切靠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性。
谈起创新的秘诀，王大珩认为是责任，他曾说：“科技工作者要做建设大军里真正的排头兵。这个排头兵不仅是要找一条路，还要披荆斩棘，让后面的建设大军能够跟上来。这个披荆斩棘，就是不断创新。”
“只是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
“我们几个人顶多是起了些催化剂的作用，或者说是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谈及自己对国家863计划起到的作用，王大珩曾经这样形容。
1986年，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的王大珩获悉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时，立即与中科院院士陈芳允商议，并联合另两位中科院院士王淦昌和杨嘉墀，讨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他起草的报告定稿后，立即报送邓小平，成为我国发展高科技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即863计划，至今影响着中国科技发展进程。
1989年，王大珩和7位学部委员提出了成立中国工程技术科学院的提案；1992年，他再次与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和罗沛霖等5位院士向国家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这一建议得到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并得到工程界的热烈拥护。中国工程院于1994年正式成立。
王大珩一直在关心中国的航空工业，尤其是大型飞机问题。2001年，他和20多位院士向中央上书，希望国家重视对大型飞机的研制。2003年春天，他又就我国航空工业发展亲笔上书温家宝总理。在这份建议中，王老恳切陈词，提出中国要有自己的大飞机。
为什么屡屡为发展高科技奔走呼号？从王大珩的一句话中可以找到答案：“科技人员是有祖国的，他为祖国谋利益而受到人民的尊重。”
“请不要再叫我‘中国光学之父’”
尽管王大珩功勋卓著，但他始终把个人名利看得很淡。他认为，工作都是大家做的，不该系千万功劳于一身。
回国60多年来，王大珩自己很少发表科技论文，而经他审定的文章、报告、讲义、规划却车载斗量。有人请他介绍新中国光学发展历史，谈起别人的贡献他如数家珍：谁做了哪些工作，在什么条件下解决了什么问题，讲得头头是道、一清二楚；而提到自己时，他总是轻描淡写，决不夸耀自己个人的作用。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王大珩经常说，“所有经历的事件和变迁，都是在国际形势的大环境中，在经济建设需求的促进和推动下形成的，并不是我个人的功劳。”
2009年12月，在中国光学科技馆论证会上，王大珩委托秘书蔡恒源带去一份特别的嘱托：已值耄耋的王大珩这几年身体不太好，但一直关心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有件事他一直放心不下，就是很多人把他称作“中国光学之父”或“中国光学泰斗”，王大珩认为这样不妥。
王大珩说：“把我称作中国光学事业的‘开拓者’或‘奠基人之一’，我都可以接受，但如果说我是‘中国光学之父’，那我的老师严济慈、叶企孙，你们怎么称呼他们？所以请不要再叫我‘中国光学之父’了。”
这，就是一位老科学家的精神之光。本报记者 赵亚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