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春节期间,我们哥俩在乡政府大院里喝那次酒,埋下了一颗红高粱的种子。《红高粱》是我写的,但高粱种子是张世家帮我种下的。”
本报记者 王红军 逄春阶
蛰伏近4年,著名作家莫言推出长篇小说《蛙》,再度入围“茅盾文学奖”。在30多年的文学生涯中,他创作了大约500万字的作品,并多次在海内外获奖。
7月12日上午,在高密老家,莫言向记者聊起了自己的创作,“社会上存在的所有问题,作家都应该有直面的勇气,有用文学方式来表现的勇气。”
“姑姑是我心中的神”
“夸张点说,从我出生的那天起,《蛙》这个小说就开始萌芽了。”莫言说。
1955年2月17日,莫言出生在高密市东北乡平安庄的一个农民家庭里。来到这个世界,莫言睁眼见到的第一个人,不是母亲,也不是父亲,而是自己的姑姑。1981年,他的女儿管笑笑出生,她见到的第一个人,同样是莫言的姑姑。
在莫言老家高密东北乡,姑姑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当地家喻户晓的接生婆。经她双手来到这个世界的婴儿,既有跟莫言年纪差不多的人,也有比莫言女儿还小的年轻人。“过去,我在一些中短篇小说里曾经提到过‘姑姑’这个人物,但都是一笔带过,这次长篇小说《蛙》里面,我比较多地把她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写。”
“姑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基层的妇科医生,从18岁开始一直干到70岁,由她接下来的孩子差不多有1万个。姑姑走到哪里,人们都像迎接菩萨一样。”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参与计划生育工作后的30年里,姑姑在东北乡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
姑姑的人生故事,一直存留在莫言的记忆里,这最终成为《蛙》的创作原型。莫言说,此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
“《蛙》固然是反映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但我最满意的还是塑造了姑姑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姑姑是我心中的神。”莫言说:“计划生育以及几十年来中国的社会现实,都是我塑造人物使用的材料和背景,我的目的不是表现计划生育这个事件,而是借计划生育来表现、塑造一个在我们的文学史上没有出现过的、独特的典型人物形象。”
无论是之前的作品,还是这部《蛙》,莫言都是带着深厚的社会责任感在写作。“社会上存在的所有问题,作家都应该有直面的勇气,有用文学方式来表现的勇气。”
莫言说,作家表现政治、表现社会生活的方法,不是新闻式的,更不是政治式的。“文学艺术应该要大于政治,大于社会现实,这才可能使你的文学具备高的文学品位,如果低于政治或者等同于政治,这实际上是作家没有发挥他的作用。”
高粱种子是张世家帮我种下的
在山东,莫言有很多朋友,当然也包括许多评论家。莫言说,作家和评论家应该是敬友,诤友,而不是逆友,更不能是酒友。“敬友,应该是互相敬畏的。”
莫言这么多年的创作,自然得到了山东评论家的“批评”。“评论家应该尊重作家的创作,评论应该是善意的,应该是从文本出发的。”莫言说:“另一方面,作家一定要有胸怀,对于逆耳之言,应该有一定的肚量。要宽容别人的认知。”
在老家,莫言还有一个好朋友,那就是已经去世的张世家。在散文《怪人张世家》里,莫言这样描述自己的朋友:“瘦如猿猴,一双锐利的眼睛深深地嵌在眼窝里,嘴里有两排漆黑的被含氟水毒害了的牙齿,懒得要命,靠老天爷下雨洗衣服,能说能写能吸烟能喝酒活像济公。”就是这个怪人,成了莫言的莫逆之交。
莫言说,“我们是老乡,还是工友,一起在东北乡棉油厂当过工人,可谓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后来,莫言当兵走了,张世家当上了乡镇党委秘书。10年光阴,莫言成了著名作家,张世家“下海”了,成为当地有名的企业家。
不过,莫言的很多小说题材,都与张世家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有一次,莫言认为故乡没有什么可写的东西,张世家说:“你为什么不写写公婆庙大屠杀?”随后,张世家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兄弟爷们打鬼子的故事,猛然撞响了莫言小说《红高粱》的灵感之钟。
莫言回忆道:“我必须承认,1983年春节期间,我们哥俩在乡政府大院里喝那次酒,埋下了一颗红高粱的种子。《红高粱》是我写的,但高粱种子是张世家帮我种下的。”
莫言最得意的是“发明”了“我爷爷”、“我奶奶”这个独特的视角,打通了历史与现代之间的障碍。也可以说是开启了一扇通往过去的方便之门。《红高粱》开篇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跟随着我爷爷余占鳌的队伍去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莫言说:“其实我爷爷是个手艺高超的木匠,我父亲是个老实得连鸡都不敢杀的农民。当我小说发表后,我父亲很不高兴,说我污蔑他。我就说,写小说其实就是讲故事,你不是说咱家那个远房亲戚一次能吃半头牛吗?我父亲听了我的解释后,明白了,并且一言就点破了小说的奥秘:原来写小说就是胡编乱造啊!”
期待《父亲在民夫连里》
能拍成电影
在作家中,莫言算是“触电”比较早的。
莫言说,“我觉得小说跟电影一直有一种不解之缘,而且很多著名的小说已经被改编成电影,小说家或者小说给我们的影视提供了一个基础或者文学性的基础。”
莫言的《红高粱》,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搬上了银幕,并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夺得金熊奖,这也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A级电影节上得奖。
“这么一部电影,在当时能产生的影响是超出人们预料的,我认为有时代的原因。”莫言认为,影片中奶奶和爷爷的那种性格,是一对离经叛道的灵魂,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冒着道德压力的,甚至是冒着砍头的危险,“它极力张扬了人的个性,正好符合了上世纪80年代人们潜在的社会心理。”
电影改编自小说,那是再创造。莫言曾撰文评价扮演“我爷爷”的姜文是“牛鬼蛇神”,演出了“我爷爷”身上的猴气、虎气和狼气；评价巩俐是“妖仙狐媚”。演员们奉献出了自己的智慧。
在此之前,莫言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也有机会走上银幕。当时,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和编剧联系莫言,想把这部小说拍成电影,但后来没有拍成。之后,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个导演也对这部小说很感兴趣,最终没有成功。
对于文学和影视的关系,莫言认为,“文学和影视绝对不能去刻意靠拢。就是说作为一个小说家,应该千方百计地逃离电影。而逃离的结果就有可能是影视追上了你。你要是千方百计地去追影视,影视可能给你一个冷冰的脊背,或者狠狠一击,把你打得远远的。”
在莫言的作品中,张世家最期待《父亲在民夫连里》能够拍成电影。对此,莫言承认题材难拍的同时,坦然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部作品的价值,“小说以山东人支前为背景,不仅场面宏大,而且人物很独特,讲述的是‘父亲’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解放军的军粮一粒没少地送到了前线,而自己带的民夫很多都饿死了。”
写一部有个性的战争小说
“高密东北乡”是莫言用想象创造的领地,他说有山,就有了山,他说有沙漠,就有了沙漠。“每当拿起笔,写我的高密东北乡的故事时,就饱尝了大权在握的幸福。”
对于《蛙》的入围茅盾文学奖,莫言谦虚地表示,《蛙》就无所谓了,因为文学作品得奖就是一个副产品。“得奖了当然很好,得不着也无所谓。决定一部作品流传的广度和长远度的,最终取决于作品本身的质量。《红楼梦》没有得过任何奖,但是流传不衰,而很多得奖作品如过眼云烟了。”
莫言认为,国家设立文学奖,对于促进文学发展,鼓励创作的激情,是非常有好处、有帮助的。“但是一个作家个人把它抬高到一个不恰当的位置上,这就没有意思了。”
对于年轻作家,莫言说,“对于文学人才的培养和发现,这是不能着急的,只能慢慢等待。想在一年内、两年内培养出大作家、大诗人,也是不现实的。我想,持久地营造浓烈的文学氛围,形成文学的气场,然后吸引更多的人关心文学、投入文学的创作,这对我们出人才是有好处的。”
对于接下来的创作计划,莫言透露自己正在考虑跟战争题材有关的长篇小说。“这是一个几十年前就考虑的题材。我当了22年兵,我觉得我应该写出一部带有我的个性的军事战争题材的小说。”
莫言,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自1980年代起创作了一系列乡土作品,其中代表作《红高粱》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他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