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件革命文物汇成《红色典藏》———
有个人，20多年如一日，利用工作之余拾捡着散落民间的“红色记忆”，收藏革命文物1000余件。
其中300多件建党前后至“七·七”事变之前的文物，经解放军出版社汇编成一册《红色典藏》出版。这批藏品，包括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原版书籍、历史照片、文件资料，包括当年使用过的徽章、邮件、粮票、钱币，包括红军家书，藏着若干年前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也藏着风云变幻之中历史选择的“秘密”。
7月15日，《红色典藏》书中的实物，连同200件抗日战争时期文物及解放战争时期文物，一起亮相北京忠良书院中粮博物馆的“中粮集团革命文物收藏展”。军事专家评价，它们“是对现有红色史料的有益补充”，是对革命历史的补白。
这些文物的发掘者，是红色收藏家、作家、中粮高管王金昌。
■用鲜活的点滴
厘清历史的选择
常常，走得太远，容易忘记为什么出发。
王金昌的“红色典藏”，一次次把人带回到中国共产党的起点，用鲜活的点滴厘清历史的选择，以启示中国的未来。
他收藏了一件1933年用草纸写的《卖女状》，一位老人被逼无奈要卖掉十几岁的女儿给人做妻子。王金昌说，看到这个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会有红军，为什么很多年轻女性会参加革命。
他收藏了“剿共”国民党高级将领吴奇伟的日记。当他询问百姓为什么不喜欢国军，而喜欢红军时，得到的答案：“红军到时，只打土豪，国军到时，强买粮食，强取农具，乱砍树木、竹林，颇惹人怨。” 百姓声音是：“我们宁愿红军来！”王金昌说，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胜利，国民党为什么失败。
他收藏了1930年的《红军歌曲集》。这一目前仅存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印发的最早歌曲集中，真实记录了劳苦大众舍小家顾大家的现实和缘由。《红军行军歌》唱道：“等到革命胜利后，再来同妹行长情。”
他收藏了红军家书。入伍数月的红军战士梁昌顺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儿在外只有坚决一致的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才能保障分田胜利。” 经查苏区烈士名录，梁昌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英勇牺牲。
他收藏了苏区编撰的《村农儿童读本》，“第三十四课”描绘了当年百姓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期待：“革命成功真是好，没有土匪和强盗；家家吃饱饭，个个穿皮袄；柴米十分多，酒肉格外巧；各尽各的能力，各收各的需要；天堂过生活，享福直到老。”
■“红色收藏”
是一连串偶然串起来的
王金昌与“红色典藏”的缘分，是一连串偶然促成的。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在香港工作的王金昌，偶然走进拍卖行，动辄卖到数十万元的内地古董，让他意识到了古董经济价值背后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王金昌与收藏的缘分，从此开启。他，成为了最早逛文物市场的中国人之一。“当时没有拍卖，价位也不高，偶尔也能收到一些今天看来价值不菲的东西。”
１９８６年，对中国革命史有着浓厚兴趣和情结的王金昌，在北京某大桥下的小摊前，无意中看到一个用纸绳装订，蜡纸刻印的小册子，上边写着——“抗日游击队纪律条令草案”，５０００余字共１４页的草案，是八路军１２９师拟定的。摩挲着历经久远、纸页已发黄的小册子，王金昌“仿佛灵魂与历史之手相握”。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１２９师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率领下，临危受命，东渡黄河，挺进太行，运筹河北涉县赤岸村，浴血千里太行山，打响了抗日战争中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和解放战争中上党、平汉等著名战斗、战役。
这一小册子，王金昌花几十元钱买下了，后于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无偿捐献给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军博称，它对于研究共产党军队建设和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有重要史料价值。自己偶然所得，居然能成为专业博物馆青睐的捐赠，这让初涉收藏的王金昌兴奋，也让他进一步确定了自己收藏的方向——从最初热衷的更具升值空间的陶瓷器和古字画收藏，转向了革命文物。
王金昌说，中国历史几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斗争史最为壮观、最为可歌可泣。这段历史留下的文物，当时由于环境恶劣，可能残缺或品相不尽完美，也不比当今拍卖的“皇帝御批御览”装饰豪华完美和有经济价值，但它们记载了那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是无与伦比的极其珍贵的历史见证。
■许多历史细节打捞自
成堆清理的废纸
王金昌收藏的“重中之重”，是“资料收藏”，譬如大量的中华苏维埃、中国工农红军时期的苏区文件、早期党报、党刊，有红军家信，有军政的信函和大量的路条等。“如果从收藏研究角度看，文字资料性文物信息量更大更直接更准确。”他的资料收藏，很多源于被清理的成堆废纸，其中有上世纪90年代博物馆、图书馆建设翻新时清理废弃的大量书稿和文件材料，也有政府机关处理的文献。
他收藏了有毛岸英手迹信件的影印件。这封信是毛岸英写给杨开慧姨妈之子向三立的，信里所谈是一件家务，毛岸英的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信中毛岸英写道：“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而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使‘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除却一些大人物相关的物件，王金昌收藏了历史浪潮中，许多名不见经传“小人物”的命运。2006年１０月，在北京报国寺文化市场，王金昌买下了２０本手写日记，从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４３年，共约１５０万字。日记是辅仁大学国文系1938级学生董毅所写，记录了１９３７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给北平百姓带来的生命威胁和造成的生活困苦。这一藏品，由王金昌整理，200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为《北平日记》。
2007年，在北京东郊一间农村的平房里，王金昌买下了８０余本手写日记，从1948年到1999年，无一日中断。后经了解，日记作者是语言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喻世长。其中1948年至1950年的日记，由王金昌整理，东方出版社出版，名为《建国日记》。这位昔日的青年学者，对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大典、长安街游行、知识分子改造的记录，是真正的平民视角。
“历史往往是抽取社会生活中的大事，而忽略了决定和影响历史本质的丰富的生活细节。”王金昌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在收藏的偶然之中，打捞着历史选择的必然。
他的藏品中，有一枚中华苏维埃时期铁制的锈迹斑斑的中国共产党党徽，诉说着当年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坚定——这样的党徽便携，行军作战时，都可入党宣誓；多封红军与村乡苏维埃政府往来函电末尾“致以赤礼”（赤色的敬礼），复活了早年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激情。
王金昌说，作为收藏者，自己最大的欣慰就是籍由这些年代的残片，人们能回到历史的现场，更真切地理解这个国家的过往。朱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