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志菲
“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光学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中国“863”高技术计划主要倡导者王大珩,因病于2011年7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王大珩所走过的路,如同光一般是一条波动的、曲折的乃至折射的光明之路,他的殚精竭虑给中国的光学事业带来曙光。
“珩”字在辞典上有这样两种解释:一是形状像古代乐器磬的玉佩上面的横玉；二是珩磨,一种精密仪器的光整加工方法。不论王大珩的父亲当初为儿子起名的主观意愿是什么,“珩”字的这两种互不相关的含义同时已融入了儿子的生命之中。
辉煌永远定格在光影里
如今,我们能从影视资料里看到发射第一颗原子弹时壮丽生动的蘑菇云,就得益于王大珩他们研制的光学仪器拍摄的照片。那个时期,西方国家签订《巴黎统筹条约》,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军事技术和仪器的封锁禁运。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决定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发展原子弹、导弹技术。王大珩和他领导的长春光机所的研究重点转向国防光学技术及工程。1960年夏天,王大珩挂帅承担起研制一种具备跟踪功能的光学仪器的艰巨任务。
这个大型的光学仪器设备是个庞大的光学工程系统,集技术光学、精密机械、光学材料、导航、红外物理、自动化控制、测时技术、精密机械仪器制造、电子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和技术于一体。在这个系统中,有一套对导弹的轨迹、速度、进程姿态等进行跟踪及精密测量的光学仪器设备,简称跟踪电影经纬仪；又因它的职能跟踪距离在150千米,即跟踪电影经纬仪在对空中飞行着的导弹进行跟踪并精密测量的轨迹最近距离为150千米,所以又被称为“150工程”。
在别无选择的前提下接下任务,王大珩这个总工程师便拉上人马拼上了。600多人经历5年半时间的呕心沥血、挥汗掬智,至1966年4月,一台重7吨、高3米、由1000多个机件组装起来的形如大炮的跟踪电影经纬仪耸立于光机所内。这项耗资600余万元的“150工程”正式通过了国家鉴定,仪器的性能赶上了美国,远远超过了原苏联同类设备。它的研制成功,开创了我国自行设计大型精密测量设备的历史。更因为它是在敌对势力封锁我们的条件下发生的,尤显珍贵。后来,王大珩才知道,在有关方面商议原子弹、导弹中的光学仪器设备由谁来承做时,是钱学森极力主张由长春光机所承担这一历史性的高尖端科技的使命。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刻,几台光学仪器从不同的角度把核爆炸的辐射强度、温度等不同的参数和动人心魄的画面备录在案,为后来的核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当光学仪器停止工作时,松弛下来的王大珩从心底里发出由衷的喜悦:“我们终于拥有了核武器,掌握了核技术,再也不怕敌对势力的封锁了。”出生在一个帝国主义侵犯中国的环境里,救国意识、民族意识、忧患意识自然深植于心。新中国的国防建设突飞猛进,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其中饱含着王大珩这位光学专家的许多汗水。
1983年3月23日,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发布他谋划已久的防御计划演说,即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一石激起千重浪,戈尔巴乔夫代表强大的苏联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讲话。此后,以法国为首的欧洲18国出台了“尤里卡计划”；日本拿出了“振兴科学技术政策大纲”；印度颁布了“新技术政策声明”；南斯拉夫出笼了“联邦科技发展战略”；韩国抛出了“国家长远发展之构想”……中国却没有反应。
底子薄、人口多的中国,当时的政策重心在经济建设方面。但科学家们从高技术的角度考虑,就再也坐不住了——美国一旦实施“星球大战计划”,就会垄断更多的高新技术,那么,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又会被拉远。时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的王大珩的内心经常被一个问题侵扰——“中国怎么办?”他常这样默默地想,不时地自言自语——中国若不采取一些应对行动,将来会追悔莫及!在几次专家讨论会上,王大珩与陈芳允、杨嘉墀等院士指出要抓住目前的挑战机遇,立足于长远打算,搞一些中长期科技项目,让中国的科技在赶超世界水平上迈出一大步。
1986年初春的一个晚上,王大珩和陈芳允商议联名向中央领导写信,将他们发展高技术的建议反映给中央领导。
反复改了一个月,才算定稿,言辞恳切。他们依次签名,王大珩签在最前面。王大珩还执笔写了一封给中央领导的信,在信封上写了“邓小平同志收”。两天后,邓小平同志给他们的建议报告题下肯定的批示,“这个建议十分好,很需要”,“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这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就是著名的“863计划”。因为王大珩他们的报告和邓小平同志的批示都是在1986年3月,故称“863”计划。
1999年9月18日,共和国成立50周年前夕,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科技界人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表彰20世纪60年代为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付出杰出才华和心血的23位科技专家。王大珩从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手中接过“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心底里的喜悦自然也无法言述。与他共度艰辛困苦的老伴顾又芬小心翼翼地把盒子打开,慢慢揭开几层绸布,把奖章摊在手心里仔细看了又看,掂了又掂,冲王大珩说:“这可是价值连城,再多的钱也换不来的呀!”
家庭的熏陶
定下他人生的基调
中学读书时的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父亲忽然把在门外玩耍的王大珩叫到跟前说:“你去端一碗水到我这儿来。”又嘱咐,“你再去取一根筷子来。”喜爱游戏的大珩知道父亲又要与他一起做游戏。父亲把筷子立于水碗中,提示他看筷子的形状。大珩毫不含糊地回答:“筷子是弯的”。父亲看了看儿子,把筷子从水中抽出来,向上举起说,“你再看看,筷子是弯的还是直的?”“是直的,是直的!”惊异之中,父亲告诉他,“这叫折射,是一种光学现象”。至今,王大珩还记得这情景,他说这是他最初所认识的光学现象。
父亲王应伟是天文学家和气象学家,辛亥革命后从日本回到祖国,先后在北京观象台和青岛观象台工作。他的科学精神及动手方面的能力对王大珩的影响是深刻的。可以说,父亲是引领他走上研究道路的第一人。
有一次,全家第一回乘电车,就是在黑白电影里才能见到的那种开起来咣啷啷乱响的车。王大珩异常兴奋,在有限的空间里跳来蹦去的。妈妈正要批评他,被爸爸拦住了。爸爸问他:“你跳起来的时候,车还在向前走,但是你为什么能落回原处呢?”王大珩虽然年纪不大,但问题意识非常明显,他一定要爸爸解释清楚才罢休。这样,在电车上,他对“惯性”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
然而,对他最有影响莫过于课余时间他能够经常凭借父亲的工作关系,有机会去观象台看技术员们操作仪器进行观测。在当时,像用来进行地磁、气象观测的仪器是非常灵敏的,一般人无法接触。但王大珩从小就对此如数家珍,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他对科学仪器产生了浓厚兴趣,考大学时很自然地就选择了自己无比熟悉的物理专业,走上了科学之路。
1932年夏季,王大珩结束青岛礼贤中学的学业,把清华大学作为自己的首选目标。
清华大学录取的佳音传来,父亲异常高兴地说:“去,到清华去。要好好学习,无识无能便无以自立自强,不自立自强必遭强辱。此为公理,人、家、国莫不如此。”
在清华大学,王大珩如海绵吸水般贪婪地吸取科学知识。毕业后,叶企孙教授将王大珩留在清华物理系任助教,专门负责大二中级物理实验。“七七事变”发生后,王大珩被迫离开了清华园。一次看报,他无意看到一条英国“庚子赔款”留学生考试的消息。于是,他报名参试并通过留学资格考试,成了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物理系应用光学专业的留学生,从此注定与光学解不开的情缘。
攀登之中播下光华一路
1941年王大珩转入英国的雪菲尔大学,在世界著名玻璃学家特纳的指导下专攻光学玻璃。完成博士论文后,王大珩受聘于伯明翰昌司玻璃公司。在昌司公司,他充分利用其先进技术和设备,潜心钻研,大胆创新,研制成功一种新型的V-棱镜精密折射率测定装置,获得了英国仪器协会首届“包温氏奖”。
在英国尽管拥有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他还是于1948年迎着新中国黎明前的曙光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大连大学工学院创建了物理系并出任主任。1951年1月24日,经钱三强推荐,中国科学院决定,任命王大珩为仪器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主持仪器馆的筹备工作。摆在王大珩面前的是这样一种现状。在旧中国留下的废墟上,寻找不到一处可以完全利用的基础,中国几乎就没有应用光学!但对有些人来说,“没有”却往往是一个最可以引起兴奋的现实,因为“没有”,你才可能得到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因为“没有”,你才有可能从事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新事业。
王大珩想,他就是冲着“没有”这两个字来的。如果中国“有”,他就不会百折不挠地回国了。无论如何,他是绝不会因为“没有”而退却的。从此,王大珩开始了一生的追求——发展祖国的应用光学事业。时光流转,中国进入欣欣向荣的80年代。1981年,王大珩在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当选为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两年后又当选为主任。职位的转换,带来王大珩思维视角的转变,他从谋技术的一局到谋技术的全局,思索的视野更开阔了,内容也更丰富深刻了。正如杨嘉墀所言,“如何当好科技部主任,是从王大珩以后才真正明确的。”
当时,在“远望”号科学考察船上进行光学测量,是一个高难课题。谁都知道,光学测量必须有一个平稳的工作环境。而“远望”号在海上工作,船体在风浪中强烈摇摆,不可能有一个平稳的工作环境。为了攻下这个课题,王大珩和他的同事们多次出海进行光学设备的试验。他和“远望”号总设计师商量,把烟筒挪到了船尾,光学仪器放到了船的中心,为创造一个平稳工作的环境提供了条件。之后,王大珩带领大家进行了多方面的攻关,创造性地解决了当今世界远洋航天测量稳定跟踪、定位、标校和抗干扰等技术难题,为我国远程运载火箭试验、地球同步卫星的跟踪测量作出了卓越贡献。王大珩的这项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995年1月,80岁的王大珩与王淦昌、钱学森、黄汲清等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接受首届“何梁何利基金”成就奖。他们四位分别获一份成就奖证书和100万元港币。王大珩拿出50万设立奖励基金,奖励那些在光学领域有突出成绩的年轻人。基金会的名称定为“迎光基金”。
做学问重要做人更重要
身为著名科学家的王大珩曾说,自己在年轻时并不是像人们想像的那样胸有大志,并没立志要当什么大科学家。
后来王大珩经过在国外一段工作经历,认识到自己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有所创新,只有自己的创新才能真正学到东西,科学技术就是创新。“创新是科学家的天职,还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另外,科学家还应献身、求实、协作。协作精神也是从事科学研究人员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业素质。现代科学很少是个人能推动的,没有奉献精神、受委屈精神,就无法与人协作。在国外,这些精神也是作为科学上的道德。”
王大珩有个学生叫赵文兴。1982年,赵文兴要去德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临行前,他把准备在这个会议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拿给王大珩看。文章写得很好,但王大珩一眼就发现他把自己的名字署到前面了。这篇文章的整个观点是王大珩在英国时就想到的问题,但王大珩一直没有机会去做,没有得到证实,就把这个题目交给了赵文兴。是赵文兴成功地作出了这个实验,又是他据此写出了这篇论文,因此,这篇论文的署名理应是他在前王大珩在后。王大珩毫不犹豫地把名字的顺序改过来了。
王大珩说,署名的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做导师的在署名问题上应该严肃。不能仗着自己是导师,就不管做没做工作也要署名,不管做没做主要工作也要把名字署在前面。这种署名是丢人格的。做导师的应该用自己的行动向学生证实这个道理: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
王大珩还记得小时候的一个大款邻居一出门就有自己的小汽车。父亲就说,你不要羡慕那些人,那些都是拿了不应当拿的钱的,我们要靠实际本事来吃饭。由于父亲是个老一辈的科学家,满足于过一种清苦的生活。王大珩说,许多大学教授现在也很清贫,如果他们要想得到物质上的享受也是能得到的,但不能为了这个目的去做事情；在物资方面,知识分子是很容易满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