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怎么成了“说唱”？

　　歌唱怎么成了“说唱”？

　　作者：怡梦 　     

    在7月19日中国音乐金钟奖流行音乐大赛女子组12进10的比赛中，一位选手演唱了一首歌，称送给已不在人世的父亲以表怀念，评委韩红在点评中直言对“编故事”以影响评委打分的反感，指出选手在舞台上应专心比赛。选手知悉评委的评价后表示委屈。此事引起热议，多数网友支持韩红，并有人质疑选手及主办方“炒作”。

　　笔者以为，这位选手应该觉得委屈。因为她的故事并非编造，即便有“煽情”之嫌，她也绝非“煽情”之第一人，甚至不是“第二人”、“第三人”。自从选秀节目热播，我们看过太多流泪讲述参赛背后故事的场景：有为了瘫痪在家的妻子表演孔雀舞的丈夫，有为天国的阿妈而歌唱的蒙古族小男孩……他们的故事个个真挚，桩桩感人，“比赛讲故事”几乎已经成为各类选秀节目的惯例。评委听着故事流着泪，手握决定选手晋级与否的珍贵一票，却往往因内心的同情，被迫部分放弃选拔的原则。如果说“讲故事”有错，那么此次遭到韩红批评的选手该是以一身承担了一群“比赛讲故事”选手的过失。

　　然而，这位选手又不应该觉得委屈。因为不论文学、音乐、书画，每一件艺术品背后都有缘由，每一位在艺术道路上求索的艺人都有故事，特别是好作品、优秀艺人，每一种缘由、每一个故事都可能比艺术品本身更打动人。但衡量艺术品的价值应诉诸人类所共有的审美体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不说出其中缘由、故事的情况下，依然能感染欣赏者，才是艺术创作的终极追求。如果每一位选手都要选一件“有故事”的作品参赛，并“讲故事”，且要求评委“听故事”打分，无异于厨师以重口味的调料来掩盖自己手艺平平，置艺术本体于何地？在此类事件中，最委屈的是艺术，因为创作者的喧宾夺主令其成为尴尬的附庸。

　　事件虽小，给我们的启示很大。希望评委、选手、主办方乃至观众做到三个分清。

　　选秀和选拔应分清。选秀的“秀”(show)在英文中本来就有“演”的意思，选秀节目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娱乐性和观赏性是第一位的，讲述作品背后的故事作为充实节目、丰富看点的手段，只要“演”得好，“煽”得好，也值得肯定。但专业性的艺术比赛，其选拔标准只能是专业的，以音乐为例，只有词、曲、唱功、演唱者本身的感染力才能衡量选手的优劣。若非得“讲故事”不可，故事又实在相当感人，建议比赛附带设置“最佳故事奖”、“最赚眼泪奖”，这样评委手中的选票就不至于犹豫不决了。

　　评比和欣赏应分清。作为普通观众，欣赏一首音乐，作品背后的故事有助于加深理解，究竟是故事感人还是音乐感人，似乎不必分得过清。但作为评委，走进赛场就应以专业的素质要求选手、要求自身，为艺术的纯粹与完整，时刻保持一份冷静与客观，莫让同情的泪水模糊了伯乐的眼睛。

　　作品和作者应分清。钱钟书说，吃鸡蛋何必一定要看那只母鸡。但现在很多选手的做法本末倒置，必令人听了“母鸡”的故事，便无须在乎“鸡蛋”的味道。可是先辈前贤已有很多作品，无论何时、何地、何人欣赏都能引起共鸣。我们听《世上只有妈妈好》，即使没看过《妈妈再爱我一次》这部影片，也会心酸流泪；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即使不知道他在创作时听力几乎完全丧失，也能受到震撼。而当我们了解了作品背后的故事，会更加敬佩作者，珍爱作品。

　　总之，真正永恒的看点永远是艺术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