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向周作人求援
杨建民
周作人的《“沉沦”》一文,发表在1922年3月的《晨报副镌》上。文章说理通透,立场明确,一些对《沉沦》噪噪嚷嚷的声音,才渐渐消散开去。郁达夫是一个“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李初梨语,见郭沫若《论郁达夫》)。对现实人生,他又是充满感念心情的。周作人为自己写辨正文章这件事,他几乎终生未忘。周作人后来回忆说:“但是达夫似乎永不忘记那回事,有一年他在世界书局刊行《达夫代表作》(仿佛是这个名称,因为这书已送给一个爱好达夫著作的同乡,连出版的书店也记不清了),寄给我的一本,在第一页题词上提到那回事情,这实在使我很是惶恐了。”
对于这事,周作人确实没记清楚。郁达夫题词的,应当是原由上海春野书店出版的《达夫代表作》,此书后来转在现代书局出版时,在扉页上题了这样一句:“此书是献给周作人先生的,因为他是对我的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国第一个批评家。”献辞的发表时间是1930年元月。可其实在更早的文字里,郁达夫就表达过这样的感激之情。1927年,郁达夫在为自己《鸡肋集》题词中,有这么一段话:“在这一年的秋后,《沉沦》印成了一本单行本出世,社会上因为还看不惯这一种畸形的新书,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后来周作人先生,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写了一篇为我申辩的文章,一般骂我诲淫,骂我造作的文坛壮士,才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这《沉沦》的诲淫冤罪,大约可以免去了……”像这样一再表达的谢词,可以看出郁达夫感铭的程度。
因了这样一种文人间的援手,郁达夫与周作人之间,建立了长久的友谊。据周作人日记,他们的初次见面当为1923年2月11日。几天后的2月17日,周作人宴请郁达夫等友人。这次宴会,鲁迅也出席了,这应该是郁达夫与他的第一次见面。由此他们两人也建立了长久而真挚的友谊。
郁达夫后来表示,要为鲁迅的《呐喊》和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写评论文章,文章虽然没有写出,可却与周作人鲁迅兄弟,保持了长久的亲密友谊。在郁达夫,对周氏兄弟,不仅仅只是人事,对他们的文章,也是由衷敬佩,甚至推为当代作家之首的。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要编辑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来全面反映中国新文学最初十年的业绩(1917—1927)。周作人与郁达夫,受邀编辑其中的散文部分。据郁达夫介绍,鲁迅、周作人、冰心、林语堂、丰子恺、朱自清、叶圣陶、茅盾等名家文章,归他择选。结果呢?其他名家,每人多不过五六篇,少的仅一篇,可鲁迅,一下子选了24篇,周作人更惊人,选了56篇。这两兄弟文章加起来,占了全书“十之六七”。郁达夫对周氏兄弟文章的珍爱,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样选择,当然得说得出理由。在郁达夫看去,这理由太充分了。在书前的“导言”中,郁达夫这样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近几年来,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于古雅遒劲的一途了。”郁达夫甚至这样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
这样推崇的文字,无论他人如何想,在郁达夫,是深切感知,真诚表达罢了。当然,无论鲁迅、周作人,这样的选择和评论,他们是承当得起的。
周作人,也一直关注着郁达夫:“但是对他(按:郁达夫)我觉得很熟,有一种多年老朋友的感觉……”在后来的文章里,周作人还记录了一点他探知的郁达夫老家的消息:“达夫的遗族只有住在富阳的老家一支,近来还知道一点消息,因为适值有一个富阳的同乡和我通信,告诉我的。据说达夫的前夫人还健在,和她的儿子住在老屋里……达夫的兄弟是学医的,在那县里行医,听说也是古道可风的人。”由此可以说,郁达夫与周作人之间的相互关注,也是长久不曾消减的。
郁达夫与周作人,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卓著人物。今天看来,周作人当年写出《“沉沦”》一文,为郁达夫小说辨正,主要是对新文学作品的深切领会和自觉支持;在郁达夫,却因为在艰难时得到周作人的有力“援手”而念念不忘。后来对周作人文章的大力推崇,虽然均有公正的理由,可内心深处,恐怕很难排除对周作人当年援手的感激心情。这是人之常情。时光流逝真个惊人,这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佳话”的友谊发生,距今已有九十年。以此来想想小说集《沉沦》诞生时的社会环境,真可以丈量出时代进步的距离。周作人当年表现出的眼光及思想的先进,在今天依然不失光彩。时代发展虽有曲折,可总体是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提升。今天社会无论思想、文学的局面,当然有如郁达夫、周作人等先驱者的功绩在。在领受这样的局面成绩时,我们应当有理由对“五四”时期的先觉者表示必须的尊重,对他们当年的风华交谊,抱着由衷的向往心情。 (下)
链接:
《沉沦》是郁达夫早期代表作。“描写一个病态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现代人的苦闷”(见“自序”)。主人公“他”,是一个酷爱自由的中国留日青年学生,多愁善感并富于幻想。在日本,“他”感到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委屈和自卑,整天过着孤独和寂寞的精神生活,终于患了严重的忧郁症。“他”先是跑到大自然中去寻找安慰,继而又渴望得到人们的理解、同情,渴望得到美好的爱情。然而,人们不理解他,甚至说“他”染上了精神病。这种境遇,促成了“他”的心理变态,萌发了自杀念头,在和这冷冰的世界告别时,“他”望了望远在大洋彼岸的祖国,发出了令人心碎的呼喊,希望祖国赶快富强起来。主人公的这种苦闷,代表了“五四”时期那些受压迫、开始觉醒而自身又带病态的知识青年的共同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