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张爱玲的作品全部读一遍，我们会认识一个全新的、关心国家命运和普通人生活、文学视野非常广阔的张爱玲
本报特约记者 朱航满
7月的盛夏，学者止庵多年来在做的《张爱玲全集》的编纂工作完成了。做完这项工作的止庵疲惫中带着兴奋，因为他对自己几十年的心愿有了交代。“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已经完成了对鲁迅、周作人和张爱玲的作品的重新编辑，基本了了自己的心愿，以后大约是不会再编辑什么东西了。”
止庵对多年来的工作充满了知足和满意。
止庵不喜欢钱锺书，认为其文字太过于聪明；不喜欢孙犁，以为文字不够讲究；不喜欢黄裳，厌烦文字中有“左”的气味；也不喜欢董桥，嫌其做作、甜腻和雕琢。他的这些看似独特的意见，引起了一些他们各自追捧者的不满，甚至因为对黄裳文章的批评，还让自己与这位文坛老人打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笔仗。
在止庵的眼中，整个现代文学史上，他最喜欢的作家只有三个人，分别是鲁迅、周作人和张爱玲。鲁迅、周作人和张爱玲的文字，均是浑然天成，不可学的，也是值得反复来读的。
不过，令止庵失望的是，他所喜欢的这些作家，要么出版篇目不够全面，要么编选方式不够合理和丰富，要么出版和校订的态度不够令人满意。总之，他说自己最初想开始编他们的著作，首先要解决的是自己阅读和研究的需要。他认为这些年自己所写的文字，其实全不如编书有价值。他几乎将大量的时间用来编书，甚至所写的话题也多和自己所编的书有关系。
如此，一个生存于体制外的读书人，止庵以他个人的力量，为鲁迅、周作人和张爱玲这些现代经典作家编书，在自己的岁月中展开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座山头的探索之旅。
【作为"张迷"的幸与幸福】
至今没有全集的出版作为基础，内地很多学者便已经写出了大量的张爱玲的研究文章、论著或传记，这些对于认识张爱玲，难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差
止庵算是一位资深"张迷"了。他曾花费很高的代价托人从香港买到两套不同版本的《张爱玲全集》，是国内较早读过张氏全集的读者。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花在张爱玲身上的功夫，可能要超过古今中外任何一位小说作家。"学者邵迎建曾在《万象》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1992年春天，我到北京去查资料，在'三味书屋'遇到了一位张迷……他对五十年代以后在台湾和香港出版的张爱玲的著作和相关研究资料都很熟悉，我们谈得很投机，从书店出来，意犹未尽，又一起去民族饭店的咖啡馆。走在路上，他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能给张爱玲的这两篇作品系上年吗？'他说的是《鸿鸾嬉》和《存稿》。"止庵说，这位张迷就是他。
当今，张爱玲的作品尽管在内地有形形色色的各类版本，但遗憾的是，因为张爱玲的著作涉及到内容和版权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一部可以称得上真正的《张爱玲全集》。张爱玲生前曾留下遗言，将自己的著作版权全部交给她的好友宋淇夫妇，后来宋淇和他的儿子宋以朗在台湾陆续编选了张爱玲的全集，并由皇冠文化出版公司予以出版。而内地之前出版的张爱玲作品，大多是没有经过授权的，因此就更谈不上版本和全集了。
更令人感到遗憾和惊讶的是，至今没有全集的出版作为基础，内地很多学者便已经写出了大量的张爱玲的研究文章、论著或传记，这些对于认识张爱玲，难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差。
近年来，张爱玲在国内受到热捧，研究和阅读张爱玲几乎成为一种文化的时尚。在这种背景下，关于张爱玲著作的出版和发掘工作，也得到了长足的进展。据止庵介绍，张爱玲的遗稿基本已经全部出版，剩下的多是未完成的残稿，比如英文作品《少帅》，只写了70多页，几万字。
1961年，张爱玲去台湾，希望采访张学良，当时张学良还被软禁，这一采访要求没有被允许。未完成的《少帅》，大概是不太可能出版的了。他在宋以朗那里见到了张爱玲的遗稿，还有很多零碎的纸片，均是她写的一些片段，包括信件的底稿。这种写满字的小纸片特别多，很零乱，没有头绪，因此大多数的纸片和残稿(包括《对照表》)，均无法出版。总的来说，中文遗稿里面，已经没有成规模和完整的东西了。
与整理遗稿同步进行的是发掘张爱玲的佚文，在近年来也有了十分重大的进展。诸如国内研究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的博士生李楠，在上海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发现了张爱玲1947年5月1日到5月31日在上海《小日报》上连载的小说《郁金香》，后经著名学者吴福辉考证，确系张爱玲作品。
另外，还有一些零散的小文章也被陆续发掘出来，诸如北京以收藏民国期刊为主要对象的藏书家谢其章，便在近期发掘出了张爱玲的一篇署名"梁京"的影评文章《年画风格的"太平春"》，发表在1950年7月23日的上海《亦报》。由此可见，活跃的学术研究与史料整理工作，使得张爱玲的佚文得到了很大的发现和整理。可以说，出版一套简体字版本的《张爱玲全集》，已经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和条件了。
由止庵主编的简体本《张爱玲全集》也得到了台湾的宋以朗先生以及皇冠文化出版公司的郑重授权，因此，许多张氏文字的编选，在参照台湾版本的基础上，止庵还有幸直接通过对张爱玲手稿的阅读来进行编选和完成。而更值得关注的，乃是张爱玲的长篇散文《重返边城》、《异乡记》，小说《小团圆》、《易经》、《雷峰塔》等，均是首次在内地面世。另外，还有张爱玲的10部电影剧本和1部广播剧本以及3部译作，均重新予以整理和出版。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也已经编辑完毕。
据止庵的朋友谢其章介绍，为了编辑这套《张爱玲全集》，止庵"工作之勤奋"已达于极点，有好几个月他的腰出了大问题，不能坐，只能站着看书和用电脑。编书虽辛苦，甚至危害健康，但编书的过程却有着常人体会不到的欢愉。对此，同为"张迷"的谢其章在一篇文章中，不无羡慕地写道，止庵编校张爱玲的《小团圆》、《异乡记》和《重访边城》，看的都是张爱玲的原稿，"如对神明"与"如履薄冰"的感觉，也许会同时袭来。
【换一种思路编鲁迅】
几十年来关于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很可惜的是，将如此庞大的集体力量都几乎投入到了全集的注释工作中去了
在编辑《张爱玲全集》之前，止庵半生的工作主要是编辑和整理鲁迅和周作人的作品。
关于鲁迅文集的编辑工作，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里，几乎是名目繁多，种类杂乱，特别是关于《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几乎成为一项十分浩大的国家工程。甚至进行《鲁迅全集》的编辑与注释工作，一度竟然成为一种特殊任务。曾在浙江文艺出版社任职的知名编辑李庆西，就有过编选和校注一套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的努力，但几经筹划和运作，却多次被外界干涉甚至是阻扰，直到他从出版社退休，这个愿望也最终没能实现。
与目前出版的《鲁迅全集》所不同的是，止庵与鲁迅博物馆的研究员王世家先生合作，经过数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的编选工作。2009年7月，20卷本的《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经过5年的艰辛付出，终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体现了他的另外一种对于鲁迅全集的编选思路，这个编辑的方式就是采用了白文版，也就是没有进行注释。
按照止庵的解释，这种按照编年体进行的编选方式，具体而言就是以作品写作的相关年月日来进行编排，包括作家现存的全部日记、创作、翻译、书信，等等，而这种编排的方法，在中国大概还是第一次。在这套著作的凡例上，止庵介绍说，他们编选这套全集，其目的是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部"纵向阅读"鲁迅的文本，具体说来，一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读；一是将日记、创作、翻译、书信一并来读。这种读法，或许更能体会鲁迅的生命历程。
反过来说，假如读者和研究者希望体会鲁迅的生命历程，希望具体详细地了解他的创作轨迹和思想进程，了解他的创作与翻译如何相互影响和补充以及他私下给朋友信中的说法与公开发表的文字的异同，等等。止庵说："这套编年全集，犹如一部'鲁迅年谱长编'。"
几十年来关于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很可惜的是，将如此庞大的集体力量都几乎投入到了全集的注释工作中去了。进行注释，只不过是对于鲁迅阅读的一个普及性的工作。
而有关鲁迅著述的编辑工作，尚有更多有价值的工作，至今没有展开，诸如编选一套《鲁迅全集》的汇校本。由于鲁迅处于一个特殊的时代，他的文稿从写作、修改、发表到出版，不少文章都受到过外界不同程度的干扰，因此常常会产生不同的面目。因此，编辑《鲁迅全集》的汇校本，对于研究鲁迅的意义便是十分的关键。
另外一个值得去做的编选方式，便是对于"大鲁迅全集"的编辑。这个思路来自他在日本游历时的感受。在日本，许多知名的作家，都有出版"大全集"的传统，也就是出版所有与作者有关的文字、图片、手稿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止庵认为，编选《大鲁迅全集》也要这样。因为这些东西同样是鲁迅"陆续用去了生命的"，而这些对于鲁迅的研究和理解，意义也非常重大。
但令他倍感遗憾的是，这些需要大量精力的工作，决非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而是需要集体的努力和攻关才能够完成，但如今却乏人问津。特别是《大鲁迅全集》，也是在中国最有可能做成的。
【魂牵梦绕的《周作人自编文集》】
编辑《周作人自编文集》，其实便是回到了钟叔河先生过去的思路，也就是将钟先生之前完成了一半的工作接着做完
整理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在止庵看来，乃是他一生的主要工作之一。由此可见，他对于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
当代关于周作人文字的编辑和出版，首先便要提及湖南的出版家钟叔河。钟叔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冒着风险出版了周作人的部分文集，可谓是开了周作人文集出版的先河；后来又经过数年努力，于九十年代编辑出版了十卷本的《周作人文类编》；到了2009年，他又完成了十四卷近七百万字的《周作人散文全集》的编辑和出版。关于周作人，钟叔河前后努力几乎花费了三十年的时间，付出了大量的艰辛劳动。
在止庵看来，钟叔河的工作尽管令人尊敬，但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没有完成《周作人自编文集》的编选，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
他后来给钟叔河写了一封信，询问出版的情况，钟先生回信说了自己重新编选周作人文字的思路，也便是后来出版的《周作人文类编》。对于这一编选方式，止庵认为未必可行，因为每一类别背后都是一门学问，须得深入理解，才能将一篇文章置于合适的位置；而周作人写文章，又往往是打通了来写的，因此许多文章是很难予以归类，更何况作者当初进行编选集子，如何进行篇目的取舍，如何进行顺序的排列，均是有自己的安排的；如此打乱，就看不到其中的心思了。因此，他说后来编辑《周作人自编文集》，其实便是回到了钟叔河先生过去的思路，也就是将钟先生之前完成了一半的工作接着做完。
止庵编辑这套文集从准备到完工，实际上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他说自己为这套书所做的事情，始终未曾超出"校订"范围。具体地讲，即：一，尽量搜求多种印本及报刊进行校勘，并对显系排印失校者酌予订正；二，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但可通假者仍予保留；三，给正文中提到的书籍和文章标上书名号，原作书名写法不规范，不便添加符号者，容有空缺；四，标点符号用法，多依从作者习惯，只对个别明显排印有误者予以改动。特别是第一项工作，颇重要，也最为困难。
但让他感到兴奋的是，这次从事《周作人自编文集》的编辑工作，除去必要的校订以外，他还编辑了两册以前从未出版的周氏文集，分别是《老虎桥杂诗》和《木片集》。另一个让他颇为自豪的是，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以前大多是根据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的版本进行编订的，但这个版本实际上的错谬很多，而他编选的版本，则是根据周作人的后代所提供的原稿复印件完成的。
经过一番辛苦，《周作人自编文集》终于在2002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但这个编选的结果，也有遗憾。这套自编文集出版后不久，一次他偶然上网，在一个图书馆查阅目录，发现在周作人的名下有一册《近代欧洲文学史》。这个书名他从未听说过，因为是手稿，于是他便请作者的家属代为查阅，果然是周氏的一册佚稿，不但从来没有出版过，而且与周作人以前出版过的《欧洲文学史》，截然不同。于是他与友人戴大洪合作，将这册著作进行了校注，在2007年7月由团结出版社予以出版。2011年，他对《周作人自编文集》进行了重新校订，以《周作人自编集》为名，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予以重新出版，并将这册著作列入其中。
如此，让止庵魂牵梦绕的《周作人自编文集》有了一个更为完整的面貌。
重新认识张爱玲
《法治周末》：目前，《张爱玲全集》的出版情况如何？
止庵：已经全部编辑完毕，并将陆续予以出版，尚未出版的主要有张爱玲的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还有一部《张爱玲书信集》，也均已编辑完毕。
《法治周末》：张爱玲未能出版的小说也会近期出版吗？
止庵：要等待条件成熟再予以出版。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要予以出版，可能还需要等待。但这些作品的出版，将一定会改变我们对张爱玲的固有认识。
《法治周末》：宋以朗先生编选的《张爱玲私语录》为何没有编入到《张爱玲全集》？
止庵：这个是不能算的，宋以朗编选其父宋淇先生记录张爱玲的文字，不应算张爱玲自己所写的文字，因此不应纳入到全集的范畴；而他们与张爱玲的通信，会编入到《张爱玲书信集》中去的。
《法治周末》：《张爱玲全集》的编选对于国内研究张爱玲有何意义？
止庵：《张爱玲全集》的编辑出版可能会使得张爱玲的研究得以重新改写。
之前关于张爱玲的研究，很多都没有进行过系统完整的史料阅读，因此难免不够周全；特别是许多关于张爱玲的传记，就更不能令人满意了。
如果把张爱玲的作品全部读一遍，我们会认识一个全新的、关心国家命运和普通人生活、文学视野非常广阔的张爱玲。
《法治周末》：编完《张爱玲全集》还会有什么打算？
止庵：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已经完成了对鲁迅、周作人和张爱玲的重新编辑，基本是了了自己的心愿，以后大约是不会再编辑什么东西了。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有些吃不消，再编选其他的，也就有些烦了。
《法治周末》：会不会像写《周作人传》那样写一部《张爱玲传》？
止庵：目前国内基本不存在写作传记的条件，主要是史料收集欠缺很严重，特别是与传主生前有关联的人物的记忆，便收集的很不够。
诸如张爱玲的姑姑，以及张爱玲的好友炎樱，如今都去世了，但之前几乎没人去采访和记录过关于她们对张爱玲的记忆，这是很大的遗憾。
这项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但这项工作相比挖掘史料，更为重要。可是这项工作没有得到很好的努力，那么写作一部真正的传记就自然很难理想了。
《法治周末》：目前，正在编选的作品还有些什么？
止庵：已经编选完毕和即将出版的有两部，一部是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文集》，另一部则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作人译文集》，后者就差写出编者凡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