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病危时，嘱托我妈妈一定要把保存下来的《勋业千秋》和《淞沪抗战纪实》送去北京：“这两部片是我为国家拍的，要交给国家。”
《勋业千秋》颠沛辗转的保存也是一个故事。
香港被日寇占领后，为了保存《勋业千秋》这部影片，黎民伟偷偷托人把底片交货轮从香港运往湛江，不幸的是，这艘货轮半路上被日本飞机炸沉了，这个对我父亲打击非常大，底片毁了，《勋业千秋》就只有拷贝存世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轰炸香港启德机场，结果炸弹炸到了旁边的启明片厂——就在机场附近，离得很近。火烧过来，引起片仓大火。我父亲那时在启明制片厂当厂长，片仓存有他制作的所有影片，可惜当时只能抢救出《勋业千秋》和《淞沪抗战纪实》等几部影片，其他替革命政府拍摄的纪实影片共11部，以及许多“民新”“联华”时期的珍贵影片，如《胭脂》《玉洁冰清》《木兰从军》《蔡公时》等等，全部焚毁了。真是很可惜的，最可惜的就是曾融入我父亲极大心血的《木兰从军》也就此全被毁掉了。
片厂被毁，日伪要求黎民伟出来主持香港的电影工作，他不干，我们全家十几口人被迫逃亡。当时家中就剩三个《勋业千秋》拷贝，我记得很清楚，为了保存拷贝，逃难走以前，特别在家中后院挖了个坑。那时我们家周围都是农地，就在后院挖坑埋了一个大水缸，把一个电影拷贝用一些油纸包起来，放在大水缸中，埋藏在地下。后来我们逃难从香港跑到湛江，再到桂林，后来又到广西柳州一带的村落里。
另外两个拷贝我父亲随身带着走，到桂林后托罗明佑把其中一个运到了重庆，交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另一个随身带着逃到广西昭平一带的村落里。这个送去重庆的拷贝，后来被运往台湾，在1961年台中市片仓大火中不幸烧毁了。
1953年年底我父亲病危时，嘱托我妈妈一定要把保存下来的《勋业千秋》和《淞沪抗战纪实》送去北京，他特别嘱咐说：“这两部片是我为国家拍的，要交给国家。”虽然他晚年重病，失业多年欠了很多债，家庭经济十分拮据，他还是告诉我妈妈：你送那个片子去，不要收钱，我是捐给国家的。我母亲林楚楚在1954年4月把这两部片子送往北京，捐赠给中央电影局。
抗战胜利后回到香港，我父亲把水缸里那个拷贝挖出来了，后来我妈妈就一直在家里保存着。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电影史研究者余慕云来访问我母亲的时候，谈起这部片子，他说拷贝就这么摆着保存很危险，拿出来看看怎么样吧，当时拿出来一看，发现已经受潮，有些部分都粘黏起来了，因为家里没有冷库什么的保存条件。
当时我妈妈马上找到原来联华的摄影师罗敬浩帮忙挽救，他曾经拍过十九路军抗日战史的，后来在香港做了电影洗印厂的厂长。他就抱着那个片子，把粘在一起的胶片用手轻轻撕开，一点儿一点儿拉出来，把能抢救出来的就抢救出来，拉出来看可以用的就一段段剪接出来，可是有些部分就坏了，粘在一起根本拉不动了。过去的影片是硝酸片基，受潮后片孔变形，挂不上印片机，就得用手托着影片，一格一格地印出翻底片，再翻印成正片，并且把两格印成三格，为什么？过去拍的时候拍的是无声片，一秒钟16格，但后来的影片放映是一秒钟24格，用这个速度放无声片动作就很卡通，所以把两格印成三格，它的速度就正常化了。就这样，抢救出了16分钟的影片。这段抢救得来的16分钟影片，未经放映磨损，影像素质较好，但不完整，非常可惜。
1985年我托挚友李雨农和于蓝女士帮忙，在北京查找《勋业千秋》的下落，最后终于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片仓找到。我们缴付了优惠成本费人民币5040元，北京新影厂复制了当年捐赠的那个拷贝，那个拷贝的影片存4本3060英尺，可以放映34分钟。
1995年和2002年，我们先后将34分钟（从“新影”购回）和16分钟（黎家残存）两个拷贝，捐赠给了“香港电影资料馆”。资料馆需要把34分钟版本再翻底保存再翻正，每次影调都损失，中间层次就很少。他们很认真地把两个版本对着，一格一格地对，16分钟版本影像质量好，就替换到长版本的画面上，还改正了原有影片中部分声画不同步的情况。现在“香港电影资料馆”这个版本，由于是由两个拷贝合并而成，画面的质量和影调很不统一，但是，新影厂的版本还是影调统一的。
■我父亲是第一个参加电影工作的革命党人，他不愿做官，终生坚持“电影救国”的理想
我父亲真是把产业都典当了来做电影事业的，其实他晚年经济很困难，可他都没有跟我们提出来说你们可以挣钱帮帮家里，那时候我们几个离开香港回内地他也没有任何阻拦。我们回内地后，工资很低，不可能顾家啊。我们那时也没有这个观念，尤其刚刚解放，都一心想着参加革命，陆续都跑回来了，没想到这些。我哥黎铿一解放就回到北京，加入“北京电影制片厂”，我姐姐黎萱回来投考表演艺术研究所，还有我也回来了。到他去世前，1953年我的小妹妹黎萍想到北京考舞蹈学院，临走的时候他都哭，但还是让她走。那时他的病情很严重了，但还是不阻拦孩子们。当时大姐黎兰已与沈昌焕（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等职务）结婚，于1949年移居台湾。
我是在广州念的大学，后来参加抗美援朝，再后来到北影厂做摄影工作。1979年我妈妈病重，我才回香港去。回去以后，我弟弟拿给我一大箱子资料——他们也从来没整理过，就是那么一大箱，有照片，也有我父亲的日记。我就慢慢翻，发现这些东西很珍贵，很有教育意义，不仅是他一生经历，也是一部早期电影发展史。我就想整理出来，留给我们的子女，让家族后人知道黎民伟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父亲有写日记的习惯，而且他不仅有每年的小日记，还把重要的事项誊抄到一个厚本子上，我管它叫“大日记”。每一页都工工整整，就像我父亲一生为人处世的态度。在大日记开头几页，除了写他自己的履历、家中各人的生日等等，还特别标记“民伟一生应注意”的事项，共有三点：
一、以投机而兴亦因此而败，大虑。因财以促其寿命；
二、施恩莫望报五字，自是解除一切烦累；
三、切忌登政治舞台及走军界。
我父亲这三句话是特别重要的，这是他给自己制定的行为准则，他的一生也真是忠实践行的。只有他是不愿意去做官的，虽然他很早就参加同盟会。到民国成立后，许多革命党人做了官，黎民伟却不做官，他在日记中讲道：“目睹昔日的革命同志多在仕途上，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我认为此皆教育不普及与道德观念薄弱所致，乃决心从事戏剧工作，希望多获取经验和常识，作为今后进行电影事业的基石。”这就是我父亲开创电影事业的动机，他是第一个参加电影工作的革命党人。
孙中山先生秘书、前中山大学校长邹海滨著《黎君民伟小传》也曾这样写：“清末，激于革命思潮，加入同盟会，同志多注意政治军事工作，君独毅然以社会工作自任；组织清平乐剧社，自任演员，所演戏剧，多鼓吹革命，冀以唤醒社会；继以舞台剧感人之力，不如影戏宏远，乃转而研究影戏。嗣辛亥革命，君捐资运械，不遗余力。民国成立，凡挂名同盟会者，莫不自诩伟人；甚者竟冒党员，以争权势，君独蔑如！退而继攻其影戏术，同侪皆显达，而君曾不因之变其初志。粤中屡次革命，君出资出力，仍如故。”
他终生坚持“电影救国”的理想。 1934年他给电影厂的职工元旦贺年卡写着：“我发觉自己太渺小，难负起电影文化运动的使命；但，我自己承认是电影的忠仆，不惜为它作任何牺牲。我将不避一切艰难困苦，与同志肩负这重任。” 1936年全国抗日热潮高涨，“国防电影运动”兴起，他在这年的元旦贺卡上这样写着： “国防武力之前卫是‘空军’；国防文化之主力为‘电影’。际此非常时期，言国防者，幸勿忽视电影。”
整理这些资料的过程，我对我父亲的理解比原来一起生活时更深刻的多。其实，我父亲原本家境富裕，却愿意赔钱拍电影，更曾因不肯行贿使黑钱，迟迟拿不到建影棚的执照。尽管历尽辛苦，他还是不“投机”，老老实实做事，影院股票、戏院房产均遭人骗去，蒙受极大损失。尽心投入数十年，他自谦是“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保姆”、一名无所成的“失败者”，他曾列表写下“历年失败之回顾”，每一次都累积高昂损失，甚至被迫变卖私人房产负担职工生活。若以营利而论，确实赔多赚少，真是为了他的电影理想散尽家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