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
在谈纸的起源这个问题时，我试图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先来了解一下，世界上如果没有纸会怎么样？
现在世界上最早的、一般被称为“纸”的，是埃及的纸莎草。在埃及洛克索以及其他地方的神庙，我们经常会看到一幅表现上埃及、下埃及统一的图。图中，莲花和纸莎草分别象征上埃及、下埃及。可见，纸莎草在当时的埃及社会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可以在埃及博物馆看到纸莎草上书写的文字，它们距今已经4000年到5000年了。然而，除这些少量遗物外，纸莎草的原始技术已经失传了。原因之一，大概是因为中国古代纸张发明以后，传播到世界各地，取代了纸莎草技术，导致它的消亡。
纸莎草的原料现在只有尼罗河上游才有。这种原料和芦苇差不多。造纸时，先把纸莎草的干割开，切平，沿着纤维纵向摊平成条状，然后把多条纸莎草并在一起，再上下挤压，等水分挤干，纤维就粘结在一起，形成一个纤维平面。所以，严格讲，纸莎草并不是纸，只是一种纤维的粘合物。但我们应当承认它在人类历史上所起过的作用。并且，它出现的时间很早，至少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在这一点上，即使中国的蔡伦造纸，也是不能与之相比的。
在文字发明以前，人类最早通过口耳相传来记录历史，但是难免会有偏差，所以这种历史往往和神话、想象、传说交织在一起，并不确切。后来，人们想出了结绳记事的方法，但这种方法也过于简单。文字发明以后，中国最早把文字刻在牛骨、龟甲上，在河南安阳地区发现了很多甲骨文。中国的黄河流域还使用竹简、木简等，而在两河流域，人们在泥板上记录文字，比如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就刻在泥板上。此外，中国古代用来记录符号和文字的还有纺织品、青铜器、岩画等，这些都是纸发明以前的记录方式。
在古代中国，青铜器被称为“国之重宝”。所谓重宝，不仅因为它的贵重和铸造的不易，更因为青铜器上记载着历史。1964年，陕西宝鸡出土了国家一级文物何樽，这件青铜器的铭文上刻有“中国”二字，是目前为止最早可看到“中国”二字的实物。何樽上的铭文记载，周武王灭商朝后，占领商朝首都，举行隆重的祭天仪式。由此可见，青铜器的主人往往将最重要的、需要时代传播下去的历史用铭文的形式记载在青铜器上。当时纸还远未发明，也找不到更好的途径记录历史。
以前，我们赞扬一个人学问好，常说“学富五车”或者“其书五车”。那时候没有纸，所以他肚子里的学问要五辆车才装得下，或者说等同于五车书。当时还没有纸，文字记录在竹简上，只有皇帝、贵族才有资格把文字写在帛上面，其他大量的东西还是记录在竹简、木简上面。从出土的文物看，一个简只能写几个字，而当时的车都是牛车或者马车，所以每辆车能装的简很少。这就是为什么古文都非常精炼，每个字锱铢必较，因为无论是鼎还是简，多记录一个字都是非常麻烦的。
还有一个“伏生传《尚书》”的故事。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并未把儒家经典全部毁掉。当时秦朝的博士是可以保留和阅读儒家经典的。有位博士，后世称伏生，专门研究《尚书》。秦亡以后，天下大乱，他把《尚书》藏于墙壁内，战乱过后，一部分内容缺失，所幸他仍然记得，只是没有机会传授。在他晚年时，汉景帝派晁错来找他回忆《尚书》。因晁错是河南人，伏生是山东人，且年事已高，传授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差池，所以，现在的《尚书》有很多解释不通的地方。可见，在没有纸的时代，文化的传承是多么不容易。
东汉后期西平年间，皇帝同意在洛阳太学把所有经文刻在石碑上，称为“西平石经”。当时纸张已经发明，但价钱昂贵，并未普及。而当时太学生众多，据记载，最多时候有3万太学生。为了解决那么多人的需求，就把经文刻在石头上，相当于把标准版本告诉大家。学生可以随时来查看、对照。当时，有人专门到洛阳去看这些石刻经文。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没有纸、或者纸的使用还未普及的时候。中国最早的纸，传统认为是东汉蔡伦发明的纸，这在《后汉书》中有记载。在纸以前，用棉帛、竹简，但帛贵而简重，使用都不方便。于是，蔡伦就“伦乃造艺”了，利用树皮、麻头、破旧的渔网等，成功地造出了纸，并于炎兴元年上报给皇帝。皇帝赞扬他的本领，“自是莫不从用也”。蔡伦被封为“龙亭侯”，这种纸被称为“蔡侯纸”。
近年来，在陕西灞桥等地也发现了“纸”，它们存在的年代都比蔡伦发明纸要早，但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比如，有人分析认为灞桥纸算不上纸，仅仅是纤维的简单聚合。在我看来，纸的出现是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有关的，在东汉年间，蔡伦也未必是事实上第一个造纸成功的人，他其实是当时造纸的一个代表人物，而“蔡侯纸”也是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一种象征。虽然有学者认为灞桥纸、阳关纸等要比蔡侯纸早，但是我们应该这样看——东汉蔡伦造纸以后，才有了成熟的纸张生产方法，纸张的使用才普及开来。
那么，纸是怎么从中国传出去的呢？传统中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以外的四周都属于蛮夷之地，且认为世界上其他地方应该主动到中国来接受教育，因此没有主动传播的传统。
偶然的机会出现在唐中晚期。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高仙芝率领十国挑起战乱，但十国借助当时阿拉伯阿巴斯王朝(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的兵力，反而导致高仙芝几乎全军覆没。阿拉伯人带着高仙芝部队的大批俘虏班师回朝，同时带走了一些造纸工匠。因为中国纸的原料很容易获得，树皮、芦苇等原料沿途就有，所以这些工匠在路上就可以造纸。
历史上，阿拉伯人很善于学习，俘虏了这批人以后，就让他们发挥长处，传授造纸技术。由此，造纸术先传到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再传到巴格达，最后传到欧洲。除此之外，中国的绘画和文学等先进文化也传播到了西方。在这群俘虏中，有一个叫杜环的人，他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写成《经行记》一文，收录于他的堂叔杜佑所编的《通典》，流传至今。《经行记》是中国较早记录阿拉伯世界情况的作品。当然，对于中国纸传播的过程，学者有不同意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的造纸术绝不是埃及纸莎草技术的延续。杜环在阿拉伯世界生活了19年，公元792年，他坐上阿拉伯人到广州的商船，回到中国。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本文为作者在上海博物馆的讲演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