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延滨：报告文学的文体思考

　　报告文学的文体思考

　　李春雷是近年成就颇丰的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和蝉联两届徐迟报告文学奖，还获过其他多项文学奖。他的《木棉花开——任仲夷在广东》在第五届报告文学奖中又获初评提名。我最近认真读了这部报告文学，再次被李春雷笔下的任仲夷先生所感动，这是一位站在改革最前沿，为中国当代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政治家，正如李春雷所说：“他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职上，竭尽全力，敢踩逆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岭南开太平，尽到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能尽到的最大责任。”这部只有2万多字的报告文学，生动地刻画了任仲夷这样一位改革家，再现了这场伟大变革的风起云涌的历史画面。这部作品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可以思考的课题，就它所引发的有关报告文学的文体问题，我觉得值得思考。

　　近年来，报告文学越写越长，报告文学的文体范围也越来越广，除了我们熟悉的《哥德巴赫猜想》式的经典文体样式，纪实文体，人物自传、地方史、家族史、创业史、行业巡记以及诸种非虚构写作，均混同或当做“报告文学”。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报告文学的家族扩大了，报告文学与范畴外延扩大的纪实文学，以及范畴外延更大的其非虚构写作三者之间关系模糊了。换言之，报告文学属于纪实文学范畴，但纪实文学不一定是报告文学，如人物传记、回忆录等就不一定能视为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都在非虚构写作范畴内，但非虚构还几乎包括了除小说诗歌外的所有文体，如散文、游记、通信、日记。范畴的模糊使报告文学的特有属性淡化，同时毋庸讳言，使报告文学在文学界特别是读者中的信任度和影响力也相应下降。李春雷的《木棉花开》再次让我想到这个问题：报告文学的文体应有什么样的特质？

　　其一，报告文学首先应具备向读者“报告”的特性，它应当是读者关注的当下正在发生或刚刚发生过的影响社会进程和发展的人物、事件及重大社会现象。报告性要求，一是新闻事件的延伸和追踪，二是现实生活的深入与调查。真人真事当然是第一性的，除了真人真事，还应当是读者关注的与时代社会发展进程有关联的人物、事件、现象与问题。《木棉花开》写任仲夷，这就具有重大的“报告”性，因为任仲夷的经历影响着中国的改革进程，牵动了每个中国人的神经。如果写某位企业家，也是真人真事，但重在个人传记，与更多读者的关联并不大。当然并不一定是正面的报告，赵瑜的《马家军调查》、何建明的《落泪是金》以及社会问题报告等，都紧贴着社会、世道、人心，说到底是直指读者的“现实关注”而写出的作家的“报告”。只有这样，才能将报告文学和一般的纪实文体、传记文体，地方志、企业史、行业史，以及其他非虚构写作区分开来。

　　其二，报告文学必须是向读者进行的“文学报告”。文学性是报告文学区别于新闻学和社会学的重要前提。读者关注的影响社会进程的事件、人物与问题，同样可以用新闻的方式提供，如“焦点访谈”，也可以用社会学的方式写出论文。强调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一要强调写活人物写好故事，二要强调讲究文学的表达方式。写好人物是核心，如《木棉花开》的开篇：“到广东上任的时候，他已经66岁了。面皱如核桃，发白如秋草，牙齿几乎全部脱落了，满嘴尽是赝品……”没有人，写不活人，作品难成功。还要写好故事，任仲夷日理万机，千头万绪，李春雷写的“鱼骨天线”事件、“二进宫”事件，几件事情浓墨重彩，一下子人物就立起来了。现在许多报告文学，一写几十万字，事无巨细，结果让读者望而却步。要舍得丢，要沙里淘金，不要把沙子和金子一起端给读者。文学性的另一方面，是要有作者的加入，要写出作者的思考、判断与爱憎。我相信，《木棉花开》是真实的，但我也知道，我是跟着李春雷的心去接近这种真实。

　　其三，报告文学应该惜墨如金，在尽可能短的篇幅中完成对事件与人物的叙述，以尽可能短的篇幅征服读者。李春雷2万多字写了任仲夷，够精彩，这就叫报告文学。如果他写50万字，我想也能有足够的素材，但我认为那是“任仲夷传”，更应视为传记文学了。

　　简单来说，我认为在纪实文学和非虚构作品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的今天，李春雷的《木棉花开》给我们的启示是：报告文学应该强调它的文体三要素：报告、文学、篇幅。(叶延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