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影斧声：千古之谜“刺宋案”
□记者 朱金中 文图
引子
闸北公园是上海北区一个很大的公园。公园西边是一条大道，名为共和新路。当年为共和奔波最终遇害的宋教仁就长眠在此。
2011年5月5日下午，我走进闸北公园时，游人并不多，有家长带着孩子在公园里玩耍嬉闹。
宋教仁墓在公园北区，我在路人指点下到了墓区。龙柏掩映下，一座三四米高的石像跳入眼帘，宋教仁低头沉思，安详而坐。基座上刻着章炳麟先生所题“渔夫”二字——宋教仁别名渔夫。
基座背面，刻有题语：“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呜呼！九原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于右任撰，康宝忠书，勒石宋教仁闸北墓园。”
于右任和康宝忠都是革命党内宋教仁的好友。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后不治身亡。1924年6月，革命党人在闸北地区买了一块墓地，将宋教仁安葬于此，请于、康二人为石像题语。当时“二次革命”尚未发动，宋案扑朔迷离，真凶未能显迹，这让于、康二人悲愤不已，所以才有“九原之泪，天下之血”的说法。
石像后不足十米处，是宋墓。宋墓不大，呈半球形，墓前立有“宋教仁先生之墓”石碑。
几个老人正在锻炼身体，一个自称许阿伯的上海老人告诉我：“这个地方原来不叫闸北公园，解放后改的名字。解放前叫宋公园，就是纪念宋教仁的。”
许阿伯说，他小的时候，宋墓刚建成没几年，来的人不多，那时候这儿还是乡下，很清静。现在市区扩大了，这里也热闹起来了。“你看，墓上面不是有个鹰吗？”许阿伯指着宋墓顶上一个雄鹰展翅的雕塑说，“很多人都说，这鹰象征着革命党凌云之志，但我认为这不好，你看这鹰是低头的，鹰嘴快衔着自己腿了，说明宋教仁壮志未酬啊。”
当得知我是河南的记者后，许阿伯说：“哎呀，袁世凯，袁大头不就是河南人吗？宋教仁就是你们那个袁世凯给暗杀的吗？”
末了，许阿伯笑着叮嘱我：“刚才我是胡说的啊。尤其是不吉利那个话，是迷信的，你最好别往报纸上写啊。”
获邀赴京，宋教仁车站遇刺
1913年1月，国会正式选举开始。尽管进步党方面有梁启超这样的老牌宪政专家操盘，但宋教仁的实战能力似乎更胜一筹。2月，两院大选揭晓，国民党独得392席，进步党只拿下了223席。国民党组阁已经稳操胜券。
2月1日，踌躇满志的宋教仁从湖南老家桃园出发，经长沙、武汉沿江而下，而后又到南京、杭州、上海，视察党务、宣传共和。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这是宋教仁在杭州休憩时留下的一首诗的最末一句。此时的宋教仁，完全陶醉在一展抱负的豪情壮志之中。
3月初，袁世凯发电邀请宋教仁“速赴北京，商讨国是”。
临行前，曾有好友提醒宋教仁提防“些许小人”对他有“不测之危险”，但宋教仁笑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
3月20日晚10时50分，黄兴、陈其美、廖仲恺等人到上海车站，为宋教仁送行。宋教仁刚进入月台入口，枪响了。
据现场目击者回忆，“突于宋君背后闪出一人，出手枪连发三出。第一出中宋君右肋，斜入腹部；第二出向黄克强身边掠过；第三出从吴君颂华胯下而过，幸未伤人(《宋教仁传》)。”凶手趁乱逃走，人们七手八脚将宋教仁送到附近医院。
直到临终，宋教仁也不认为自己是被袁世凯刺杀的，因为他被抢救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让黄兴给袁世凯发电：“北京袁大总统鉴：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传》)
因伤势严重，流血过多，宋教仁其间几度昏迷，23日凌晨，“国民党教父”宋教仁与世长辞。
蹊跷案情，刺客狱中暴毙
据一些当事人回忆，医生在对宋教仁实施手术时，发现弹头上有毒，可见刺客是非置其于死地不可。
“刺宋”消息传开后，舆论大哗。
袁世凯随即给江苏都督程德全发急电，要求“迅缉真凶，穷追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
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大血案很快就有了眉目。3月23日，一个自称古董商的河南人王阿发主动向上海租界巡捕房报案，称10天前老主顾应桂馨拿了一张照片让其杀人，许诺事成后给1000元酬劳，但王阿发没有答应。王阿发指认，应桂馨当时所示照片之人就是宋教仁。
巡捕房立即展开搜捕，当天在湖北路一妓女家中捉到了应桂馨。第二天，巡捕又在应桂馨家将刺客武士英捉拿归案。在应宅，还搜出了应桂馨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密电本及多份电报。
武士英其年22岁，山西人，曾在云南当兵，历任营长等职，退伍后流浪到上海，失业。审讯时，武士英将杀人动机和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名下。
应桂馨，又名应夔丞，浙江人，有资料显示他曾是同盟会员，跟随陈其美参加革命，担任过孙中山总统府庶务科长，“刺宋案”发时为江苏巡查总长。
洪述祖，江苏常州人，原为直隶候补道，后得到袁世凯赏识，其时为内务部秘书。
经多方交涉，4月16日武、应二人被从巡捕房移送到上海地方监察厅看管。但4月24日，武士英突然中毒死亡。据史学家陶菊隐《北洋史话》描述，应桂馨在牢中过着舒适生活，居然能抽大烟。武士英暴毙后，法院怕应桂馨也来个死无对证，禁止其再抽大烟。
5月8日，上海法院发出传票，要求涉嫌此案的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赵兼任内务总长)、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等到庭对质。
但洪述祖逃到了青岛租界，赵秉钧称病拒不出庭。
一个躲进了租界，一个躲进了医院，“刺宋案”的司法程序无法进行下去。很快，随着“二次革命”的爆发，“刺宋案”不了了之。
幕后真凶，至今没有定论
对于“刺宋案”幕后凶手，后世史学界大约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暗杀。
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黄兴。宋教仁死后，黄兴撰写挽联，矛头直指袁世凯：“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
这种说法流传最广，但因为没有一个证据表明此事与袁世凯有直接联系。据章士钊回忆，宋教仁遇刺的电报传来，他正和袁世凯一起用餐。袁世凯看完电报后叹息说：“遁初(宋教仁字遁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一声叹息，袁世凯是故作表演还是真情流露，不得而知，但不妨推测一下，即使宋教仁到京组阁，袁世凯身为总统，手握军权，尚有回旋余地，似乎犯不着暗杀。
第二种说法为赵秉钧擅自将宋暗杀。
这种说法的依据是，宋教仁进京组阁，第一个下台的是赵秉钧。据公布的应、洪之间电文显示：3月21日，应致洪电：“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转呈，就是呈给洪的上级，那只能是赵秉钧(洪述祖为内务部秘书，赵秉钧兼任内务总长)。但所有电文均为隐语，并没有指名道姓，赵秉钧为元凶也只能是猜测。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袁或无立刻杀宋之心，然赵为保其相位，而趁机除一切劲敌。”(《袁氏当国》)
但据民国要人张国淦回忆，宋教仁遇刺消息传来，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会议，闻讯“大惊失色，当即离座，环绕会议长座数次，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北洋述闻》)
由此来看，赵秉钧对宋教仁遇刺似乎并不知情。
第三种说法为，刺宋元凶是国民党人陈其美。
一些史学家推测，陈其美之所以暗杀宋教仁，缘于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更重要的，陈其美和应桂馨的关系很好。今年上映的电影《建党伟业》就采取了这一说法。
由于众说不一，幕后主使究竟是谁，至今没有定论。我更赞同骆宝善先生的看法。
骆宝善先生说，但凡一个政治人物，身边就会有一堆人，“上有好焉下必甚焉，有时候领导人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下面的人就推测其意，身先士卒要替领导出力”。袁世凯也好，赵秉钧也罢，也许都无杀宋或立刻杀宋之意，但下属“立功心切”，争先替领导“分忧”，终于酿成血案。
近百年来，有关“刺宋案”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宋教仁之死，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哀怨凄凉的政治悲剧。
随着“刺宋案”的爆发，近代中国政坛两大政治力量，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再无妥协，和平建国与宪法政治也走到了死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