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京生
编者按：日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宋向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国家文物局这些年一直致力于推动博物馆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如对国家一级博物馆的评估，以及是否建立了理事会制度，是考量其组织管理的重要指标。近几年来，中国博物馆正在步入一个高速发展时期。而与之相同步，无论是决策者还是博物馆经营者，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对现有博物馆体制进行改革的呼声。设立董事会制度，似乎是探索的路径之一。
董事会制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早已不是新鲜事了，但对类型多样的国内博物馆而言，它还从来没有与之同生共长过，这个话题是全新的，也因此更值得探讨。
西方博物馆历来有董事会制度的传统。时代在转变，董事会制度也是在变化的，跨入21世纪，博物馆的许多传统职能发生了转变，博物馆重视受众的需求与愿望，营销需求影响了被严格控制的研究项目的决策。有两个原因直接导致了这一变化，一是博物馆吸引公众注意力的竞争，再一个就是筹资的压力，无论资金来自博物馆的收入、社会捐赠还是政府补贴，一个强有力的董事会能帮助博物馆实现上述目标，董事会能为博物馆带来财富、才智与工作机会。
董事会的行为 要从博物馆利益出发
美国洛杉矶宝尔博物馆馆长宝尔曾给笔者介绍了国外几种董事会制度的特点。他特别强调，董事会无论从属于博物馆还是相对独立，都有一个共识，即行为必须从博物馆的利益角度出发。
第一种董事会，是所谓的联盟或成员董事会，这种董事会的成员结构相对年轻，也不参加博物馆政策的制定。联盟董事会通常负责某一具体项目，如每年的筹款，也负责一些大型活动的票务活动，很多联盟成员对这一职位很满意，所以多年不求升迁。然而对于博物馆来说，需要有更加强大的理事和托式董事会承担其未来发展，所以新的制度又应运而生了。
第二种就是托式董事会制度，即委托式管理董事会制度，它是董事会管理机制的核心，对于博物馆负有托式责任，并制定博物馆政策。托式基金会是董事会的主要部分，对博物馆的发展非常重要。托式董事会的目的，一个是要为博物馆制定政策，另外一个是承担筹集资金的责任。博物馆馆长需要负责博物馆的日常经营，而每个托式责任的董事会成员需要为博物馆筹集资金。每年，宝尔博物馆董事会会筹集不少于1亿美元的资金，而他们所筹集的资金对博物馆的政策执行以及项目的开展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同时，他们也为博物馆提供法律和财务的顾问服务，而这些服务是非常昂贵的，这也是董事会贡献博物馆的一种形式。
另一种董事会的形式，称为管理董事会或管理委员会，董事会成员代表政府和行政区，由地区委任。比如，洛杉矶的每个地区都有一个监管委员会，他们有责任选派一定数目的博物馆董事会成员，作为地区利益的代表。当馆长代表博物馆向政府申请年拨款时，政府委派人员的意义就非常重大。由此也可看出，政府拨款对于博物馆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博物馆这3种董事会形式，对博物馆的管理、筹资和最终的成功都起到了关键作用。托式基金会是董事会的核心，托式成员帮助馆长提高其执行力为博物馆获取大量资金。他们在制定政策，收集资金方面起到主要的作用。而管理董事会的董事是同政府机关对话的人员，他们在处理政府拨款的财务工作中代表馆长，他们是连接博物馆和政府补贴的成员。
董事会制保障非赢利制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馆长莱文索说，该馆由大学的董事委员会所有，这个董事会对文物有最终的所有权、解释权和保护权。很多美国博物馆的董事会采取循环制，并且经常轮换，从某种角度来说，一直循环，一直有新人进来。如果博物馆的董事会对办馆宗旨是认同的，而且是愿意为此效力，董事会会一直延续下去，博物馆的宗旨就会不断地执行、不断地前进。尽管资金对博物馆的生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董事会对博物馆重要性的认识、对宗旨的认识更为重要，所以董事会对博物馆的生存和继续发展有着责无旁贷的责任。
宾夕法尼亚大学每年给博物馆15％至20％的必须资金，还有15％至25％来自于基金会，“因为每一个博物馆都有一个基金会，我们只能用其中一部分的本金，所以我就要筹集博物馆所需的50％至60％资金，这就是我每年的任务。这不是我一个人，我们有一个团队一起搞集资，但这是我的工作，所以我老是伸出手要钱。”莱文索说。对于董事会成员来说，他们要了解这个博物馆每年支出是多少，账簿对董事是开放的，所以他们一看账簿就知道博物馆每年需要多少钱，并知道他们口袋里要准备好多少钱，用来支持博物馆。同时，董事会也希望对博物馆的宗旨、发展方向提出建议，同时也为博物馆尽心尽力做点工作。
在美国，因为博物馆是一个非赢利的机构，所以为了保持这样不赢利的制度，必须要有董事会的支持。
国内博物馆呼唤董事会制
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馆长王立梅说，作为国内博物馆，其预算很大程度来自政府的投入，但是艺术馆还是很重视能够从企业、公司和社会团体里得到一些捐助。这里也有寻找一个平衡点的问题，因为很多公司的投入需要回报，这种回报其实具有某种广告性质，很多企业已经尝到了甜头。“我们觉得虽然这条路很艰难，但是并不是不可以走。在国外，博物馆和学校是两个终身教育的大课堂，在中国还没有形成这样的形式和机制，所以我们要引导社会的企业界精英们关注博物馆，关注博物馆给公众带来的教育职能，使他们知道支持博物馆事业，就是支持了社会文明的发展。”王立梅认为。
资金匮乏是博物馆界所面临的共性问题，由于经常操作高品质的引进展览，世界艺术馆的资金缺口尤为突出。因此，王立梅表示，中华世纪坛目前正努力克服各种困难，酝酿筹备董事会。
虽然这一制度对于中国几乎所有的博物馆来说都是“舶来品”，但有专家认为，博物馆将要开始的尝试，不是“勇气可嘉”，而是“迫在眉睫”。试水董事会制的最大障碍，是中国当下尚没有一整套鼓励企业参与博物馆等文化事业捐赠的税收体系，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于公益性、救济性捐赠支出，允许外资企业在税前全部扣除，但内资企业的这笔支出则不得超过年应纳税所得额的3％，且申报程序相当繁杂。一些有意参与的企业正在等待国家出台对赞助博物馆的企业和个人更为有利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