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亮
蔡元培先生是翰林宿儒，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然亦不排斥西学，崇尚自由的、兼容并蓄的学术精神，在胡适的笔下，蔡元培“是位极能接受新意见新思想的现代人物”。而林语堂从小接受西洋文化教育，自谓“我的头脑是西洋的产品，而我的心却是中国的”。蔡元培和林语堂两个人尽管文化背景不同，但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却殊途同归，都主张中西文化的“融和”、“融合”，积极为中西文化交流铺路架桥，从历史上看，当时在他们的努力下，确实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
在蔡元培的中年时期，因激于时变转而瞩目西方。他先后5次出国，留居德、法等国近12年，“集两大文化于一体”，认为“今世为东西文化融和时代”，实现了由翰林宿儒向新型知识分子的转变。蔡元培在《文明之消化》、《东西文化结合》等文中，对中西文化有比较充分的论述。他相信人类既有共同经济，就会有普遍原理，中西文化各有所长，只是进步迟速差异，“主张保存国粹的，说西洋科学破产；主张输入欧化的，说中国旧文明没有价值。这是两极端的主张。”应该“善于吸收和消化西方文明”，“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生一种新文化。”对于蔡元培先生的这些论述，林语堂是持赞同态度的。他在《思念蔡元培先生》等文章中说，“对西方思想有真认识是不容易的，否则班门弄斧，人云亦云而已。”“在他一辈所谓有新思想新学问的人物，只有蔡元培真懂得西洋的思想和文化。”
蔡元培还认为，当代学者“当为东西文化作媒介”，“以西方文化输入东方”，“以东方文化传布西方”。在国外期间，他整理中国旧籍，积极向外输出优秀民族文化。广泛涉猎和研究西方文化，介绍求知重理、提倡科学、追求进步等理念，加以消化吸收，完成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伦理学原理》、《哲学大纲》、《妖怪学讲义总论》等著作，撰写了《美学的进化》等文章。回国后，还邀请著名哲学家杜威、罗素到中国讲学，轰动一时。
蔡元培持“融和”的中西文化观，最突出的实践，莫过于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办学方针，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林语堂曾说：“谁也知道，那时的北大是全国思想革命的大本营。而北大之所以能够如此，是蔡先生在北大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政策。”
林语堂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但随着个人经历、时代发展的变化，他的思想取向也逐渐转变，从“精神欧化”到发现东方文明“有极优异之处”，最终形成了“融合”的中西文化观。林语堂用英文写了《谈中国文化》，用中文写了《谈西洋文化》，认为在文化层面上，“天地至理，本人所共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看到彻底处，文化无中西之分”。“我不晓得将来东西文明是否会沟通起来，可是在事实上，现在的东西文明已经联起来了。”“机械的文明中国不反对，目前的问题是怎样把这两种文化加以融合。”林语堂主张东西文化“沟通”与“融合”，与蔡元培的“融和论”一脉相承。
蔡元培“以西方文化输入东方”，“以东方文化传布西方”，两方面的成就以后者更大。林语堂最大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但重在前者。
1936年旅美之前，林语堂着重批判“落后的”中国文化，认为必须抛弃固有的落后性，学习西方文化的进步性，尤其要学习西方人革新和奋进的精神。1935年他用英文撰写介绍中国国情与文化的社会评论集——《吾国与吾民》，成为当年美国畅销书。对于当时的西方来说，这本书是深知国情的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关于中国最完备、最重要的书”，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提供了非常形象和便利的条件。
林语堂移居美国后，发现西方文化的一些弊端——由于对物质的极端追求，导致心灵萎缩、人道沦丧以及权力膨胀等——主张中西文化互相弥补吸收，把各种文明最优良部分组织起来。于是，在当时新文学大量吸收借鉴西方文化之时，林语堂逆向“输出”中国文化。在美期间，他以英文撰写《生活的艺术》、《中国的生活》、《京华烟云》、《苏东坡》等著作，翻译出版《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和《浮生六记》、《老残游记》等。林语堂介绍中国文化的英文著作有二三十种，其数量之多、影响之大，至今仍恐无人能及。
1928年4月，南京政府成立了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出任院长。此后蔡元培聘请林语堂担任外国语编辑主任，月俸300元，这相当于当时大学里著名教授的工资，为当时没有固定职业的林语堂提供了生活保障。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写到，当时他们俩住处很近，每天同乘一辆车上班。蔡元培“平易近人，不斤斤于细节”，“果然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辈，说话总是低微的声音，待人总是谦和温恭。”讨论问题时总是很客气地说：“是是，你的说法不错。”
在林语堂眼中，蔡元培既是春风化雨的长者，也是特立独行的勇者。1919年5月8日，北大教员们聚会反对“凡尔赛和约”将山东半岛割让给日本，抨击北洋政府对学生的镇压和迫害，许多人激昂慷慨，但无实际行动，只表示要发通电抗议。这时，蔡元培站起来，低声说：“我们这样抗议，有什么用处。应该全体总辞职。”第二天，身为校长的他竟然一个人坐火车南下，并在6月15日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引发各方广泛的“挽蔡行动”。林语堂多次提到这件事，说蔡元培“软中带硬，外圆内方，其可不计较者他不计较，大处却不肯含糊”；“有临大节凛然不可犯之处，他的是非心极明”。
